正确评价民族教育旗手
陈六使创办南大的功劳
——写给全球南大校友在怡保举行的“陈六使追思大会”

南洋大学在1953年创办，在1956年开课，而在1980年被新加坡李光耀统治集团关闭迄今已有33年，其倡办人陈六使在1972年逝世迄今已有41年了。过去有过许多南大校友或非校友的学者写了不少关于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的回忆或针对相关议题的评论文章，但这些著作在某些为权贵们所赏识和重用的权威学者看来，都尚未达到学术专著的水平。

李光耀统治集团在1963年新加坡大选结果揭晓的隔天就褫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从而迫使陈六使不得不离开南大理事会。从1965年至1979年南洋大学无论在学制、课程、收生、教学语言等方面逐渐变更，最后成为一所以英语英文为教学语文的大学，在1980年并入新加坡大学，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80年也是新加坡终结有百年历史的华教体系(以不超过10所实行新政策的“特选中学”取代)的一年。李光耀统治集团在1982年，又按照他们的新政治需要，把设立在云南园的“南洋大学”改称为“南洋理工学院”，之后又在1991年将它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以体现这所高等学府的性质和地位的变化。李光耀统治集团成功把“南洋理工学院”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的同时，还别有用心地肯定“南大精神”,呼吁南大校友协助这所新大学的发展，建议将南大校友名册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迁入南洋理工大学，以实现他们所期望“带来新旧南大历史衔接的契机”。李光耀统治集团妄想巧妙改写南洋大学历史的这项计划，终于以失败告终。但李光耀本人对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的话语权的掌控却从来不曾放松。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在2001年就开始了“南洋大学历史研究”，从南大创办人、南大学生会、南大与政府的关系和南大左倾思想4个课题着手展开研究。在2004年主办了“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由研究者宣读各自的研究心得。此后在2006年出版了丘淑玲著《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在2007年出版了李元瑾主编《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的多位学者的论文集之后，在去年（2012年）同时出版了两本重要著作：一本是周兆呈著《语言、政治与国家化——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1953—1968）》，另一本是利亮时著《陈六使与南洋大学》。

最后的这本《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的论著被赏识为“一部开创性的学术作品，并自成一研究体系”。有关当局和权威学者们还特地举办一场名为“纪念陈六使逝世40周年研讨会”实为“又一次清算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的政治宣传会。如果把上述学者们的著作和言论，跟李光耀在这个研讨会举行之前不到一年时间出版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其中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所揭示的含义和目的，联系起来考察，这些学术著作和相关言论所包含的的政治意义和目的，就隐藏（或者说掩盖）不住了。

陈六使是南洋大学的倡办人，尽管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目前还有别有用心者妄想抹杀这个历史事实。一名南大出身、名闻国际、现居澳洲的历史学家颜清湟却肯定地说，“我们可以对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丰功伟绩作一历史的定位：‘没有陈六使，就没有南洋大学。没有南洋大学，就没有超过万名的南大毕业生对新马建国和发展，以及对国际学术界所作出的可观的贡献’。”（见《颜清湟序》，载于利亮时著《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一书，页XV）

我个人认为，只是尊崇陈六使为南洋大学倡办人，是不足够的；陈六使不仅是南洋大学倡办人，而且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南洋(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华裔族群争取母语高等教育运动的伟大旗手。我提出这个见解的主要论据是：

• （1）没有陈六使，就没有南洋大学，也就没有后来在马来亚半岛由华人社会建立起来的继承南洋大学的民族教育精神的新纪元学院和南方学院（前者正在等待升格为大学，后者已在今年(2013年) 升格为大学）——新马分家之前，南洋大学原是马来亚、沙巴和砂劳越华文教育体系中的高等学府；

• （2）新纪元学院与南方（学院）大学如今可以说是马来亚半岛华人社会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而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学府，换句话说，也就是马来亚半岛民办的从小学、中学到高等院校的完整的民族（母语）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3）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及其坚定不移的信念与奋斗到底的精神，就是为后来的新纪元和南方学院的设立，树立了一个华裔族群在本身的所在国争取母语教育生存发展权利的光辉典范。从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的华文教育的发展史来看，陈六使就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南洋(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华裔族群争取母语高等教育运动的伟大旗手，跟在马来亚半岛反对“华文中学改制”与“争取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的华教运动的最杰出领袖林连玉，可以互相媲美。他们两人同样是上个世纪新马华教运动的伟大旗手，不同点在于：林连玉是一介布衣，陈六使是千万富翁。

根据南大校友陈炎成所写的《陈六使生平大事表》记载，陈六使在1897年诞生于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集美乡（今属厦门市）的一个以务农捕鱼为生的贫寒家庭，是陈嘉庚的同乡。他在20岁时（即1916年）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谋生，先到陈嘉庚在马来亚的树胶园工作，为陈嘉庚所赏识而后调他到办公室，协助经营树胶贸易。1923年陈氏兄弟合资成立“联和树胶公司”开始创业。两年后又成立“益和树胶公司”大展鸿图。终于在10年内，名列新马10大胶商之榜。陈六使自1937年起即担任新加坡树胶公会主席，又任胶较工会主席，成为新马树胶业团体领袖。1950年，陈六使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也当选为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此后他连任至1972年逝世为止）。1950年代陈六使的树胶公司因南北韩战争爆发导致胶价大涨而财源广进，因此1950年代是陈六使企业的高峰期，除树胶之外，陈氏兄弟也投资银行业、报业和保险业。陈六使曾担任华侨银行董事主席、香港集友银行董事主席、南洋商报董事主席。他和兄长文确先后担任过亚洲保险有限公司和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主席（以上所述，见于王如明主编《南洋大学倡办人陈六使先生百年诞》一书，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7年出版，页143-174）。

英国殖民部当时对陈六使做了这样的评价：陈六使是一位谨慎的资本家，他对商业的兴趣甚于政治。但是，这位白手起家、能够经营树胶国际贸易的成功企业家，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专书作者的眼里和笔下，只是一名不值得推崇或敬仰的“学历不高，对兴办大学毫无经验的千万富翁”。作者似乎要让人相信：“由于办学经验不足，陈六使忽略很多相关细节，例如以‘有限公司’名义来注册，造成政府无法承认南大学位”；“由于缺乏全盘计划和周详考虑，当南大学位需要得到政府承认时，这些问题就一一被两份报告书所揭露”(见该书第七章结论篇，页202、207)。已有多名学者和南大校友先后在《新加坡文献馆》南大史实栏，贴文驳斥该书作者颠倒是非的胡说。

我个人认为，陈六使不仅是“谨慎的资本家”，而且是敢于向当时的英殖民政府与宗主国，争取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经济与语言文化权利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提出这个见解的主要论据是：

• （1）陈六使从本身的奋斗过程和华族同胞的遭遇，认识到殖民地人民必须拥有参政权，才能改变本身的处境和前途,。他大力主张华人必须争取公民权和参政权。1951年2月，陈六使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时，代表华人向英政府提呈要求放宽公民权的备忘录，要求让非英籍华人取得公民权。1952年2月再呈备忘录继续争取。1953年英殖民政府颁布《林德宪制委员会报告书》，陈六使便领导中华总商会，发动拥有投票资格的20万选民积极参与选举活动，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陈六使领导中华总商会，结合广大群众的力量，终于迫使新加坡议会在1957年7月通过公民权法案，为当时居住在新加坡满8年的22万民众争取到应有的公民权。根据《李光耀回忆录》中的“李光耀纪事年表”记载：从1950年至1959年，李光耀由英国返回新加坡执业当律师，并担任几间工会的法律顾问；人民行动党在1954年11月才正式成立，李光耀当选党秘书长才立足于政治舞台；

• （2）战后初期，英国在新马设立军政府管治，树胶成为统制物资，由英国垄断买卖，树胶商必须以低价卖给英国伦敦收购组织。胶商无法展开树胶自由贸易，陈六使因此一再呼吁解除统制，终于迫使英国殖民政府在1947年元旦宣布取消这项统制。树胶价格因恢复自由买卖而逐渐上升。1950年6月25日南北韩战争爆发，美国和中国随即参战，至1953年7月27日结束。树胶是重要战略物资，欧美国家和前苏联集团争相采购囤积，其价格因而节节上升，使到胶商获利丰厚。此后整个50年代，陈六使的“益和”及李光前的“南益”被誉为“南洋树胶两大巨头”。为了争取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广大人民的利益，陈六使和李光前力图反抗甚至打破新马树胶行业遭遇到的控制和垄断，力争把树胶的国际贸易中心，从消费国的伦敦和纽约转移到生产国的马来亚和出口地的新加坡。这都是陈六使和李光前作为民族资本家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不朽贡献；

• （3）1954年新加坡立法议会里规定只许使用英语英文。中华总商会通过其议会代表陈振传，在立法议会提出废除语言限制议案。1951年1月，陈六使领导中华总商会，发动所有社团和民众，展开10余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将华语及其他民族语言列为议会语言。1955年8月15日，英国殖民部大臣林诺鲍从伦敦来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属下商团组成1,600人的请愿团，在加冷机场手持标语横幅向他请愿。林诺鲍告诉代表团：本地政府有权力解决这个问题。1954年2月9日立法议会通过，采用英、华、巫、印四种语言为议院通用的语言。陈六使领导中华总商会争取华语及其他民族语言列为议会语言，是非常执着的，即使他已从会长职位退了下来，还是中华总商会争取议会使用多种语言运动的非常重要的推手。陈六使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立法议会使用多种语言的主张和行动，跟他此后在南大办学问题上，坚持民间参与主办、保留华语教学媒介、反对政府掌控主宰、反对变为英文大学的主张和行动，是相一致的。

李光耀统治集团在1963年新加坡大选结果揭晓的隔天（即9月22日）就褫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政府宣布褫夺其公民权的理由是：“陈六使曾经积极和南洋大学的反国家共产党活动队伍合作，这群人以前是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的鼓动者。陈六使曾经公开地与大事叫嚣地干预这次选举，签署这些共产党以社阵候选人身份起草的声明，抨击政府。”李光耀当年褫夺陈六使公民权的专横行动，50年来没有任何保皇派学者可以说明它的正当性。《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专书作者利亮时，也只是在他的结论篇中这么说，“从笔者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看来，陈六使并没有和共产党有密切的关系。陈六使在早期殖民政府的眼中，只是一位对商业的兴趣甚于政治的资本家。在陈六使公民权被褫夺的一年后，由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发表的《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报告书也没有点名陈六使是共产党同路人。”（见该书，页209）

我个人认为，该书作者利亮时所提出的“由于他（陈六使）挽救华文教育心切，希望通过自己和南大生的力量，扭转整个政治局面，以挽救南大甚至整个华文教育，因而兵行险着。惟结果是人民行动党成功蝉联执政，而他就为自己的冒险举动付出了代价，即个人公民权被褫夺和离开南大领导层”的评论，是作者有意取悦当权者而发表的不具丝毫学术价值的肤浅说辞。

李光耀在1999年出版的《回忆录（1923-1965》中有这样的表白：“1963年的选举对共产分子来说是个分水岭。选举过后不久，两名背叛人民行动党的议员，在以社阵候选人的身份当选后，突然转入地下失去踪影。他们是陈新嵘和黄信芳。前者是我过去的政务次长，后者干过颠覆建国队的勾当。他们一定以为社阵竞选一失败，他们就会被逮捕。然而我们的目标却暂时对准其他人。我们决定对一批知名人士采取行动，以期收惩一儆百之效。这批人曾替共产党人出面做事，他们以为凭着自身的财富和他们在说华语或方言社群中的地位，就可以免受惩罚。在我们的名单里，陈六使名列榜首。他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名誉会长，也是南洋大学的创办人。我心里早就盘算着，一旦政府具备政治实力，将会找他算账。如今我们有了政治实力，就不能容忍他在报上继续大谈共产主义路线，并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地位作挡箭牌。”（见该书，页568）

李光耀的这段表白和相关的历史事实印证了以下主要三点：

• （1）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人民反殖运动的推动下上台执政，李光耀掌握自治政府总理大权之后，很快就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导致以林清祥为首的工运领袖决定与李光耀划清界线，在1961年退党，另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到1962年，新加坡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有组织力量有了空前的发展。因此，以林清祥为首的工运领袖成了李光耀的“眼中钉”，社阵成了人民行动党接管英殖民政府逐步移交政权的“竞争者”。

• （2）1963年的“冷藏行动”（即“二·二事件”）逮捕了百多名左派组织的领袖和干部，其实就是李光耀统治集团为了保证赢得当年9月新加坡大选继续掌握政权，与英国殖民政府和马来亚统治集团联合采取，对新加坡左派组织力量（主要是以林清祥为首的工运领袖和工会组织）采取的大规模镇压行动。李光耀的目的显然是想让他心目中的“共产党人”和异议份子，从此完全消失于新加坡的政治舞台。李光耀也因实现他的这个理想而洋洋得意，不可一世，迄今已有半个世纪。

• （3）李光耀完成了对林清祥等众多左派工运领袖的逮捕监禁以及部署了对左派工会组织的镇压步骤之后，在赢得1963年9月大选继续掌握政权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宣布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李光耀的这项行动，除了迫使陈六使退出南大理事会，让政府方便全面控制南大，从而更迅速地把南大变质为一所官办英文大学的直接目的之外，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还在于：把矛头指向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不过是李光耀“惩一儆百”的一项标志性行动罢了。李光耀显然是旨在威慑新加坡资本家必须乖乖听话，以便统治精英可以大展鸿图。李光耀在赢得大选取得政权的第二天，就对付像陈六使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否足以说明他所掌控的政权的反人民、反民主的本质与特性？李光耀是否实现了符合他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理念的理想国家？绝大部分南大校友和广大的华族群众都心里有数，人民的历史一定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总而言之，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显然就是一桩政治冤案，新加坡政府必须设法加以平反，还陈六使、他的家人和华人社会以公道与正义！

过去，有过一些校友曾发表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必须获得平反的个人感受的文章，但是全球有11个南大校友会组织，却未见其中1个曾发表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是必须平反的冤案的正式文告。更甚的是，全球南大校友会每两年轮值在一些国家或地区举行的联欢大集会，至今已有13次(届)了，却没有一次（届）表达过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冤案必须平反的正义呼声。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因此，我想趁着这次霹雳州南洋大学校友会发动全球校友，在今年9月7日（星期六）与8日（星期日），聚集怡保举行“陈六使追思大会”的良好时机，请求这次大会通过“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是一桩政治冤案，新加坡政府必须加以平反”或类似内容的提案。今年的9月22日，就是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的50周年纪念日。50年之后若能让李光耀亲耳听到南大校友发出的这项正义呼声，对广大南大校友来说，无疑是发扬南大精神的最好的表现；这就是对陈六使的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南大的最好的纪念。我愿意与广大的南大校友共勉!

(2013年6月杪完稿于马来西亚，柔佛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