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第三个历史决议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这样论述：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行罪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第二个历史决议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然后列举“文化大革命”所谓“错误”的证据，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毋庸置疑，第二个历史决议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论述文革，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从意识形态上切割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与建设的深刻关联，之后发生了信仰危机与信任危机，产生了大量兴盛一时的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八九风波”“全盘西化”等等，以及出现大量反共反华的人物与言论，各大专院校的历史教师、党校教授都有反毛反共分子、妖魔化红卫兵运动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现象。在经济上，大量使用从美西方搬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吴敬琏、萧灼基等新自由主义分子被奉为座上宾，使公有制经济受到极大的损害。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样论述文化大革命：

　　“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文化大革命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官僚主义、等级问题、教育制度、城乡差别、脑体差别、民主问题、文化传统、道德风尚、干群关系、青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文革不是孤立的历史时期，它与文革前后的政治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对文革的评价，必须回到中国社会主义的脉络中。

　　事隔40年，中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三个历史决议还是延续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路，没有结合文革后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负面现象，重新评价文革，这是第三个历史决议最让人失望的关键所在。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谈及刘少奇错误问题的文章说：“我认为，他（刘少奇）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震的秘书李慎明谈到王震时说：“东欧剧变后，王震几天吃不下饭，常常是坐在饭桌前低头不语。家人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劝他：‘人是铁，饭是钢’劝他时，他常常不语。其中一次，他抬起头对笔者说：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几次当面对我讲，‘王震呀，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有千百万人人头落地哩!’那时候，我楞是不信，以为是老人家在吓唬我们。现在，我信了。苏东剧变后的一天，一家杂志社的几位编辑来拜访时，王震对他们说：现在，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时说：“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朱德在《喜读毛主席词》的后半部分里写了：“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前。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掌握辩证法，统一宇宙观。真心搞马列，地覆天又翻。”说明朱老总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同样，周恩来对毛泽东主席是坚决支持与拥护的。周恩来曾对人说，当我们对毛主席哪一决策暂时不理解的时候，不要急于提出反对意见，回去后要冷静地进行思考，在经过一段实践检验之后，才能下最后结论。往往是我们错了，毛主席对了。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中说：“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特别重大的是我国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入党40多年来，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作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写给华国锋的信中，还表示“衷心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认为“华国锋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帮’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仅过了三年，1979年邓小平提出要求突破十一大认识的“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的意见，而且指出“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提法问题”，要求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开始了否定文革的基调。

　　红歌会网专栏学者老田《关于对毛教员的评价与革命制造者问题》指出：

　　“毛教员发现在革命队伍内部，特别是干部队伍中间，也存在着不兼容大多数人利益的潜在趋势，具有‘内在否定性’，这个就属于‘贵族势能’了。所谓的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是对于贵族势能及其向动能转化趋势的观察和分析（所谓‘变修’‘走资’趋势）。

　　“在毛教员的革命同路人群体中间，则是说毛教员晚年发现的贵族势能根本就不存在，至于说贵族势能会向动能转化并带来‘变修’和‘走资’的明确趋势，那个也纯属瞎说且毫无根据（所谓颠倒了敌我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属于晚年错误。但是，这些反驳者虽然振振有词，嘴上说不要（‘变修’和‘走资’），但身体很诚实，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果然就完成了向变修走资的最后演化。这个状况，带来非毛化事业的一个根本性困境——再也不能够从事实和逻辑上反驳毛教员了，只能够搞点私生活造谣或者诸如此类的努力。”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或正在出现修正主义。”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与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指出：“中央除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以来小三线，就可以早饭嘛。”

　　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时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等人谈话时说：“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十分担忧中共的政权模式缺少一种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不断滋生特权阶层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乃至几代人的生死追求，将变相付之东流。1965年，毛泽东反复地将这一点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高层议事日程。

　　毛泽东也知道，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众多的打砸抢现象，错整了不该整的对象。但是这些负面的现象，不能一股脑儿都推在毛泽东身上。

　　1966年12月27日，毛泽东就文革中的文斗与武斗问题向周周恩来写了亲笔信说：

　　“……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这封信就是毛泽东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乱象而发的指示，同时整肃了破坏文化大革的整体部署。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各地征求意见。文件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实施党的组织领导。197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提出陆续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党委。此后，地方各级党委先后成立。新党委和原来的革命委员会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一般兼任同级革委会的主任。各级党委恢复后，革委会不再是党政合一的机构，而成为同级党委领导下的政府性质的机构。至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乱象就此结束，政治、经济、生活生产在“抓革命，促生产”中日趋正常。所以，学术界有人认为，文革只是三年时间。

　　为了否定文革，否定文革者刻意夸大文革的时间和负面现象，以此来证明1978年11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将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从此中国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性。

　　否定文革者的一个通病，就是把所谓“错误”都归于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个人专断”。仅举一例：

　　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陈大姐”是1928年入党，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

　　除了陈少敏，其他参会者“都举了手”，能说毛泽东“个人专断”吗？

　　在中共历史上，哪一次重大决定不是经过开会协商讨论做出决议？从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古田会议决定改造红军，会理会议决定红军北上，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延安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八届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等决议，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写成《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十届全会二中全会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三中全会决定追认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同意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及历次路线斗争，等等会议中的主要决定，都是会议通过，没有看出任何毛泽东的“个人专断”的现象。反观1976年夏秋逮捕“四人帮”，陈云说：“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华国锋等人不仅违反党章，还把党内斗争变成刑事审判，闹出罗列众多不合逻辑的罪名判决，立下了极其不好的先例。

　　从彻底否定文革后，中国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乱象，党不管党，造成社会上一切向钱看，无官不贪。毛泽东时代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意气风发的景象已不复存在。陈云一再告诫：“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还提出：“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陈云的子女后来回忆说：

　　“反腐败是要冒风险的，当时确实有领导同志遭到了腐败分子的报复。父亲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和家人面临的危险。他特意让秘书提醒我们，现在全国严打，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你们要注意安全，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在后头有人可能会拿车撞你们，或者拿刀子捅你们。”

　　何等惊心动魄啊！中国社会已变成如此不堪，谁之过？

　　据纪实性党史宣传月刊《世纪风采》杂志2015年刊文介绍，1991年，已经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耿飚随后召集省地县的干部作了一次谈话。他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

　　五十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就曾驻扎过这里。当时，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后，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

　　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上前线多杀几个鬼子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

　　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讲到这里，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这就是“耿飙之问”。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和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联合创作的叙述体话剧《从湘江到遵义》结尾部分有一段台词：

　　“我们的身体早已深埋在泥土里!
　　我们的灵魂经常在天上会合!
　　我们仍在牵挂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
　　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这就是“红军之问”。何等发人深省啊！改革开放后的领袖们，建党已经一百年了，能够问心无愧答好“红军之问”吗？

　　近四十年的情况恰好证明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党内情况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在党的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官僚主义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正是根据这种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的支持下，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但是，第三个历史决议，按着第二个历史决议定下的调子吹啦叭。

　　因此，可以说，第二个和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评价是无法服人心的。在不能“妄议中央”的紧箍咒下，中国国内拥护毛泽东的人只能“噤若寒蝉”，保持缄默。

　　1994年5月的一天，民主党派著名领袖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来湖南视察时，专程到韶山向毛主席铜像敬献了花篮，接着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和陈列馆，应韶山管理局毛局长的请求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句话是对毛泽东最好的诠释。

　　凡事不能一刀切，要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分析。

2021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