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根本没人听说过李光耀光鲜背后的故事，官方媒体对李光耀的赞颂，就是一个为国为民的，高尚的“政治家”、“战略家”、“世界级的巨人”，甚至在他死后，连“建国之父”的美誉都是新鲜事。但如今，这些歌功颂德的赞颂，被傅树介医生的回忆录《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击得粉碎！《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已经成为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李光耀光鲜外表背后的真相须臾都躲不开。
尤其要命的是，傅树介医生、覃炳鑫博士、孔莉莎博士、陈华彪律师、严秋霞硕士等人的文章著作，有理有据，旁征博引，用事实揭穿了李光耀的真面目。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连续多年经济高增长，使新加坡经济跻身所谓“亚洲四小龙”之首。面对越来越大的外来赞誉和自我陶醉，造成行动党人的无比傲慢，掀起造神运动，把李光耀吹嘘得神乎其神，“半个世纪以来，岛国从小渔村变成今日的大都会”。傅树介医生的回忆录和其他历史学者的专著横空出世，我们不得不惊呼：原来如此！
李光耀究竟怎么了？是否还可以继续戴着光环让人膜拜？在新加坡人迷茫的时刻，《生活在欺瞒的年代》这本书来得恰到好处，恰逢其时。这是一本立足当代现实还原历史真相的著作，引用历史事实，英国解密档案，当事人的说法，深刻地勾画了李光耀的整个政治历程。李光耀从1959年后称霸新加坡，到了21世纪，已经开始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了。这一次到底怎么不一样？傅树介医生的这本书明确告诉大家，这一次是李光耀的终场演出，没有续集！
在殖民地时代，傅树介作为医科生，就首先尝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统治者黑手的味道。1953年3月间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傅树介是发起人之一，会议选出中央工作委员会，傅树介担任组织秘书。“1953年……参加3个月后举行的补考。”“我们两人在补考的实验项目都不及格。”“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例，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按一系列程序测试，最后验证式样是什么，我们都一一照做了。”“但对我来说，暗算我，让我实验不及格，仅是一句耳光、当面轻推一把，不是猛然重击，算不了什么，我不会被吓到。”
在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刊物“《华惹》1954年5月10日一期刊有一篇质疑国民服役法令的文章，……在大约两个星期后的5月28日，破晓时分，警官带队闯入马来亚大学学生宿舍，逮捕《华惹》编辑部的八名成员，他们都是寄宿生。”被捕后，“我们七个人被带到第一地方刑事法庭提控”。“哈里（那时候是这样称呼李光耀的）早些时候曾通过酒友兀哈尔自荐充当俱乐部的名誉法律顾问……他实际上正在办公室来回地踱步，在等待我们登门造访。”女皇律师“布里特到新加坡后……隔天，作为初级律师的李光耀开车接载我到酒店，布里特在大厅会见我们。令我惊奇，女皇律师对哈里说，‘谢谢你，现在你可以走了。’然后，他带我到他的套房，讨论案情。布里特处理殖民地政治案件，经验丰富。我原本以为两位律师会一起讨论。想必是英国的友人有告诉布里特，哈里是不可信任的。”崭露头角的李光耀，原来在英国已经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了。只是在被布里特赶走后，李光耀不知是啥滋味？羞辱？委屈？还是怒火中烧？真是无巧不成书，“到他家里想找他谈事的华校中学生却遭李夫人嘘嘘赶走”，遭李夫人嘘嘘赶走的华校中学生，应该会暗骂李夫人“这个女人……”吧。
李光耀是神通广大的，总会在某个角落出现，他可以摸到他需要知道的人的家庭底细，“我感到很震惊，他竟然知道我和陈嘉庚的关系，这事就连我朋友一般上都不知道。”他更可以知道只有官方才知道的事情，“我到他家，在讨论时，他夫人叫他听电话。他到回来时，脸色苍白如纸——我向拉惹古玛讲起这件事时，正是这样说的。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回答说，共产党人刚刚在附近枪击一个人。我狐疑是谁打来的电话，他为何这么震惊。……翻遍英文和华文报章，都找不到有关那段时间曾发生枪击事件的新闻。不过，政治情报报告有这样的记载：‘在6月4日，一名以前提供过情报的华人被枪击伤。’我对来电者身份的猜测，应该是八九不离十。还会有谁？这类情资，只能来自情报组组织背景并在政治部工作的人——柯利敦。”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李光耀为何“脸色苍白如纸”？
李光耀不仅神通广大，他还会操弄欺瞒手段，“时任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格在一个周末邀请李光耀和柯玉芝俩到家中做客。李光耀对福尔格说，他和他的伙伴们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共产党。他也声称他是‘负责起草马来亚民主同盟章程的原来五人之一。’当我把此事告诉现在仅存的民盟发起人林建才时，他爆叫道：‘太惊讶了！我从没听说过有个叫李光耀的！’”
而李光耀却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马来亚民主同盟：
“共产党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统一战线中。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律师、教师、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从剑桥大学回来的学生——组成了马来亚民主同盟，总部设在桥北路自由舞厅内舞池上方的几个破旧房间里。他们诱骗老菲利普·何亚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显得体面。他们需要他作掩护，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为外围组织。老菲利普·何亚廉是个律师，也是我家的朋友，因为认识他，我偶尔会到民主同盟走动。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图看来倒还合法。英国已经宣布组织马来亚联邦，包括九个马来土邦和槟城、马六甲两个海峡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那就是说，新加坡会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让马来亚和新加坡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说马来亚民主同盟“诱骗老菲利普·何亚廉出任主席”，又说自己是“负责起草马来亚民主同盟章程的原来五人之一”，不就是说自己参与“诱骗”行为吗？
“宪制谈判失败了，林有福取代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李光耀暗中支持林有福镇压左翼，林清祥的领导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因此，他遭逮捕、不经审讯监禁，是预料中的必然结局。”在1956年10月4日立法议院辩论记录显示，“李光耀讥讽说，如今有正当理由称呼林有福是‘背叛人民的害人虫’和‘走狗’，而不仅仅是‘殖民主义的傀儡’。”既讥讽林有福是“背叛人民的害人虫”和“走狗”，是“殖民主义的傀儡”，却又暗中支持林有福镇压左翼，这使我想起中学时代阅读过的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代表作品《镜花缘》中的两面国。故事说的是秀才唐敖考场失意，随妻兄林之洋出海做生意至两面国。此地人人都长着两张脸，一张善良随和，一张凶狠阴险。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在两面国意外地遇到了熟人徐承志，他日夜想回大唐去，但苦于搞不到通行证。唐等将徐放在棺材里，假装出殡把他带出国境，但事到临头徐又不肯走了，原来他在两面国呆久了，也变成了两面人。两面国的故事很可怕，也很久远，但却有现实意义。仔细想想李光耀，确实是这样的人，对殖民地官员是一副面孔，对反殖民地方面是另一幅面孔；一句话讲了，态度能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年仅二十出头的青年，四年在英国的生活，就变成了两面人，让人惊讶。
“李光耀代表新加坡邮政电报制服职工联合会，出面跟政府谈判调整薪金和退休金的问题。……我觉得难以想象，邮政工人或其工会组织，会自己找上门来，寻求他们付不起费用的本地最富盛名的律师馆之一的黎觉与王律师馆，出任他们的法律代表，向辅政司秘书处的銓叙局进行谈判，争取调整薪金。我的臆断是，这是特意为李光耀安排的，让他崭露头角，成为大众人物。”
在邮政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之后，李光耀洋洋得意地说“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李光耀回忆录》）俨然是工人的代言人、代表者，这种“特意安排”的把戏，原来是“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其实锋芒毕露并不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对照李光耀洋洋得意的神态，显得格外滑稽。
要论证李光耀的为人，当然不能仅靠上面所述证据。《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在论据上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根据事实，逻辑推理，强调了李光耀高调反殖的底气何来。“我很久以前就认为，在50年代中期，李光耀就跟阿力佐西有密切交往，后者是在英国的情报组织工作。这种说法，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史密斯1976年出版的回忆录《一位冷战战士的肖像》一书中，得到验证。史密斯写道，在1956年初，他向一位到访的上级长官汇报有关李光耀的咨询。在新加坡的美国特工注意到李光耀跟行动党党内和党外的‘知名共产党’密切合作；史密斯谈到，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几乎是不间断地，李光耀身边有一位颇为古怪的英国自由撰稿作家作陪。到访的长官听到这一点时惊呼说：‘天啊……我认识阿力佐西。在战争期间，我们在开罗同属于混编的 OSS—SOE（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我认为你不必再过于担心李先生了。军情6处派了一位顶好的办案官做他的工作。”“当时，李光耀表现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是受培养的，尤其重要的是，从1952年起就通过阿力佐西，受庇护于英国情报组织的羽翼下。”李光耀的政治背景还需要其他证据吗？难怪傅树介医生说“行动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伪组织”。
李光耀的确城府很深，不仅是两面人，还会使用阴招，“当我在1954年6月前后跟李光耀交往时……有一天，我到他在马六甲街的办事处，他把办公桌左下边的抽屉拉出来，里面有一台录音机，……他洋洋得意，播放他跟许春风的一段电话谈话的录音。”使用特工手段，暗地里录下交谈内容，目的何在？
“李光耀煞费苦心，为自己树立一个坚定的反殖民主义者的形象。意识到当时的现实状况，他要求马来亚共产党支持他，马共支持者蜂拥而至。”“沙末依斯迈后来对我说，他当时就告诉哈里说他是马共党员。”李光耀却邀“沙末依斯迈为人民行动党的9名召集人之一”；在参加1955年4月2日的选举时，行动党派出4位候选人，结果3人中选，唯独蒂凡那在花拉公园选区败选。“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蒂凡那败选，让我大松一口气，因为没有了蒂凡那，林清祥在只许英语发言的立法议院中，无法有效发挥。他英语不灵光，蒂凡那可以充当他的帮手。如今，他得靠我了。’”“在立法议院上，教育部长周瑞麒谴责林清祥在武吉知马选区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煽动群众，以致酿成暴动。”“历史学者覃炳鑫在英国档案馆发现林清祥在群众大会上以福建话演说的新加坡警方英文译稿”，林清祥在群众大会上是说“许多人不要喊‘默迪卡’！他们要喊‘pah mata’，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请他们跟我们合作，因为他们也是受薪者，那么，在发生危机时，他们就会带着枪逃走。”“那一次群众大会，当林清祥在演说时，他们（李光耀、杜进才和蒂凡那等人）都坐在台上。然而，周瑞麒在立法议院上撒谎时，李光耀没有当场揭穿他。显然，他不打算阻止林清祥因虚构的罪状而坐牢。”看看李光耀的内心，为了自私目的，可以要求共产党参加行动党，为了打击自己阵营的对手，哪怕自己的候选人败选，也在幸灾乐祸，明知周瑞麒在撒谎，也不仗义执言，“暗助林有福”虚构罪状陷害林清祥，此公非真君子也。
根据傅树介医生查阅英国档案资料显示，福利巴士工友罢工演成的暴动是身份特殊的郑添明和黄河鼓动的，而这两人却在被捕期间“受到宽厚待遇”，在二二“冷藏行动”中，“英国人反对在冷藏行动中逮捕他们，这更加强我对这两人的怀疑，他们在福利巴士暴动事件中，充当英国人的内奸捣乱分子。”“在福利暴力事件后……在立法议院的会议上，李光耀和林清祥申辩说，新加坡社会不安的基本原因是殖民主义制度，不经审讯的拘留无济于事，只会加剧动荡不安情况。”而“据警察情报汇刊记录，李光耀在跟殖民部官员私下交谈时，表明支持该法案。”历史恰恰就是这么无情的记录着这些看来是黑白颠倒的真实。关于“内奸捣乱分子”，傅医生“过了30年，我在伦敦克佑去查阅英国殖民部档案资料时，龙学光的名字映入眼帘，是出现在1959年和1960年的情资报告上。……新加坡政治部1960年1月的报告说，‘一个自称为星洲市委的小组继续活跃，不过有一名马共党员已发现这是个伪组织，而该小组的首脑正试图发挥对泛星各业职工会和新加坡乡村住民联合会的影响力。龙学光是这个自称的星洲市委会的首脑。’”以李光耀和殖民部情报部门和新加坡政治部的关系，岂有不知之理？华校生都知道“职业学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伪组织，以及当时被收买的私会党徒刻意挑起的过激行为，统统都算在左翼的账上，也就顺理成章，镇压也就合法了。
1956年4月在伦敦的宪制谈判，“李光耀优先考虑的是维护行动党的地位，同时，他又要确定不让马绍尔因争取到自治和独立而成为英雄，否则，李光耀认定必将影响自己的地位。”李光耀首先考虑的问题不是人民利益，而是自己的“地位”，“地位”是李光耀一生挥之不去的，是他一生的追求。在失去阿裕尼集选区议席后被撸掉“内阁资政”头衔时，小子体会老子的心不甘情不愿，顺手也撸掉吴作栋的“国务资政”头衔作为老子的垫背。李光耀把跟他同辈的同僚一个个逼退，自己却终身霸占着丹绒巴葛的国会议员席位，长期不到选区为选民服务。他认为谁阻碍他保持“地位”，无论左派右派，亲共非共，都得倒霉，长期监禁、驱逐、流亡、破产就是这些人的命运。
在李光耀从政的早期阶段，就是这样倚仗耍两面人和欺瞒手段，强行推销自己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逐渐形成一个由他为中心，工会、居委会、联络所等外围和半外围组织构成他的统治体系。那些外围和半外围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后，自然也会产生利益的要求，于是渐渐形成了由外围和半外围向中心反向要求的潮流，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朝野内外一片叫嚣中，李光耀就成了“巨人”“政治家”“新加坡国父”，各种“服务勋章”就赏赐予这些外围人了。
行动党人不宣扬李光耀就死、不诬陷对手就亡的本性，使得新加坡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态根本就是个可望不可及的幻想。换言之，新加坡民主政治的瓶颈，在行动党人的操纵下已经逼近了天花板。朝野政党的尖锐对立，是民主政治生态被破坏和政治资源枯竭造成的，是异化的民主政治成了新加坡社会的最高主宰，现存的民主已经难以为继，于是当前又有了“非选区议员”、“官委议员”、“总统选举”的所谓改革，无非是还要把一党独大的黑手伸向子孙后代。所以，悖逆民主政治的一切措施，不但非死不可，而且早死早好。
当然，行动党人是骂不死的，好在它会自己找死。行动党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经历过多次危机，但每次都能起死回生，尤其是是2015年的大选，在一片反对声中，居然能够以接近百分之70的选票当选。然而这一次胜利的确不同。这一次，在心惊胆跳之余，行动党人再也不敢傲慢，无视民意了，变得小心翼翼，谦虚起来了。新加坡人即将见证的是，一个曾经傲慢狂妄的行动党，竟然差点被自身过于傲慢的姿态活活憋死！
但好在，这个时代，林清祥、林福寿等令人崇敬的反殖英雄的忠魂虽均已升上仙界，还有傅树介医生可以历62年（1954年《华惹》事件至今）而仍有斗志不倒者，更有较年轻的历史学者锲而不舍的努力，真相才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生活在欺瞒的年代》现在就来揭开谜底，确实有点振聋发聩。更大的意义还在于，这本书会让人们蓦然惊觉，原来新加坡人被行动党人隐瞒欺骗了几十年!
今天的新加坡，一批70后、80后的人群，他们既没有父辈的斗争经历，他们的父辈也没有给留下什么历史纪录，但他们从少年走向青年，在亲身历经了这个国家前所少有的经济繁荣之后，他们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判断出现在的新加坡历史，并不是官方所撰述的那样，于是他们纷纷执起键盘开始寻找历史真相。
历史真相逐一显现出来后，行动党人坐不住了。他们已经不能挽回李光耀的声誉，也不能阻挡历史真相的到来！《生活在欺瞒中》一书的出版和其他历史学者的有关论述，都是首先依据解密档案和当事人自身的经历法，完全符合历史原貌，严格遵循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档案为准绳”的原则。因此，行动党人除了警告、指责“历史修正主义者”外，就是再翻出已经蒙尘泛黄的历史故事，还在依恋老掉牙的手法，对左翼抹上红色的暴力。在《白衣人》一书里这样说曹煜英“在拒绝社阵主动示好要他加入他们的阵营时，曾经面对过真实的生命危险”，在陈贡元著《奎笼聚会夺权真相》里披露，曹煜英说社阵秘书长林清祥要用20多万元收买他；2016年2月27日李炯才死了，行动党人又犯了编造历史的老毛病，缠绵病榻几十年仍未见好，还在杜撰神话，“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人民行动党与党内亲共派系斗争，这些人后来脱离行动党自立门户，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李总理说，亲共分子吸引不到李炯才加入他们的阵营后，尝试恐吓他，李炯才就曾收到附上一枚子弹的死亡恐吓信。”（2016年2月29日《联合早报》第二版报道）人们不禁要问，蒂凡那、易润堂是左派叛徒，他们没有受到生命威胁，安安稳稳地当他们的官，反而原来就不是左派的曹煜英、李炯才会受到死亡恐吓，这不是很让人莫名其妙的事吗？行动党人惯用的伎俩，就是编造匪夷所思的故事。早期编造林清祥是共产党，要用暴力推翻政府；编造傅树介医生到马来西亚马赛治疗“暴徒”的枪伤；编造陈华彪暴动案；编造“马克思主义阴谋”。这和希特勒编造国会纵火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士兵失踪案一样，为人所知。李光耀掌权时，被对付者的名单逐年增长，政治犯越来越多，和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殊途同归，看起来今后行动党人还会再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对付他们的“敌人”。这种伎俩，并不会因李光耀的西归而停止，李光耀的幽灵一样会继续在新加坡飘荡。自从行动党掌握了政权，也就长期掌握了话语权。话语权也是一种权力，他们对权力的滥用主要表现为制造谣言，“发明历史”等，妄图使左翼失去法律依据，失去合法性。可是随着《生活在欺瞒的年代》的出版面世，这种伎俩似乎已沦为无家可归的幽灵。今天，傅树介及其他历史学者所揭露的历史真相，表明左翼在人民心中的反殖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试图踩着左翼是“暴徒”，是“颠覆分子”，给自己镇压左翼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的图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历史真相的披露，就像一面照妖镜，至少在一部分新加坡人眼里，李光耀的真实面目终于等来了最终确认。衷心希望行动党新一代能够阅读傅树介医生的回忆录，以及其他历史学者的专著，不要动辄指责别人是“历史修正主义者”而大彻大悟，改弦更张。作为执政者，应该感到光荣。一个政府执政官员的性质是什么样，决定着自己的官场生命年限：一个政党能否持久执政，取决于该政党初期建党的面目是什么样，取决于该政党在发展过程中都是由一些什么性质的人员在主政、干事、做事、办事。如还延续李光耀不断树敌，残酷蹂躏新加坡人民的人权，把破坏民主的“内部治安法令”看做合法的安邦定国的法令等为李光耀当守门员，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老路，地球人都会知道结果。
历史是有惰性的，历史也是有弹性的，历史终究还是有记性的，历史事实本身是客观而不带有偏见的。我们不必为曾为反殖出生入死的先辈们而悲哀，江山有代谢，世事有轮回，行动党人就因为看不到这代谢与轮回，以为自己有了政权，有了李光耀等所谓“开国元勋”那样的背景、那样的财富，就可以中止、逆反这世道的代谢与轮回，行动党人今天或以后肯定会发现，绝对不可以，那才是天道。
行动党是否还能延续一党独大局面？能延续多久？这个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要多年后才会看清，不过，这正是傅树介医生回忆录背后蕴涵的深意：只有认清历史的真相，才有可能丢掉幻想，重新上路。傅树介医生在《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发布会“结束今天讲话的时候，我愿跟我的战友们重温保罗·巴兰曾经讲过的话，他在1931年发言时正是希特勒的幽灵冒起施虐的时候：‘如果由于政治乏味的磨难，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失望造成你们许多人渴望获得少许政治安宁，渴望政治退役，那您必须力所能及地压抑这个弱点的袭击。退出政治战场的念头，可能会是您犯下危害人类的最大罪行，因为反动落后的势力从未考虑政治退役。如果您由于愤怒怨恨而放弃政治斗争，如果您闷闷不乐、靠边站、摇手拒绝参与，让别人操纵政坛，那么您就是拱手让他们支配自己。’”
“千万别放弃政治，否则您生存的意义将离你而去。”
〖注〗:
保罗·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 1910-1964)
美国当代激进派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 生于俄国乌克兰一个医生的家庭。 | |
| * | 1921年随全家移居波兰加入波兰国籍。 |
| * | 1925年曾赴莫斯科大学学习经济学。 |
| * | 1928年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柏林农业研究院工作。这一期间先加入德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后又加入德国共产党。 |
| * | 1930年退出德国共产党，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
| * | 1932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一时期曾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作过短期研究工作。他还结识了希法亭，并为希法亭主编的《社会》杂志撰稿。30年代后期曾在法国、波兰和英国短期居住。 |
| * | 1939年移居美国，进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 |
| * | 194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苏联、德国和波兰问题专家，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1945年，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负责人在日本工作。 |
| * | 1946年回美国后，先后就职于美国商业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
| * | 1948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讲师。1951年后一直任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这一时期能在美国大学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为数甚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之一。 |
| * | 1957年，他发表了被称作战后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该书以“经济剩余”为中心概念，展开了对当代发达和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由保罗·斯维齐整理出版了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该书以“经济剩余”为中心概念，以对美国经济运行中经济剩余的生产和吸收的矛盾关系的分析为主要线索，揭示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停滞趋势的必然性，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
| * | 1969年，J·奥尼尔编辑出版了《更长远的观点：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集》，该论文集收集了巴兰生前撰写的主要论文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