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看第三个历史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关于所谓毛泽东的“错误”这样论述：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这一段论述比起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开足火力批判毛泽东“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来说，语气和缓了许多。

　　先说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问题。

　　1958年12月，中中共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全国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农村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是当时的主旋律。作为运动的提倡者和推动者，毛泽东主席对运动中出现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特点的左倾错误有所觉察，并多次到基层调查研究。

　　1959年2月25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就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出现的冒进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即将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准备。2月27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作为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并照此方针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

　　经过调研，毛泽东对一些干部汇报的亩产数字一直是怀疑的，说“有这么多吗？你们怎么知道收这么多，又没有过秤？怎么算出来的？”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

　　而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超英赶美”目标是：我们争取在15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而中国的钢铁产量在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后的15年（1972年）时确实做到了与英国并驾齐驱，17年后（1975年）超过了英国，到1978年达到3178万吨，更是超过了英国历史上的年最高产钢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1993年版）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万5千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三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一点儿也不神秘。”（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当年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线领导在天津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兴高采烈地视察的照片时，当即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泽东还接着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应，《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但是，一线领导听不进去。（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113页）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刘少奇说：“可以搞很多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1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时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7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在听取了吴冷西和田家英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对“共产风”发表评论说。（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5—103页）：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

　　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

　　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注：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少奇同志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

　　毛泽东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尽管在大跃进进行中，毛泽东对一线领导所鼓吹的错误作法多次进行过批评纠正，而一线领导急于创造业绩，根本听不进去。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一线领导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国家一把手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但一线领导仍然听不进去。最终导致大跃进出了问题。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动作自我批评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他检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1993年版）

　　而作为大跃进的直接推动者和主要责任人刘少奇，当时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国家一把手在七千人大会上并没有做深刻的检讨，只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八个字，却让后来不了解当时情况的年轻人误以为“七分人祸”意思是全是毛泽东的错。

　　所以，不管是前30年还是后40年，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艰难探索、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艰难探索的过程中，不管是伟人还是一般的人，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所不理解的只是，本来是自己主持工作的错，却要装聋作哑，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是谁使“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呀？

　　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可以使人们了解，对历史、对问题的实事求是来说，毛泽东勇于承担责任，主动替一线领导揽责的高风亮节，和那些推诿责任的人比，更是显示出了人格品德的光辉伟大！

　　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洗清恶意涂抹在领袖身上的污泥浊水，还领袖本来的光辉伟大形象，才能凝聚人心，鼓舞民心，中国才能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旗帜鼓舞下，统一思想，克难攻艰，豪情满怀地继续前进，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更大的希望。（资料来源：西陆网《大跃进真相曝光：毛刘言论实录说明一切》）

　　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所指的“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就是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基本上是官场上为了出政绩一哄而起造成的，并不是路线错误使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从一个传统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现在的工业化成就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在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所留下来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作为一种工业化的道路和战略，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认识大跃进。

　　当代的中国政治经济研究学者老田说，本来，毛主席讲的大跃进，是说中国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进程看，随后二十多年确实是以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目标来安排中国稀缺资源分配的，这一决策长期执行的结果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实现了大跃进目标。精英们却另外设计了“大跃进”的解释。他们首先把“大跃进”的时间断划定为1958——1961年，拒绝把大跃进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长期战略来看待；然后引导人们按照大跃进的字面意思，去做望文生义的联想――就是高指标和浮夸风，这样就成功地把官僚精英群体为了“政绩目的”虚报数字以及某些中央高层官员“为管理成本最小化而使用戴政治帽子方式管理国家”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的胡乱作为，结果激发出普遍的浮夸风，转换为一个纯粹的决策问题，这样就把“执行问题和执行责任”说成是“路线错误和决策责任”了，让毛主席一个人来为“浮夸风”负责，使大量官员得到解脱，至今保持着“一贯正确”的面目。

　　老田指出，在妖魔化大跃进的，发展出一种写历史的特殊方法，用小概率事件来讲整个时代的面貌，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高指标和浮夸风之所以耸人听闻，就是因为这是违背常理的小概率实践，但是却被官学机构和自由派用来阐释整个时期的面貌。

　　再说“反右扩大化”问题。

　　1956年秋，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视。不能否定，解放才几年，一些共产党干部身上滋生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群众意见不少也不小，社会矛盾积累了很多也很大。群众意见和社会矛盾不能坐视不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大事件。毛泽东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这个讲话的精神一出来，群众就动起来了，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而且畅所欲言，社会上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字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群众动作更大了，抓住机会给官僚作风严重的领导贴大字报，把心里的不满都爆发出来了。很多民主党派友好人士也动起来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大字报不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真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泽东不好。　　

　　毛泽东讲话之前，国际上就有反共的浪潮；毛泽东讲话之后，国内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又都起来兴风作浪。报纸上也说，右派猖狂进攻了，要杀共产党人了，天下大乱了。事情是被夸张得不得了。那时，邓小平主持党的工作。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通过党内渠道表明态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谨慎从事。可是事与愿违，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右派，认为春天来了，都惊蛰了，都出来了，都打着响应主席最高国务会议号召的名义，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有很多言论，还有很多行动，发动对共产党的进攻，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当然，这个要共产党下台，不是说要把共产党人都抓起来，而是说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

　　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一致意见是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毛泽东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

　　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央集体的意见。这就是说反右派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泽东一个人搞“引蛇出洞”，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是“引蛇出洞”呢？

　　《人民日报》先在1957年6月8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1957年6月中旬发动起来了。

　　反右派运动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掌握，彭真也很积极，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毛泽东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恰当地满足了各级各地当权派镇压异己的迫切需要，与当权派的政策过滤机制很好地保持了一致，成为打击和排斥异己的机会，后来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毛泽东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毛泽东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泽东说的。

　　所谓扩大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运动在前，反右派运动在后，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没有一个具体的发言标准，等人家把话已经说了，再以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去对号入座，那人家很多话就是说过头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

　　要是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毛泽东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毛泽东讲过李慎之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品德败坏的当权派和马屁精式的政治积极分子，在反右过程中间公开地结合起来，打击正直的人士，压制批评意见，毛泽东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说过，全国不过四五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

　　总结一句话，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资料来源：《戚本禹回忆录·第七章〈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

　　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温铁军根据自己的经历指出：“1978——1979年我参与平反改正落实政策工作，主要任务是写右派平反报告，由此就有机会详细看了158份右派档案，发现当年的很多右派其实是左派，很多打击右派的人却是极右派。”（《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这是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吗？　

　　文化大革命真是一场“灾难“吗？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吗？看看张春桥在审判法庭上作的发言：

　　“……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张春桥的话对照改革开放后的现实何其准确！

　　仅以老田的话来总结：“文革实际上也是三个概念，首先文革理论和实践，这毫无疑问是毛主席提出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批评干部，而且在文革中，他支持基层群众造反派组织的顶层文革派。第二种文革的内涵是指文革的两派政治力量，文革派在顶层，是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在基层，就是造反派，而当权派的绝大多数和保守派是反文革派力量；第三个文革内涵是指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时间，确实，这其中有大量人被迫害，但文革的哪种政治力量迫害他，却没说。然后又根据党史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发动的被反党集团利用的，说毛主席发动了文革，而我在文革中受迫害，所以毛泽东对不起我。大量妖魔化党史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玩了很小的招数，就是偷换概念。”

　　老田在《“反右扩大化”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形成——谈谈“党史造谣学”的方法论基础》中引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毛泽东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说的话：“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担心中国重新出现一个贪官污吏统治的社会，担心出现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看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改革开放是鼓励大家去发财，去致富，去权钱勾结，结果成百上千的干部贪污腐败，发动文革有错吗？指责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灾难”，罪该万死。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改革开放是不是也是罪该万死，也要全面否定？

　　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毛泽东主席所作的探索有很重大深远的意义。

　　总之，从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间隔40年，在这40年期间，大量的回忆录和历史文件均已清楚说明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足以说明历史真相。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第三个历史决议作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接力棒，无视已经公之于众的事实，延续过去的错误，不公正地评价毛泽东。老田总结的好：

　　“基本上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则：就是毛泽东时代那么多重要的决策，今天能否被正确反映出来，就看与当权派利益冲突的程度，冲突得越厉害，那么妖魔化就越厉害，而且这也反作用于写党史的那些常设机构。”（《“反右扩大化”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形成——谈谈“党史造谣学”的方法论基础》）

2021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