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看第三个历史决议

　　第二个和第三个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内乱”和“灾难”。

　　文化大革命以1965年11月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牵涉的人物都是一帮文人。从这些秀才的文章来看，只不过是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所谓学术争论的争议而已。许多文章措辞虽然充满了火药味，但是毕竟只是文人之间的纷争，只动笔不动手。

　　1966年2月，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文件，全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称为《二月提纲》。由于其成文时间而得名。批判《二月提纲》，连带批判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牵涉的人有党政领导人和文艺界人士。

　　1966年，在军队，围绕罗瑞卿练武不突出政治的定性问题，牵涉的人都是部队的领导。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干校”建立后，大批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文化界、文艺界知名人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开始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组织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从这个时候开始，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学校文革运动开始。

　　1966年8月5日开始发生武斗。8月20日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行动起来，有的城市，学生们纷纷走向社会，横扫“四旧”，夺权事件层出不穷。

　　1966年8月8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

　　1966年8月18日后，各大专学校开展大批判大辩论。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一些地区武斗不止，愈演愈烈。

　　1968年9月初，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1968年10月28日，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市公安局直属单位的921名干警集中到大坪公安学校进行“揭、批、查”运动。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党进行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陆续揭发林彪反革命集团背后的阴谋活动。

　　1971年9月12日深夜11时3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机出逃。13日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江腾蛟、陈伯达等被捕入狱。

　　1972年底开始“批林整风”运动，后演变“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批林整风。这一年，邓小平复出。毛泽东提出评法批儒的问题，就是要肯定革新、反对复旧。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盛、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

　　1973年8月28日，召开第十届大会。选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进一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1974年3月3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批林批孔 搞好春耕》。

　　1974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批林批孔 促工业生产》。

　　1975年1月，广东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案件。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1975年11月13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

　　1976年3月下旬——4月5日北京、南京等地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暴乱分子放火烧房子，把自行车汽车砸了浇上汽油烧。历史博物馆、指挥部、营部被烧。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4月5日，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1976年4月7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4月5日，四五运动爆发，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将其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系列活动的总后台。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员毛远新等五人于北京市中南海以“隔离审查”名义抓捕并拘禁件。次日凌晨，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结束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来源：著名文革研究专家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浩如烟海，无法一一引述，只能择其重要者略举。

　　文化大革命使众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文艺界受到冲击，造成伤亡，特别是各领域的众多优秀人才，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我们为之痛心。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始料未及的。

　　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参与或被卷进文化大革命浪潮的人群成分复杂，文革初期出现混乱和违规违法的行为在所难免。打砸抢烧肯定是坏人有意为之，不能全怪罪于原本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政治运动。

　　对于十年文革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基本从正式的新闻和官方报告中找不出具体数字。一般来说，对这类数字，官方会说的少一点，右派会说的多一点。

　　据湖北大家报刊社编委，读书文摘杂志主编童志刚《文革期间名人自杀档案》表述(见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期刊《今日名流》1999年第三期)自杀者中，官员约占17.24%、学者占31.03%、作家占27.59%、艺术家占17.24%，将军、运动员各占3.45%——文革时代自杀的大腕名流官员占了总数的96.55%。

　　文革自杀多见于初期（1966年——1969年），1966年占自杀总数的29.03%，1967年占16.13%，1968年占32.26%，1969年占9.68%，1970年以后占13%。

　　自杀者一般源于突然而至的社会混乱，价值秩序的幻灭、颠倒，致使自杀者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失去了适应社会要求的能力，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无法忍受批斗等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的暴力施虐，看不到出路。

　　从上述资料看来，文革肇始还只是在理论论述范围内，动笔动嘴不动手。到1966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武斗，牵连极广，许多名人都在批斗者致死或自杀，致死人数以百万计。这应该是第二和第三个历史决议把文革定性为“内乱”“灾难”的根据，决议的草拟者据此全盘否定文革。

　　如果以此来否定文革，忽略文革对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对人的思想改造的深远影响，以及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未免以偏概全。

　　要注意的是，所谓动乱，也仅是1966年到1969年，并不是十年。一个国家处于十年“灾难”还了得，会被糟蹋成什么样子，美帝苏修和蒋介石能闲得住吗？

　　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放弃了炒得甚嚣尘上的文革是“大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的说法。

　　回顾历史，1927年——1937年间，国共十年内战时期，中共进行土地革命。从1926年7月开始，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大多数都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斗争的需要把他们推到了党的革命领导岗位上，为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苏区内部肃反时，把矛头指向他们，并大批地把他们处死，严重地削弱了党、政领导机关。审讯中严刑拷打和轻信供词，使错误越犯越大。执行了大捕、快捕、快杀的方针，使办案的人没有考虑的余地，被害者无申诉的时间，铸成无可挽回的错误。一些久经考验、威名显赫的部队，没有被强大敌人压垮，结果被自己的肃反搞垮。

　　1931年，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独揽中央领导大权之后，机械地照搬苏共党内斗争的错误“经验”，教条地将苏联愈演愈烈的肃反扩大化引到中国共产党内，对党内抵制其错误倾向和不同意见的同志，统统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混淆思想认识分歧与敌我斗争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动辄即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把王明的“左”倾肃反政策和他排除异己的个人野心结合起来，利用“投毒案”和“离间信”两个问题发难，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捕风捉影地“清洗内部”所谓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肃反，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留下了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

　　当时，一些领导人思想上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他们认为：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苏区每一个革命机关、团体都有反革命，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投机分子，他们会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逐步动摇、叛变，由投机革命发展到反革命。留在苏区的被镇压者的家属子女，是“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敌人的坐探”，对他们“不严加处置，留在苏区是危险的”。他们用这种推论作为依据，在苏区党、政、军、群团机关内大搞肃反，排斥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干部，在苏区内大搞驱反运动，这就不可避免地犯上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在毛泽东率兵出征时，把原农民武装的领导人王佐和袁文才当成土匪杀掉，致使其所部全投向国民党军。

　　1942年2月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持续三年时间，造成诸多冤假错案，知识分子群体受到巨大冲击，致死好多人。幸好毛泽东总结教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才制止了乱捕乱杀的局面。

　　建国后的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等等，被牵连的人极为广泛，挨整冤死的人无法估计。

　　我们能因此全盘否定延安精神吗？能全盘否定土地革命吗？能全盘否定反右斗争吗？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革命运动中，无论党和个人哪能不犯错误呢？

　　再说，在文革期间，并不尽是整人杀人，其成就也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众多的通知和指示，报刊发表社论、文章，要全国人民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时，“抓革命，促生产”，在农业、工业、军工、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以1973年为例，工农业总产值比1972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农业连续十二年丰收。粮、棉、麻、糖、烟的产量达到了新的水平。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钢、钢材、有色金属、原油、电力、木材、机械等重工业产品，棉纱、棉布、化学纤维等轻工业产品，化肥、农药、农机等支农产品，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如果说文革十年是“内乱”“灾难”，能有这样的成就吗？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负面现象比文革不知多了多少倍。建立新中国之初铲除的社会痼疾毒瘤，黄赌毒黑在改革开放后沉渣泛起，党校教授反党，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因商业利益破坏文物、捣毁烈士陵园无数，侮辱诬蔑领袖、烈士，否定中国革命层出不穷，汉奸言论充斥网络，造成的伤害和影响也难以估计。特别是宗教迷信使人们变得愚昧，法轮功的浩劫至今都未根除。能因此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吗？

　　仅因文革造成的失误，就全盘否定，而且还把失误全推给毛泽东，当成“晚年错误”，不是科学的态度。

　　千万记得，中央党校门口“实事求是”的题字。

2021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