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 依 ──
终于盼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但我只能用两个字来评价:失望。
很明显,第三个历史决议是按照第二个历史决议写就的。邓小平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画了一个框,造成第三个历史决议不能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草拟,延续第二个历史决议重复不公正的论述,显出其中的矛盾。
第一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了建党以来正反两面的论述,指出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曾经犯上的经验教训,列举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等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指出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盲动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盲动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及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这些倾向差一点使党军覆灭,险些导致中国革命归于失败。
决议论述了上述错误产生的根源,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强大的革命力量,最终使解放战争得以在三年时间中得到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第一个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打垮国民党八百万大军是非常艰难的。决议最后指出:
“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并指出:
“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历史证明,在毛泽东领导下,第一个历史决议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写就。邓小平一共五次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毛泽东犯了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
于是,根据邓小平定下的框架,就有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的“‘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上述这些“罪状”符合事实吗?不!
“大跃进”的出现,并不是如决议中说的“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国三农专家温铁军在《告别百年激进》中说:
“……1957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苏联突然中止了对华投资。……直到1957年其应该交回的中国领土才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苏联不再向中国投资了,……苏式的工业化停了。……由此,就有1958年郑州会议要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政府无苏联投资,经济就得停下来,不如让地方来继续搞工业化。但地方却毫无工业化经验,于是‘大跃进’成为发动地方工业化的社会运动。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进退两难?是因为中央让地方搞工业化,地方同志犯了错误,又不能打击他们,还要保护两个积极性,不能轻易出面纠正大跃进中过于激进的错误。大家都以为他太荒唐,其实他是农民、种稻子出身,难道不知道小孩是不能站到田里的稻穗上的?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投资突然停了,中央政府随即完全没有投资能力了,国家经济增长陡然下降,于是1958-1960年大危机就爆发了。”
1956年9月,毛泽东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全面主持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当时毛泽东估计全国数量有五千,邓小平领导下抓了五十五万。反右扩大化是谁的责任?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算不算胡耀邦纠正了邓小平的错误?
但凡关注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庐山会议”的初衷是反“左”,由于彭德怀的“万言书”,使会议扭转了方向,变成反右,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
彭德怀的信,着重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认为“大跃进”造成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有些出席者对信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的人14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继续揭发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指责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的纲领”,宣称彭、黄、张、周结成了“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集团,并牵连历史问题一起批判。
历史文件证明,根本不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决议最主要的部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通过对文革的否定来证明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活动,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等人进行重要谈话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第二和第三个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一生办的两件事中的一个。
第三个历史决议,延续第二个决议的路子,对毛泽东进行不符事实的批判和指责:“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从审判“四人帮”的罪状中,看看“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是什么?
一、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架空毛主席。
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妄图打倒周恩来同志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四、打击和诬陷邓小平。
五、在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六、阴谋推翻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七、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八、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
九、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十、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十条罪状中,现在来看哪一条能成立呀?改革开放以来那些叛逃者、腐败分子、内奸等是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不是“叛徒”?那些过着骄奢淫逸说的贪官污吏是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决议批判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四人帮“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何罪之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不是“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上台后,整肃了多少毛泽东的干部?最荒唐的是第二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全面否定文革,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功勋彪炳呀!难以自圆其说的“罪状”,第三个历史决议怎么还再重提对“四人帮”的审判?
既然把文革一刀切地定性为“内乱”和“灾难”,为何在文革期间可以有“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从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自邓小平开始,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国社会乌烟瘴气,五毒俱全,出现的乱象不胜枚举。
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提到的“同时,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这‘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党中央发扬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狠刹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推进基层减负,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党中央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的问题,要由哪个领导负责?
决议指出“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胡耀邦和赵紫阳呢?为何连名字都不提?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有没有“扩大化”,把真正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平反了?
1989年的政治风波,赵紫阳是要负最大责任的,赵紫阳算不算“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
为何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各个领袖的错误和造成的破坏都能明晰地论述,第二个和第三个历史决议却只字不提?是不是除了毛泽东犯错误,其他的领袖都不犯错?如果不犯错误,上述的丑恶现象从何而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
文革造成的“灾难”十年(文革是三年还是十年,理论界有争议)比起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十八大共三十四年造成的“灾难”,哪一个更为严重?
其实,第三个历史决议不提“左”和右,明显地又是邓小平“不争论”精神的影响。不在理论上搞清楚历史问题,很难团结全党;不走群众路线,不依靠群众,仅凭党纪国法是很难根除社会毒瘤的。
总之,第三个历史决议绝不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它是在邓小平领导下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延续。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十八大以前的历史论述,和第二个历史决议没有什么不同。
至于十八大确立习近平为核心以后的论述,还有待历史的检验。就目前来看,习近平的确拨转了航向,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功勋将永载史册。
可以肯定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及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十八大以前的论述,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期盼将来有符和实事求是精神的第四个历史决议。
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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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21年11月18日首版 Created on November 18, 2021
2021年11月18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November 18,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