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千剑而知器——
对两部丑化人民武装小说的批判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立场。作为个人，对任何组织或者任何历史人物，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是，我们不能不无视历史事实，不能不实事求是。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是关系到个人的立场问题，思想认识问题，道德问题。黄锦树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和流军的《林海风涛》都拿马共来说事，黄锦树主观臆造，极尽丑化之能事，流军不懂装懂，歪曲人民战士的形象。这两本小说既已出版，宣传了他们的观点，我们就得把他们的小说掰开揉碎，放在阳光下晾晒，认真地进行一番敲打。

一、作家是根据意识形态进行文学创作

　　抗日反英战争把马来亚共产党托举了起来，使马来亚共产党成为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殖民统治并取得国家独立的最重要最显著的反抗性力量，这股是马来亚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意义最为重大的一场反帝反殖的革命运动。1941年12月10日始至1945年8月15日止为时三年多的抗日战争，1948年6月20日始延续到1989年12月2日马来西亚、泰国和马共签订和平协定，为时41年的抗英战争和国内战争，这期间有多少的仁人志士为了保家护国而舍小家、为大家舍命卫国，许多人的思想也因此得以升华、个人的灵魂在大局势下得以升华，整个国民、国家的魂在大局势下升华。它的巨大辐射，已经延续到后来的左翼反殖运动，统治马来亚的殖民黑暗已被独立所更替。

　　殖民统治深深地阻碍着马来亚的发展，没有这几十年的奋战，那就不会有后来的国家独立和发展。马来亚共产党将马来亚这个殖民地带上了独立之路，打碎绑缚在人民身上的殖民主义枷锁，在马来亚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于此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英雄和英雄事迹，已经构成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给我们展示了忠诚与荣誉、坚强与信念，已经成为各民族感情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这种特点使之受到大众关注，文人墨客着笔者也多，可见抗日反英在人们心中的份量。

　　正因为有分量，才会勾起很多想象，撩人心魂，让人想大书特书，甚至浓彩重墨。刘勰有句话说得对，“观千剑而知器”（《文心雕龙·知音》），看的剑多了，就知道剑的好坏。将黄锦树和流军的作品与21世纪出版社出版和众多亲历者的作品对照，看上去格外地难以调和：这两个作家或者基于政治目的，或者出于偏见，或者作者本人各种各样的欲望，往往以平庸和低俗，甚至是非理性的和反智的笔调创作出来的作品，毁坏了人们的道德人心，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他们所描画的时代和人物的图像就只有畸变的、怪诞的，是下流粗鄙的，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力量的匮乏自不待言，充其量是披着“马共书写”外衣的地摊文学。这些作品，将会随着时间的一阵风，随风而去，无影无踪。

　　文学应该表达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进程，文学作品的本质不是华美的语言以及复杂的技巧，而是展示人性的光辉，传达一种精神和力量，培养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让我们愉悦，让我们博闻，让我们明是非。而像黄锦树流军们的所谓作家，只能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审美品味来进行文学创作，是动机影响感知过程，而非对现实社会理想情怀的表达，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文学与现实建立深刻关系的可能，表现在他们对“社会历史内容”缺乏真诚的搬用。他们理解不了那代人，因为现在的他们是世俗的，而抗日反英战士是有理想的，愿意牺牲奉献，愿意做后人的垫脚石。黄锦树流军们却往往不深究矛盾、苦难、悲剧等背后的心灵诉求和精神的寄寓，而是将其转换为可任由妙手剪裁捏造的“素材”随意地加以使用，又常冠以“革命历史题材”的大部写作，是在历史叙事之名下行丑化之实，或者是在“去意识形态化”、“价值中立”之类遁词下恶意中伤，刻意逃避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认知。

二、黄锦树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

　　看看黄锦树博士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怎样描画人民武装：

　　“老魏看我愁眉不展，已放话说，如果你再不进来，他可要亲自出马去把你阉了，卵蛋还可以醃了缺粮时切得薄薄的配树叶草根吃。”“那个满身毛的阿里，偷看我大便三四次，小便五六次，冲凉十几次，你希望我嫁给这样的人吗？”（黄锦树《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花木兰的来信一》）“你爽到了，我在这里痛到半死，如果你胆敢对我女儿不好，我只要听到风声一定亲自上门用最钝的刀把你阉掉，再把你和你那臭女人大卸八块，反正部队有好一阵子没肉吃了，他们最近正在跟山上的食人族讨教野外求生的技巧。”（黄锦树《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花木兰的来信三》）“除了女人之外，这里没有人敢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妈的，有一次连我也差一点失身，还好我革命一直坚定，坚持不肯勃起，方逃过一劫。”（黄锦树《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老魏的指示》）书信中的用语如此之粗劣，作者的内心世界是显而易见的。以这样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粗鄙下流的语言写作，不仅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良知，就连做人的底线也不存在。这还不算完，还有更恶毒的描写：

　　“我们前几天捉了一个英国大兵……几个战士把他压着，屠夫出身的老王在他的耳边说了句‘感谢你为革命牺牲’后割了他的喉，还承（盛）了三大脸盆的血。……在几个有厨师背景的战士协助下，把那可怜的爱尔兰人的肉分门别类的装在竹筒里醃着，内脏倒是先爆炒了。山里头有许多种野生的姜，混着用，加了许多指天椒。三两下被猛吞口水的年轻战士抢光了。……两颗大卵蛋也用大量的盐、山胡椒、野肉桂醃起来了，奉献给了领导。……连大骨也不浪费，熬了好几锅汤。……用他肚腩的肉炖了一大锅，除了山胡椒，也没什么香料可用，骚味蛮重的，而且咸。……老黄的手艺真不赖，真是我们森林里的大厨，竟然可以把英国佬的肉处理得不输给山猪肉。”（黄锦树《南洋共和国备忘录·疑似沈玉兰的来信》）好家伙！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人与禽兽已经没有区别，已经是无耻到残忍得没有人性了。这种不惜用下三滥的情节低级黑到底的笔法，如果脖子上顶的不是猪脑，就应该知道这是恶毒的捏造。

　　如此灭绝人性的故事，黄锦树只图自己说得畅快，把反殖战士推向被告席，让读者惊心动魄，毛骨悚然、浑身哆嗦，对革命抱着恐怖。泯灭人性地描画人民武装战士，足以抵达人类所能想象的最恶的边界，可以将之开除“人籍”，连英国殖民主义者都没有这样恶毒地诬蔑，这个黄锦树何许人也？如此超越普通读者的想象力，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荒诞不经，丧失天理，已穿透做人底线，突破人格尊严、人的理性与德性底线，黄锦树的道义定格在什么点上？粗鄙的话语，天生就没有正义性，没有文学性。

　　其实，这并不是黄锦树的创造，只不过是抄袭北宋歐陽脩、宋祁、范鎮、呂夏卿等合撰的《新唐书》。为了诬蔑丑化黄巢农民起义，把黄巢变成了食人族。说黄巢被围陈州的一年时间里，建造“舂磨砦巨碓，将活人辗碎，以人肉作军粮。”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前后吃掉百姓三十万之多。”看来古今仇视正义的文人是一脉相承的。

　　文学作品除了需具备文学上的优良品质，史学上的优良品质尤为重要。文学创作正确把握的历史，应是本质规律和运动趋势所统摄的总体的历史、具体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庄重的历史。黄锦树博士涉及历史题材的所谓“文学创作”以碎片化、抽象化、庸俗化、魔幻化等手法来摆布、调侃和恶搞历史，完全涂抹真实，篡改历史，他所雕塑的人物失去正义的光环，彻底摧毁人民武装战士形象，使作品弥漫着一股霉臭味，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变得扭曲而迷乱，黄锦树博士的小说《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不肯花功夫去讲真实的故事，却寄希望于用伪情节来突出人物，致使没有完整的故事，平面的人物形象的片言只语，也可以组成一篇小说。女作家黎紫书针对黄锦树早期创作的《M 的失踪》写了题为《终将失踪的失踪者》说“这小说的技艺层面也许是不堪咀嚼的，它毕竟青涩，对小说语言的掌握未够精确，结构明显松散，而且有点驳接‘错位’”；“显然黄锦树是那种终其一生都在写同一篇小说的作家，他也许会有很多作品，但所有的作品都只是一个小说的不同写法”。吉隆坡星洲日报文艺春秋《花踪马华文学大奖赞词》中说“编辑甚至补缀而成的，就是一些不像小说的小说了”；“附丽的绝决就迹近娱乐了”，“他是在写小说，而且创作出來的是不像小說的小說。”林康《关于战争题材的文学书写》（刊于《热带》半年刊第9期）曾引用黄锦树自己说的“写着写着，有时好像把它（马共）当成一个容器，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小说毕竟是小说，倘若没有它自身的趣味，其他的都甭谈了。”道出了黄锦树无聊的臆想，只是黄锦树脑瓜子的“容器”太小，立意邪恶，装不了意义深远的历史题材，只能在情色杀戮中来回翻炒。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已。

　　凡是会写字的人，只要像黄锦树一样，不必细心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只要勤于搜罗，古今中外，稗官野史中的污言秽语、荒诞离奇的情节、故事，尽可按照“什么东西都可放进去”的创作手法，只要有“它自身的趣味”就可以成为作家，就可以创作出一篇篇“精彩”的小说出来了。“张锦忠为此书作序……‘这批书写马共的小说，看似在戏谑历史与恶搞马共，其实他所处理的，是重重暗影下的历史创伤与林荫深处的集体记忆。’……伪历史本来就不是历史，小说家也不是史官，我们阅读黄锦树这十一篇作伪文化的小说，如果‘顺藤摸瓜’错将里头的历史读成历史，大概也不是小说家该负的责任。”（林康《关于战争题材的文学书写》）“伪历史”“伪文化”也可以成为“集体记忆”，不知张锦忠说的“集体记忆”，是哪个“集体”，谁的“记忆”？悲壮的历史可以“戏谑”的吗？为保家卫国付出血的代价，生命代价的马共可以如此“恶搞”的吗？只有痞子才会这样对待历史。张锦忠也许被黄锦树的“伪历史”“不是小说的小说”忽悠得五迷三道七荤八素语无伦次了吧。

　　如此“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不像小说的小说”对历史的“恶搞”，重复“终其一生都在写同一篇小说”，于是黄锦树博士的文思可以像野马一样，在原野上狂奔驰骋，把同性恋，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把焚书坑儒，把贞操带、慰安妇，把种植鸦片贩卖毒品，将雨林中诞生的婴儿出售以筹款，把马共制造使用生化武器，把《史记》中记载的商纣王“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也可以写阿沙战士用吹筒把武装直升机打下来，俘虏了机师，这次不再像上次一样，大费周章烹煮人肉，干脆来个烤全人，配上五加皮（流军《林海风涛》），像梁山好汉一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可写马共马来领袖阿都拉·西迪道行高，使用马来降头，收降了马来兵团，建立了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并担任了共和国主席，下令逮捕东姑阿都拉曼、拉扎克、李光耀等反动头子，戴高帽游街示众后，以高射炮处决，诸如此类信手拈来“有它自身的趣味”的“东西都可以装进去”，天马行空，把历史当成随心所欲的玩物，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无需付出艰苦的劳动，就能创作出一篇篇精彩绝伦的小说、日记、书信等等文学作品，反正“伪历史本来就不是历史，小说家也不是史官”，“大概也不是小说家该负的责任”，就可以回避正确历史评价的片面化选择，使那些壮烈的英勇与牺牲全都变得虚无，把为民族独立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正义、崇高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都化解于无形。

　　黄锦树博士的变态心理，习惯于选择性感受黑暗，想象丑陋，热衷于塑造渲染丑陋形象，无法看到表现光明、表现总体性社会发展趋势、表现正能量历史题材。

　　这些作品，人物有形无神，正气不彰、邪气弥漫，往往会使读者陷入碎屑性迷惘，更何况一些年轻人会将小说情节当成历史，看不到正确历史观念所指向的希望和前景。这样的作品能够为读者提供多少思想养分？黄锦树在骨髓里就携带着极端个人的基因没有任何正义原则，或者不曾带一点点的正确史观。他不要崇高，不要国家，不要民族，敌视侵略者的敌人，没有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和民族观，决定了他的情感选择和审美选择，也就没有灵感和灵魂了。这种选择使他的创作手法没有了着力点，导致他的历史的堕落，艺术的堕落，更是趣味的堕落、精神的堕落。

　　黄锦树善于以个人好恶评断历史，喜欢以个人想象来虚构历史情境，已经不是为了辨明真相，而是他的道德完全被错误的意识形态拐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黄锦树的“下劣凶残”是欲对人民武装拔根去魂！我很好奇，究竟需要多么不健全的脑子和心智，才会心安理得地做着有违文学创作原理的勾当。如果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后代咒骂人民武装是吃人肉的恐怖分子，我能够理解。但一个父辈被惨绝人寰的殖民战争祸害过的后代，而且还是一个博士也跟着殖民主义者，跳着脚地为它呐喊助威，甚至有过之而不及的咒骂，我不能理解。这种人彻底糟蹋了历史，试图把历史改写，把丑陋变成史实、把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武装力量像变戏法般改妆成为小市民的乌合之众，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反帝反殖的事业中牺牲的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咨睢、罪大恶极的、破坏和平与杀人放火的暴徒。

　　黄锦树不是在搞文学创作，而是在消遣历史！通过否定历史主体，颠覆唯物史观，强调用所谓的个体性叙事及个案和细节的展示，来演绎整体历史，否定抗日反英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把推动历史前进的政党、战士加以丑化、边缘化和小市民化，历史在他的笔下就被严重扭曲变形了，正确的意识形态也被玷污、解构了，表现了个人是如何以缺德的欲望来对抗人类的良知，完全没有了一丁点儿的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完全堕落成为信口雌黄。尤其当打开小说暖玉温香的面纱，发现里面竟包装了糖衣炮弹，这时候，马共和人民武装，这个曾为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立下汗马功劳的雄鹰，实质已被异化成没棱没角，失去方向感的一只残暴怪兽，没有了壮怀激烈，没办法管住自身的凶残，无论男女再也不能驯服自己胯下的神器，他们注定没有前途，从这一刻开始，就注定要自我散伙了。

三、流军的《林海风涛》

　　再看流军《林海风涛》的立场和情趣：

　　“抗日军乃乌合之众，没打过仗，他们在英军营地只学会队形操练、瞄准射击和抛手榴弹。”流军完全不知道，在1942年至1945年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从165人发展到7000多人，有8个独立队活跃于全国各州，开展游击战争。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抗日军与日寇作战340余次，其中200多次是主动出击，粉碎了敌人10多次大规模的围剿，击毙击伤日寇官兵5500人，抗日军牺牲了3000余人。马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在二战时期在马来亚战场上在打击和牵制日军配合盟军反攻的战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代价。“乌合之众”的人民抗日军领导人陈平、刘尧等人会獲得大英帝国勋章吗？

　　抗日军是“乌合之众”是流军一贯性、顽固性和根深蒂固的看法。他在另一部长篇小说《在森林和原野》的后记中说“我家乡的马共没文化，不懂政治，流氓气很重”；在小说《海螺》中说抗日军“三年时间一晃而过，抗日军就这样躲躲闪闪地连一颗子弹也没发。”还说日本投降后，抗日军的领导无法解决棘手的问题就溜之大吉，部分抗日军坐地分赃日军留下来的财物。

　　什么叫做“乌合之众”？没有进步性的庸众叫做“乌合之众”。什么叫“流氓”？“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共产党宣言》）“流氓无产阶级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犯罪滋生的土壤……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马克思选集》)在原抗日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解放军难道也是“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流氓气很重”的武装，值得流军花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连续创作几部长篇小说吗？把“乌合之众”写成长篇小说价值何在？

　　据当时任马共中央委员的阿都拉·西·迪回忆：“中央在1959年决定召开会议，对党军的问题进行全面和深入的讨论，我是中央委员，中央叫我前去参加会议，地点是在第八支队司令部的营房，该营房位于吉打及泰南边境的昔罗地区，中央机关已转移到该地……生产组的同志和从部队出来的一批同志开欢迎会，热烈欢迎我们，生产组的同志没有穿制服，而是化装为平民。这个秘密只有拉昔知道，素华（瑟拉玛，拉昔·迈丁的妻子）和其他新来的同志完全不知道，还以为这是群众的农场。因此，当我伸手采一点青菜的时候，素华就发出警告说：‘不能采，这是群众的东西。’”（《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回忆录》）可见部队纪律的严明。流军无视事实，昧着自己的良心，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一本正经地信口胡扯，口径竟和东南亚反共头目之一李光耀完全一致！

　　流军在他的小说《海螺》中，有很“出色”的情色描写，这本新作又故伎重演，耍弄他对淫风污秽的炫耀和欣赏，全部功夫都做在外在行为，停留在低层次上。在流军的口味中，“色”是最招人喜爱的调料，缺了它，饭菜就不够味道。纯挚而激情的岁月在流军的笔下成了“寻常鹂在柳间鸣，娇色娇声两尽情。兹妞尔娇明弄色，御沟何恨笑吞声。”（宋·曾丰《有售画于令作杨柳黄鹂池塘萱草既成可观用》）：

　　“天色转暗，看看正要分手，不料狂风呼呼，电光闪闪，大雨倾盆而下。邻近有个岩洞。他们（司令方明皓、战士古晓云）便进去避雨。……雨越下越大，缕缕雨丝为岩洞拉上帷幕。凉意沁人，情欲亢奋。心跳加剧，欲火中烧。他们互相默契，宽衣解带，共赴巫山，直到雨停方罢。”突击队长薛娜看到方明皓司令的睡姿像丈夫老黄，“鼾声听来熟悉悦耳。梦牵魂萦，大旱望云霓。她心猿意马，春心荡漾。……三更时分，叮叮当当，水花四溅。……方明皓把她拥在怀里，动情地吻着。紧紧拥抱难解难分。薛娜松自己的纽扣，也松他的纽扣。久旱逢甘露，薛娜情欲亢奋，期待着佳境。……巫山云雨，如胶似漆，流连福窝，频入佳境，直到雨停方罢。”敢于拿起枪杆的人民武装战士连一点定力都没修养到吗？

　　此外，“欲火中烧”、“粉颈酥胸”、“目挑心招”、“秋波暗送”、“心醉神迷”、“情欲霍然激荡”，“情投意合，心有灵犀。一媚笑，一飞眼，干柴烈火，耳鬓厮磨”、“薛娜随着去浴间洗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粉颈酥胸，肌理细腻，心里感到格外的满足与骄傲。”软玉温香，庸脂俗粉等等淫词浪句和情节，把突击队长写成了潘金莲，把司令写成了西门庆，抄袭色情小说的词语，基本上是一部洋溢着脂粉气的闺房记趣，《林海风涛》写成了《欲海风涛》，书中人物只要一有机会，有个方便的地方，就想着共赴巫山，颠鸾倒凤，“情欲亢奋，期待着佳境”，正像鲁迅先生说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而已集·小杂感》）

　　我们阅读作品的同时，也可以看见背后站着的作者。流军多部作品都有类似的描写，足以说明是虚张声势的外表掩盖下借意淫为乐，自我快感。这种意淫，表现了无聊文人的无端自恋，格局狭小，低级趣味，流军的“想像”是不是“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样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均处在不健康信念的控制之下，一定会冲击道德，表露了一种内心的真实，代表了无聊文人再也无法逾越的写作高度。

　　优雅或低俗是由欣赏者的灵魂带来的。看看海凡部队小说《野芒果》中男女战士之间的爱情书写，那简直是一首诗一首歌一幅画一种境界，而流军也许文字库存里只有意淫词汇选择，没有更多的词语储备，只知道似水的青春年华是光溜溜的一团肉，陶醉于肤浅的外在。只见情欲，不见爱情，语言苍白无美，意境鄙陋俗浅，只有单薄的社会故事，不懂得将生活转换为文学，没有文学的故事，文学层次太低，根本不存在精巧构思，是流军小说的“特色”。

　　燕雀不知鸿鹄志，反讥大鹏九天飞，癞蛤蟆无法想象天会比一个井口还大。眼光过于低下和狭隘，满脑子旧传统、旧观念，尚未脱离低级趣味的知识分子，小智不识高道，却偏要去写革命者的生活，那无异于井鼃语于海、夏虫语于冰！这些只有小市民情趣的作家怎能理解革命者的钢铁意志，伟大心胸！怎能体会出劫后余生异地重逢的喜悦与激动？怎么能感受到历史诗意？理解军魂真谛？

　　他们先抱定立场，借人民武装的壳，包装自己的本性，而后胡编乱造、添枝加叶、任意抹黑，战士之间相互算计报复，把人民武装描画成土匪，把部队写成了土匪窝！“第二天熊大头（炊事长）叫他（哨兵杨阿八）去捡柴。监视他的还是许山鹰（纪律组检查员）……杨阿八忍无可忍，决定给他吃点苦头解解心头闷气。他捡了一根又长桠杈又多的枯枝……杨阿八猛地一转身，枯枝桠杈不偏不倚戳中许山鹰左眼。”“这小妇人（陈雁）是指挥部总长，是中央候补委员，是顶头上司；军令如山，不去就是抗命，她一翻脸可吃不了兜着走啊。”像这样描写上下级和战士之间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市井小民贩夫走卒的言行文字不少，整个部队笼罩着浓重的匪气。

　　“一个微不足道的炊事员到了第二区队竟然身居高位，郭晓松（政委）如鲠在喉，耿耿于心”，“‘这样下去，我这个政委可要看人脸色靠边站了……’他心神恍惚，患得患失，每想起这事如芒刺在背，惴惴不安。”“政委”竟然这么小肚鸡肠，“微不足道”的“炊事员”“身居高位”让“他心神恍惚，患得患失，每想起这事如芒刺在背，惴惴不安”。在革命队伍里，职务有分高低贵贱的吗？作者的心理状态庸俗观念在自己力透纸背的笔下还真纤发毕现！

　　马共北征指挥部总干事长、雪兰莪州委副书记、中央候补委员，被日寇称为“玫瑰杀手”，被总书记“赐予‘革命的百灵鸟’雅号”的陈雁，对离婚了的前夫第六支队队长杜越明“秋波脉脉，两个酒窝好像会说话”，邀请杜越明“这里过夜……杜越明受宠若惊，心怦怦的似乎要跳出胸口”，“当晚，陈雁请他到闺房，秉烛夜话直到三更”。这是什么时代环境？是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王昌龄《闺怨》）吧！

　　听说中央委员蓝国瑞叛变了，“陈雁大惊失色。蓝国瑞来插队是她推荐和安排的。她有责任，上头怪罪下来她可吃不了兜着走。”因此要求杜越明“暂时保守秘密，谁都不要说。”原因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件事可大可小，你说话得小心，别让人逮住小辫子。”

　　一个高级干部，中央领导，难道不知道叛徒对组织造成的危害吗？内奸莱特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没有党性原则，出现了叛徒，叛徒还是中央委员，不向上级组织报告，不做紧急处置，保护同志，捍卫组织，保证部队安全，而只有小心眼的个人打算，为了怕“让人逮住小辫子”，盖着、捂着，出现叛徒“这件事”还“可大可小”，这就是流军先生笔下的革命者的思想境界！

　　“辜加兵惊喜万分，推开另一边的车门滚落在地。他们匍匐到车底以车轮为掩护向敌方开火还击。”“辜加兵……他们回到车底下，以轮胎为掩护，朝敌方猛烈开火。”这样的叙述，站在什么立场？

　　“那几个人缴了他们（军警）的枪，……朱五朱六箭步上前往他们的耳穴上推出一掌。他们闷哼一声，打个趔趄栽倒在地上。……薛娜、朱五朱六举枪瞄向那两个军警扫出一排子弹。……他们便七手八脚把那两个尸体拖到路边往下一推，啪啦啪啦，像两根木头滚到悬崖去了。”把有四大纪律十项注意严明纪律的民族解放军战士写成了梁山上的草莽英雄，就像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何等快活。

　　为了卖弄拥有“丰富”的马共知识，博出名，以弥补在艺术方面的不足，这种行为绝非毫无目的，或者怀揣着抹黑马共争取获得政治承认以便获得什么什么奖的念头吧。其实这些人的所谓马共知识仅是皮毛，连人民军队中的术语也不说清，共产党只说“上级”不说“顶头上司”；说“战士”不说“兵士”，说“警卫员”不说“卫兵”；招呼战士喊一声“来人！”，“同志们听命”，连地方戏曲的用语也用在人民军队了。

　　时空错乱在流军的作品中俯拾即是。中央委员蓝国瑞“出任六支政治顾问职衔”，看来蓝国瑞的中央委员是白当了，把中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安置老人而设置的顾问移植到五十年代初战争环境中的马共身上，想象力真够丰富；“石扁担……属走资派？”上世纪五十年代马共里就有“走资派”的说法了？“蓝国瑞用手指在地图上比量了一下，‘大概八九十公里’”，当时用的可是英制；中央候补委员陈雁在白熊山上还有“闺房”，这不是扯淡吗？

　　其他如景色描写，“大家在树林里休息……树林遮天蔽日……午后三点钟，火伞高张，河岸上的卵石地热气蒸腾。”“石扁担喜欢那个地方，不过他是去作晨操、打太极或观赏朝霞。”既然是“树林遮天蔽日”，怎么又“火伞高张，河岸上卵石地热气蒸腾”？森林里可以看到“朝霞”吗？武器使用也是胡说八道，“王大光拉出撞针把手榴弹抛进水里。轰隆一声……各类鱼儿，大的小的翻着白肚浮上来。……看见鳞光闪闪的鲜鱼在箩筐里挣扎跳跃……”军事素质如此低劣，手榴弹只有引信，哪来“撞针”？被手榴弹炸得“翻着白肚浮上来”的“鲜鱼”还会“在箩筐里挣扎跳跃”？

　　“我说吃蚂蚁，味道很不错，他们于是跟着吃。先是生吃，后来就炒来吃，还有蝎子也放进锅里一起炒。先是我们几个吃，后来大家一起吃。”一支一百来人的队伍，要捕获多少蚂蚁和蝎子才能“大家一起吃”？“罗蜜树结的果子叫面包果……果肉如菠萝蜜，生吃熟吃皆美味可口……勤务兵大有收获，挑回来的面包果好几麻袋。”人民武装里还有“勤务兵”？马来半岛热带雨林中，野生面包果是很少见的，“好几麻袋”的面包果从何而来？面包果种子与果肉煮熟后方可吃，怎么能生吃？“不料狂风呼呼，电光闪闪，大雨倾盆而下……雨越下越大，缕缕雨丝为岩洞拉上帷幕”，倾盆大雨还会有“缕缕雨丝”？

　　诸如此类众多无概念、无逻辑，甚至无专业常识胡编乱造失真荒腔走调的小说细节，我不想去梳理和罗列了，关公战秦琼式的无知细节，可以举出的例子太多，读者从一打开小说就被诱导着丢掉了常识。而常识是一个人必备的基础知识，如果常识缺失，对很多重大问题的判断就会走形、变样，会产生错误。

　　真实，是文学创作的基石，细节真实是小说的生命线，鸭子是不能上架的，即使《西游记》第六十八回中孙悟空在朱紫国给国王配的乌金丹，看上去什么锅底灰、马尿，很好笑，其实都是医书里有根有据的的呢。学一学巴尔扎克吧，当他读到雨果的诗：“……壁虎，浴着月光，在大粪池里跑着。”他叹息着说：“这是违反事实的，错得太不应该了。”因为壁虎喜欢太阳，活在干燥的地方！

　　写小说靠的是作家的主体经验和客体经验以及生活记忆，记忆又往往是想象力的重要起点。流军只是听说过马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故事，耳听为虚，根本无法掌握人物的丰富内心世界和富有魅力的个性特征，无法深刻体会生活在雨林中人物的酸甜苦辣和情感方式及表达方式，只能以虚假细节编造而成小说，怎能支撑起小说结构？而细节真实是小说的骨架。没有骨架，整部小说就站立不起来了，怎能营造艺术美的意境？艺术真实何在？可读性何存？即使轰动世界的击毙钦差大臣葛尼的情节也写得平平淡淡，故事没讲好，人物也没有立起来，纸上谈兵，味同嚼蜡。

　　没有可信的动人的故事和感人的人物，小说就没有高潮，用一般人情世故，甚至把自己的猥琐人生投射于雨林中经过抗日战争严酷考验的战士，我硬着头皮也没法读完，那字里行间的陈腐之气，实在让人受不了。贾宝玉有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气逼人。”流军小说中的男女人物，莫说男的“浊气逼人”，即使是女性，也全是“浊气逼人”，人物形象哪有一个让人觉得“清爽”！

　　早在1994年的《赤道洪流》，2002年的《海螺》讨论时就有评论文章指出其作品中不真实的细节。时隔20多年，流军竟一点长进也没有，涛声依旧，一条道走到黑，虚假的细节层出不穷，而且浓彩重墨，当成重点来描绘，让人叹息。《林海风涛》的后记里，流军还借别人的口自我吹嘘“有的赞我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有的说我对森林、马共和游击队了如指掌，随后问我是否当过马共、拿过枪打过游击？”癞蛤蟆打哈欠，口气大得很呢，可惜癞虾蟆唱不出花腔女高音。流军太拿人民武装不当回事，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据我所知，流军一共写了四部马共题材的长篇小说，均是平板式的塑造人物，过于做作和虚假，脱离生活真实，连一个英雄人物形象都塑造不出来，所以也就失去了认真读完它的兴趣，相信读者无法说出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姓名，有多少读者能够读下去？哪来“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的“人物”？真是昨夜小楼又东风，聚胸中之气，口吐豪语，破冰扫云，语不惊人死不休。

四、黄锦树流军们陶醉于“恶搞”、“调侃”、“意淫”

　　人总是有感情的，美好的人和事我们感到亲切，我们赞颂；丑恶的人和事我们感到厌恶，我们鞭挞。在国家面临危难、民族遇到挑战之时，民族和国家因英雄而卓然挺立。这些英雄，以英雄的壮举在黑暗岁月点燃希望之火、在艰难时刻迎难而上、在危急关头成为中流砥柱，更以英雄精神引领方向、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凝聚力量，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穷凶极恶的日寇英帝强大的武力面前没有趴下。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抗英战争，就是一部英雄人物竞相涌现、英雄精神空前光大的壮丽史诗。人民抗日军和民族解放军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是各族人民中最优秀人物的组合体，是一群无以伦比的勇士，体现着牺牲与奉献精神、勇敢精神，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主题，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格。正因为他们的伟大、悲壮、精彩和生动，形成了我们国家民族历史的最强音，他们的尊严不容亵渎。

　　个人站在何种立场看待这个组合体，最能彰显人的道德、境界。面对他们，站在烈士纪念碑前，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写于1835年8月《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如果这个最优秀的组合体像黄锦树博士流军先生笔下那样暴戾恣睢、旖旎妖娆素质的人群，会有向心力，拿起武器，走进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里坚持数十年吗？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天上有武装直升机扫射，远处有大炮轰鸣，周围有大军围剿，地上有无处不在的地雷，蚊叮虫咬，毒蛇猛兽，只要有一丁点的私心杂念，怕死，怕饿，怕困，怕苦，怕累，怕黑，怕鬼，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超强的心理素质如何能天天忍受？信念信心一动摇，精神意志就会如山崩塌，一分钟也无法坚持。这种提着脑袋过日子的恶劣环境和处境，并不是如黄锦树博士和流军先生所书写的那样轻松，在森林里行军危机四伏时可以相互打闹、调情、调侃、打牙祭，就差莺歌燕舞了。“在河边散步聊天”，“沿着石坎散步聊天”，“作晨操、打太极或观赏朝霞”等等。在反击敌人的饥饿政策期间，战斗都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不断牺牲，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牺牲了多少优秀儿女，有些人经不起艰苦生活考验而叛逃投敌。1952年7月25日上队时才17岁的吴秀玉晚年回忆：“同志们为了生存，全靠吃柠檬心、山椰心、竹笋、眼镜豆、茨粮、树胶子等维持生命，因此身体都很虚弱，有些战士在砍柠檬时被敌人打死，有些战士在胶园拾树胶子时被敌人打死，有的吃杂粮而中毒死，或者大病一场，头发脱光。”（《青春回眸》）事物是由强势和弱势两部分组成的，当时英帝是强势，人民武装是弱势，弱势本能地具有谋生存的内在欲望，这样形成的强大生存动力，自然激发出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奋斗精神。在生死存亡之际，人的神经高度紧张，真枪真刀，几乎就集中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点上，人民武装之所以崇高，之所以神圣，就因为他们自身内在饱含的强大的生命力，必然地充满着希望，促使他们去追求翻身和解放，谁有心思和闲情逸致这么轻松写意，犹如露营远足。“跟在敌人的背后，枪上着膛，双手执着枪口在前；人要虾腰曲背的走着，眼要目不转睛的看着；随时随地要准备射击，神经就一直要保持开火前那一霎那间的紧张；这是如何不容易和辛苦的事情！”（林云《进攻来犯的敌人——三天打五个仗的故事》）这种艰苦、艰险的生活，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像这样的环境和处境，这些“乌合之众”大可缴械投降，出来社会过着黄锦树博士流军先生笔下的生活，丰乳肥臀，灯红酒绿，岂不快哉！何苦为了黄锦树博士说的“剩下的是他们的尊严之战，历史定位之战”（《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关于漏洞及其他（自序）〉》而坚持？如此热衷于情欲、无聊粗鄙素质的“乌合之众”，还会为“尊严”和“历史定位”忍受饥寒交迫，舍身忘死吗？这根本不符合人性，不符合逻辑。作为小说家，做这样的人物结构设定，这是触犯了道德。

　　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英雄们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们只能说黄锦树博士流军先生不仅不仰视英雄，还为自己或扭曲的人性或卑劣的人格或愤世嫉俗而宣泄情绪杜撰故事，毫无生活真实根据。黄锦树流军们可以陶醉于“恶搞”、“调侃”、“意淫”，自己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轻薄崇高，可以选择当小人，但不能不敬君子，绝不该丑化那些为国家民族的英雄，特别是那些壮烈牺牲的烈士！他们年轻得让人心痛！

　　展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纯粹是臆造出来的情节虚构故事，无法贬低真正的伟业。肆意污蔑丑化，足见臆造者眼界狭窄心胸灰暗，侮辱了作家自己的人格，糟蹋了作家自己的才华。他们的政治倾向已很鲜明，他们的投枪、匕首既然已掷出，他们的描述已对一些不了解反殖历史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必须唤醒文学界的正义，正本清源。

　　黄锦树们可以挥舞手中的笔杆写东说西，但他们无法抹黑人民武装，无法撼动人民武装的丰碑！对他们污蔑国家的英雄，玷污民族英雄的光荣历史，伤害反帝反殖战士的尊严，我们应该正本清源，扶正压邪，廓清云翳，不能无动于衷得像《水浒传》里的秦明一样“可怜霹雳火，落地竟无声”！凡正义感尚存的人都应该抵制。英雄不倒，民族才能屹立。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个不能捍卫自己民族英雄的人绝不可能创作出经得住推敲和检验的好作品来。

五、黄锦树甘当“历史杀手”

　　黄锦树博士把历史上规模宏大，绵延有时，声势壮大，组织严密的反抗侵略者、主持人间正道的斗争，写成“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金圣叹评〈水浒传〉序三》）的绿林草莽，甘当“历史杀手”。他的所谓“马共书写”，反帝反殖历史缺席了，纯粹是为妖魔化马共而作，有着鲜明的方向性，而方向取决于立场。这样的妖魔化已经完全超过了对德国纳粹和日本法军国主义的妖魔化，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无视引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领导者和战斗者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力挽狂澜的丰功伟绩，捏造事实，混淆视听，竭尽诋毁诽谤之能事，抹杀马共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轻慢历史，亵渎神圣，颠覆人民英雄形象，是黄锦树博士内心涌动着的逆反臆造心理膨胀到了极点的自然表现，就像英国的政治哲學家霍布斯在《社会契约论》中说的“人对人是狼”，人和人之间就是互相杀戮。这种表现实际上内含着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所谓“马共书写”，这就是黄锦树纯粹个人的、自足的美学空间，是黄锦树博士“马共书写”的根据和逻辑。

　　在他的笔下，抗英战争时期是个空洞化的时代，没有思想，没有是非，没有血性，没有规则，甚至没有敌人。如果这算小说，那就是文学中最浅薄的一类，最无聊的一类。他的妖魔化马共，绝不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潘婉明善良地认为黄锦树“虽不无‘恶搞’，却有其文学与历史宏旨。”“另辟一条文学的路径，用他独特的幽默，一贯的自我，拦也拦不住的‘顽劣’，有文献基础的背景、真假难辨的布局、天马行空的奇想”“无法无天的恶搞”，这从黄锦树扬言“想借文学把马共整个带进马华文学史，让它变得不可忽略。”（黄锦树《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附录二潘婉明〈马来亚共产党——历史、文献与文学〉》）就可以看出，他是有目的，有宏愿这么书写马共的。

　　所谓“想借文学把马共整个带进马华文学史，让它变得不可忽略”，是指“马共书写”文化能够起到普遍的引领作用，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能够成为开拓作用。而黄锦树的“马共书写”是反其道而行之，“无法无天的恶搞”凌驾于对自身历史的尊重、对为国捐躯的先烈的缅怀之上，对不起曾经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的先辈。什么叫恶搞？恶搞是无厘头文化的延伸，拼贴，反崇高的一种狂欢。如果还以为这样书写马共是正常，那就是以为正常的人就不正常了。

　　黄锦树的“马共书写”，把人民武装写成吃人肉的恶魔，那么要剿灭人民武装的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可就是正义之师、文明之师了！这背后恐怕是为英帝国殖民统治作清道夫，洗白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吧！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战士和苍蝇》）人民武装战士虽然不是个个都是佛，但是也不是妖，也不是魔，他们是人，但不是完人，都有缺点，有错误，是身心健康的人，有七情六欲，也有组织的道德规范，一身正气，做战士该做的事情。“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的黄锦树匪夷所思的烹煮人肉这一情节，比英帝一千遍一万遍指控马共是“恐怖分子”，调动40万大军围追堵截马共更为强而有力！它的毁灭性甚至超过核武器！这是与英帝联合的绞杀。马克思使用过一个隐喻：老鼹鼠正在地下深挖着！挖得好啊！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过永垂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结尾中，他以自己的生命大声呼喊：“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而已集·小杂感》）在《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的扉页上，黄锦树刻意打着灿烂的旗号，写上“本书献给/为解放殖民地马来半岛而/牺牲青春甚至性命的马共/战士们以及无辜受害的民众”。黄锦树博士“创作”应是“根于”“为解放殖民地马来半岛而/牺牲青春甚至性命的马共/战士们以及无辜受害的民众”的“爱”吧，谁曾想他的“爱”却是一个烟雾弹，设了雾障掩人耳目，让读者以为作者的历史观可取，以为这本书是歌颂马共，诱导读者读下去，其实是想挖个“坑”把人民武装“埋”进去，在书里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一手分发糖果，一手暗下毒药，再对着英雄们吐一万口唾沫，无形之中侵蚀了马共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如果这不是智商瞬间降至不足50，其人格分裂已经极为严重。

　　叛逆与审丑，是黄锦树作品中的两大特色。黄锦树也以历史观、艺术观的叛逆者自居。这种是非理性的叛逆性在《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中，可以说是表现得相当明显。只是他的叛逆不同于鲁迅先生那样把投枪、匕首投向黑暗的反动统治，他是在诅咒嘲讽千万仁人志士曾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革命事业。

六、流军缺乏自知之明

　　流军虽不会像黄锦树那样恶意妖魔化人民武装力量，却缺乏自知之明，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随着自己的本性随意揣摩雨林中的人和事，越写越没边，又想当不偏不倚的历史裁判，不反共也不亲共。流军除了童年在乡村度过，一辈子都生活在城市里，连左翼运动都没参加过，远离大自然。有一段时间还混在商场里，和孔方兄打交道，满脑子小市民的意识，自己尚未脱离低级趣味，却偏要去写森林里的雄壮故事，从俗世人的角度来观照革命者的人生态度。加上固有的偏见，出于一种“无意识”或“下意识”，对流军们而言，这种关于矮化马共的鬼话建构已经内在化了，形成了心理定势。由于这种内在化的动因，立场和感情也情不自禁有了倾向，按照这种倾向到处搜罗非常表面的有关资料，只能是一个资料员，不是作家。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颠覆历史之真，没有情感体验，没有吃透雨林中的生活，没有摸透当时人物的个性，无法在心灵和灵魂上相通，浮光掠影，道听途说，随意想象，拼凑故事，摆弄一些细枝末节，还自以为坐而论道，遮遮掩掩地只按自己小市民意识形态的需要，必须具备的有关知识和生活体验准备连看热闹都不够的情感和思想，在虚构的时间和空间里，以一些虚构的人物演绎虚构的故事，把历史问题、政治问题都消解了。一年多的北撤长征，一路上竟看不到英殖民军队残酷摧残民族解放运动的累累劣迹，没有被焚烧的乡村遗迹，没有群众，没有“新村”；行军打仗竟连侦察地形地势的情节都没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感人的人物的悲欢离合都写不出来，反英战争被作者吊在半空中，雨林中的群体就像一个大杂烩，他们不是在战斗，只是在勉强度日，不能给社会创造任何价值。整部小说没有历史性的场景，历史性的感觉，生活实感弱，只有一堆赘肉，毫无筋骨，寡淡无味，变成了贩卖矫情的苍白“文学”， 无法让读者有图景式的想象，把宏大的历史题材，美好的人物形象，指向了市井小民的猥琐故事。

　　小说前半部中男女人物的对话，和作者的叙述，总让人越看越累。文学创作要向自己的人生要经验要故事，对生活在雨林中的人物和景色无知，同自己的描写对象不熟，生疏得很，没有亲自感受生活，理解生活，所以就显得情节和细节不真实自然，毫无力量感，观念先行，无可避免地就会改头换面，将学习过革命导师著作，在战争环境下接受了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有严明纪律，坚强的党性，完全超乎世俗和肉欲，充满血性的革命军人写成了在城市里为生存而谋生，写成了点头哈腰的店小二，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只寻求低级趣味娱乐的小市民，把英雄写成异类，把崇高写成庸俗，把想象当成真实，把英雄张三描画为狗熊李四，把李逵写成了李鬼，错失了对一个时代的真实表现，也错失了同时代和更长久时代读者的认可，以致“东施效颦空遗恨，邯郸学步存骂名。商女唯唱后庭曲，难奏铁马金戈声”（雨夹雪：《从春晚红歌删去毛主席说起》），闹了许多细节失真的笑话而不自知。

七、黄锦树流军们只在历史的犄角旮旯转悠流连忘返

　　写小说是有担当的。既然要写抗英战争的小说，就要以日本投降后，英殖民主义者重回马来亚，1948年6月20日宣布全面实施《紧急法令》，大举出动特务、警察和军队，在全马发动突袭，进行大镇压、大查封、大逮捕的“6·20”事件，以及后续的逮捕、酷刑、驱逐、迫迁、绞死、枪杀等等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暴行作为小说背景的铺垫，来阐明马来亚人民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反抗英国殖民主义法西斯统治的正义性。作家的责任就是要表现深层的很阔大的东西，而不是像黄锦树的刻意丑化和流军的胡编乱造。

　　作家是社会的良心，要有深邃的历史理性，不能只在历史的犄角旮旯转悠流连忘返。黄锦树流军们因为距离当时的时代太远了，特别是生活在高度商业化的市侩社会里，思想情感已经被污染得一塌糊涂，精神境界不高，美学情趣趋俗，看不到和体会不了人民武装在苦难中酿成的坚忍、激情和光辉，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所要表现的历史人物，只会绕到历史的后面，在边边角角寻找垃圾。在他们笔下，人民武装已经异化，已经丢掉了其本来面目，已经变味，酸腐味浓得熏人，把宏大的历史进程重构为个人的恩怨情仇（这特别表现在《花木兰的来信》），欲火煎熬、男欢女爱，是仇杀、吃人肉的恶心和血腥，是毫无意义的动荡、混乱与整人的历史，民族矛盾不见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国殖民主义者指挥的雇佣军干的那些摧毁各族村庄的缺德事不胜枚举，干的惨绝人寰之事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殖民者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在书中统统见不到，这是为英帝当枪手，宰杀马来亚反殖历史的一把政治尖刀。

　　鲁迅说：“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当然，黄锦树和流军并不是什么“革命文学家”，只不过是爱在革命队伍中寻求鲁迅所说的“才子＋流氓”的痞子和无聊文人夫子自道而已。

　　黄锦树们像莽夫一样坚持，赶时髦顽强地文学表达人的情欲和原始性欲，强调文学创作的潜意识，非理性，提倡个人的情欲高于一切，快感高于民族大义，只追求感官的刺激，似乎不写人的性欲就不是好小说，他们就像原始人的想象力一样，很难超出十个手指头。一部一部的所谓“马共书写”风格雷同，自我重复，千人一面，内容平庸的作品一再出现，拿红旗当擦鞋布，表现出对传统道德的背离，就像19世纪的法国的画家们在画室里炮制出使人啼笑皆非的伤风败俗之作，描画着，雕刻着肉感、妩媚的维纳斯和水泽女仙，不断演义着罗马遗事和中世纪传说。这种人根本就不知道，马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是政治性的集团，只要耽溺于情欲这个麻醉剂，他们就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和坚持数十年之久。

　　没有艺术良知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只不过是发自本性的三俗作品，绝对不是笔墨激情。他们不知何为爱国和高尚，往往通过否定历史主体，颠覆唯物史观，强调用所谓的个体性叙事及个案和细节的展示，来演绎整体历史，以丑化、妖魔化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英战争的历史。这种在历史的伤口上撒盐的调侃崇高、扭曲人物、颠覆历史，丑化羞辱人民武装力量的恶劣行为，同官方主流和官方历史学等领域的思潮是互为表里、彼此相通的，这种作家要取悦于什么人是昭然若揭的。不管黄锦树们是作家还是无赖，通过文学形式彻底解除人民武装的道德制高点，搞乱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是一种非常高超的洗脑手段和心理战技巧。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共的精神，是一笔沉甸甸的宝贵财富，这种精神能够存在于历史，是天道，是天理，它不仅仅是铭记民族记忆的载体，更是见证民族曾经经历屈辱的标记。每一代都有自己的使命，马共抗日反英功绩及其后续的左翼运动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凝固成历史，已经化作一种强大的基因和一股强大的力量，她不仅让人民从法西斯和殖民统治的铁蹄中解放出来，还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和了无生气的城市中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启蒙运动，促进了各民族的觉醒和阶级觉悟，有着极高的道德追求，无形中让我们感悟各民族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一路走来的厚重和沧桑。他们“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1949年12月，毛主席登上火车去苏联访问，在火车行进的途中与苏联汉学家弗德林谈起中国文学，由《诗经》谈到屈原时对屈原的评价——顽石：《毛主席如何评价屈原》）他们是播种者，不是收获者。当人民武装放下武器的时候，战士们应该是苦酒满杯吧。

　　能够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的人，就是伟大的人，就是生命能够达到至善至美境界的人。在和平协议签定之后，人民军马来女战士玛珠没有跟随有些来自马来西亚的战友返回马来西亚，“唯一的理由是：我是为了跟随党才参加革命的。不管经历过什么困难，我一直以来都效忠着党，听从领导人，如阿都拉西迪、阿布巴卡、亚布沙玛等等，所以，就是到死那天，我都要跟着党。”（《忠心耿耿跟着党的巫裔女马共玛珠(Ropiah Binti Mat Yatin, Mak Chu)》马共惨烈的军事战斗是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牺牲生命之伟大精神的重要载体。后人要尊重历史的真实，尊重一代人的贡献，尊重为国牺牲的忠诚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已经穿越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空，应该完整地保存下来，要用“史诗品格”的作品对马来亚反英历史进行概括，把人物的精神、灵魂写出来，那就要认真了解马来亚被殖民的历史，不懂历史就没办法正确地理解马来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更不用说正确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上了。以黄锦树流军们各方面的水平，要他们口吐莲花，在作品中反映“史诗品格”，那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文学是一种胸怀，是作家对生命的想象。写作是对灵魂的感悟，是天道人心，是作家内心情感的表达。作家对马共和马共领导的抗日反英抱什么态度，归根到底是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单靠那种玩命诋毁人民战士吃人肉和女人春心荡漾的所谓“艺术感觉”是无知荒谬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和《林海风涛》距离真实的生活相去甚远，对抗英战争的正义性及其对马来亚提早取得独立的重要性没有任何表现，因此其所传递的暗示就是抗英战争完全是一场多余的战争，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小说只突出了性欲，缺乏了精神的纬度，这实际上降低了女性的地位，仅仅把女性作为一个性的符号，创作意图和哲理意图极其卑下，是对众多视“使命重于生命”的女军人的一种伤害。慷慨悲壮的反英真实历史要让黄锦树和流军门沮丧得多，这些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状态超乎黄锦树流军们这些作家的想象和虚构，使黄锦树们刻画的人物形象和历史事实，无法还原当时的情境，无法让读者感受到语言文字背后的魅力和精神力量，看不到充满阳光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没有大是大非，只看到暴力和原始性欲，他们的作品是如此脆弱得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辛弃疾词曰：“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黄锦树流军们以不端态度而为之的作品，必将淹没在时间里，“雨打随风去”！

八、理解和尊重历史

　　潮起潮落，关山飞渡，时间的激流和偏见从来都不可能撼动真实的历史，因为人民武装丰富的精神内涵而显现出厚重的色彩。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都总会有人记得，在那个时代有过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曾经不屈不挠地英勇抗争过，曾经为各民族蒙受的苦难而斗争牺牲过。在反英战争中，人民武装伤痕累累但仍然顽强站立，用鲜血、汗水、泪水、苦难、曲折而无私付出；战争幸存者也已垂垂老矣，有多少人丢失爱情与婚姻，错失生儿育女的机会，有多少人的另一半壮烈牺牲，自此孑然一身，有多少人远离父母兄弟姐妹，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承受了更多的痛苦。我们今天稍微能够直着腰杆说话，敢向强权说不，是他们给我们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的精神内涵穿越时空，为马来亚历史谱写了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稍微有点儿人味儿的都应该投去赞许和崇敬的目光，而不是落井下石地鄙视调侃。

　　1989年2月马共与泰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在首论会谈时，马方代表拉欣·诺发表书面谈话时表示，马来西亚政府承认马共对独立的贡献。因此，后人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嘲笑恶搞调侃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他们的热血和牺牲，他们在奋斗中表现出的那种超越个人生死的大无畏。逝去的战士，已经走进史册，两鬓染霜的幸存者，一无所有，后人需要的，只是一份最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歌颂什么、反对什么都具有重要的社会导向作用。抗日反英的历史，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一段我们应该告诉孩子们的历史。将这些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就像巴尔扎克说过的那样，现实主义作家要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要做历史的书记官。马克思在评价巴黎公社时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同样道理，抗日反英的原则、精神也是永存的，抗日反英战士顽强的生命力背后潜藏着操控力量和法则。

　　祖国不会忘记忠诚的儿女；人民不会忘记浴血奋战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