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抗的《官僚系统何时高效？抗疫与减碳的启示》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在《官僚系统何时高效？抗疫与减碳的启示》（2021年12月31日，《联合早报》）一文，从“抗疫与减碳的启示”中认为“中国官僚系统”造成诸如“一刀切”“一票否决”“运动式执行”“政策协调幻觉”等弊端。

　　中国自战国以来，就设立了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全面统治。这种官僚制度，使中国维持了长期稳定，绵延两千余年，但也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改变。

　　中国的官僚体制和通常意义上的官僚体制，或者说韦伯意义上的官僚体系，还是有差别的。

　　曾任厦门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常委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指出：

　　“欧美的官僚政治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欧洲各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争权夺利，于是产生了先利用资产阶级削弱封建贵族后又利用一切封建力量反对资产阶级的专制政体，即西方学者所谓的‘绝对主义’。压制封建贵族的王权需要一个新的阶层来辅助其进行统治，于是官僚政治作为专制王权的补充物便出现了。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不同于西方，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政治意义上的封建贵族制的解体，而非封建制度在整个社会经济上的全面解体。这时的中国社会不是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阶段，而是由封建领主经济向同为封建性质的地主经济过渡的阶段，没有生产力的进步，没有资产阶级的参与，但是专制王权的产生依然需要一个新的阶层来填补因贵族受到压制而留下的统治空白，于是中国的官僚政治便产生了。”

　　陈抗把官僚体制与官僚主义混为一谈，难免在论述的过程中出现互相矛盾的说法。

　　陈抗说“中国官僚系统在阻断冠病疫情传播时表现出很高的有效性，‘清零’的执行力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同样的官僚系统在推行减碳目标时，却使用简单低效的行政方法，顾此失彼，有效性大打折扣”。

　　同样的官僚系统，为何会出现连着截然不同的结果呢？

　　陈抗举新加坡、日本、英国等为例，认为“日本从1991年到2021年换过18个首相，平均不到两年就换一任。政务官如此频繁更换，却没有影响日本官僚系统的有效运作”。

　　陈抗不知道的是，日本等美西方国家，国家治理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任何一个总统首相上台，都无权否定既有的法律，必须也只能通过法律来推行总统首相的政治主张，而立法权不在总统首相手上，必须让国会通过法律才行。由于法律相对健全，不论总统首相是谁，社会、经济活动依旧按既有法律的框架运行。所以，无论两党轮替，还是变更最高领导人，都不会妨碍“官僚系统的有效运作”。即使像马来西亚这样君主立宪的国家，政党轮替也不妨碍国家系统的运作。

　　由于通过暴力革命，彻底砸烂了旧有的官僚统治系统，中国的“官僚系统”不“存在松和紧两种状态”。中国实行的是全国体制，中央政府紧紧把握住方向，指导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所谓“‘紧’的讯号”，无非使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偏差时给予纠正，哪是要“让官僚处于紧张状态”？

　　陈抗指出的中国官僚体制造成的一刀切等弊病的确是存在的。但这只能说是地方干部的官僚主义造成。

　　官僚主义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现象，其特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只知发号施令而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

　　英国政治学者拉斯基格曼主编的《社会科学大辞书》这样概括官僚主义：“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可见，官僚主义难免以自己的切身利害出发，取悦上级而不是取悦民众。应当说，中国社会由于受封建传统制度的影响，官本位现象和等级身份意识根深蒂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创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公有制社会制度，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放在首位，彻底与上下五千年来封建官僚主义的“父母官”、“皇权天下”的特权腐朽腐败制度割裂。毛泽东主席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主要目标就是如何克服历史惯性造成的官僚主义。

　　中国的体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因此，中国的决策机制从根本上说采取的是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模式。

　　2019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鲜明提出新时期好干部的标准。选拔干部实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民主推荐。在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在讨论决定或者决定呈报前，应当根据职位和人选的不同情况，分别在党委（党组）、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等有关领导成员中进行酝酿。

　　陈抗说的“尽管乌纱帽在上级手中”已经是过去式。

　　陈抗说的不错，“中国幅员广大，地区差异明显。中央在制定政策时，往往要考虑地区差别，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灵活地执行中央政策”。中央制定的政策，就是政治任务，各级干部都必须很好的完成。不管是扶贫攻坚战、经济指标、抗疫还是减碳，都必须按照中央的部署在期限内完成。

　　当然，干部队伍中，难免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有的层层“甩锅”，在岗位上“混日子”；有的拍脑袋决策，不顾实际情况；有的欺上瞒下，编造假数字、假情况、假政绩等问题。陈抗指出的弊端，就是这类干部所为，不能当成是中国的“官僚体制”造成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每年召开两会，就是总结过去一年的成绩和不足，规划来年的发展布局。陈抗所谓的“政策协调幻觉”是可以排除的。

　　要不，怎么解释中国能逐步完成制定的各项指标？

　　如果陈抗说的“中国官僚体制”的弊端一层不变，中国早就像苏联一样崩溃。美西方国家的某些学者，不就间隔一段时间就要提出“中国崩溃论”吗？这是因为这些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共产党人像苏联共产党人一样僵化，幼稚地问“中国共产党还有十九大吗”的笑话。

　　如果陈抗说的“所有这些政策都由大领导主管，每一项都十分必要，都必须推行。政策出台的时机以及所有政策的叠加效应却无人过问，原因正是政策协调幻觉”真的存在，还会有“中国威胁论”吗？

202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