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共反思苏共亡党的局限》的谬论

　　2021年8月2日《联合早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中共反思苏共亡党的局限》说：“在苏共亡党亡国后这30年里，中共进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研究和反省。这是一个列宁式政党对另一个列宁式政党的检讨，一个苏式制度对另一个苏式制度失败原因的分析；起点和落点都是捍卫和巩固这个基本制度。这个前提限定了它探讨的视角和深度，以及所得出的结论。”

　　郭良平按照此结论加以论述“这样的结论和应对措施使外界很感意外，因为‘苏东波’后人们普遍认为马列主义已经破产了；但它突显了中共反思的鲜明特点和局限性。这些局限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体制框架的局限、意识形态的局限、代际因素的局限。”

　　从所谓三个局限的论述来看，郭良平很显然对对苏联亡党亡国所知有限，对中共历史缺乏了解，时间空间错乱。

　　实际上，早在1956年10月，毛泽东主席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会上清楚地指出：“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被俄国人丟了……列宁这把刀子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习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1988年，苏联进入改革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最著名事件之一是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给《苏维埃俄罗斯报》编辑部的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叙述了苏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情况表示了极度忧虑。　

　　对苏联的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苏共一步步地失去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最后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取消党的领导。

　　郭良平的“体制架构的局限”说是“实质是权力结构和它的组织体系，是当代中国全部秩序的核心，里面编制着盘根错节的各种利益。维护好这个框架，保证它不像苏联那样分崩离析，是改革的底线，也是中国式渐进改革成功的前提。苏联的‘休克疗法’破坏了这个前提，结果是红色帝国的崩溃和经济一落千丈。”

　　苏联在1991年12月解体，1992年初，休克疗法就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全面铺开。郭良平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休克疗法，显然是错误的。既然中共“中国式渐进改革成功”何来“体制架构的局限”？“最根本的局限也是这个体制优势之源——共产党本身。40年的改革引起了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支持改革的共产党本身基本没有变，仍然是列宁式政党”，如前所述，因为苏共领导班子改变了“列宁式政党”，走上西方式政党道路，才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中共之所以没有垮掉，就是因为“仍然是列宁式政党”。

　　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除了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之外，其余的政治运动主要是防止干部腐化堕落，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毛泽东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党和国家政治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有必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这种“继续革命”应当采用的方式。郭良平说毛泽东“用‘继续革命’来搞建设，用‘破’的手段来搞‘立’。显然，革命和建设不是一回事，他搞砸了”那就离题万里了。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很明显，习近平肯定了毛泽东时期的成就。

　　毛泽东时代，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经过28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

　　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其中重工业增长了90倍。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修建8万4千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根本解决了产粮区旱灾问题，为粮食增产打下了基础。化肥从无到有达到1000万吨，完成了粮食增产第二个基础。中美关系改善后，毛泽东就着手从国外购买化肥生产设备，1973年在全国修建十三个大型化肥厂。这些化肥厂于1977年以后陆续投产，化肥的供给问题最终解决。

　　1974年，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小麦良种培育也始于那时。优良品种，解决了粮食增产最重要要素，使粮食产量提高了30%以上。正是水利、优良品种和化肥三个因素，才保证了现在中国粮食和副食品的充足供应，人民衣食无忧；而这三个因素实际上都是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了的。

　　在科技方面，集中力量搞科技，大批高精尖工业设备、大型计算机、人工合成基因等。1964年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6年10月，中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对于这个时期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技进步，邓小平在1988年就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这样的成就，何来“搞砸了”？

　　要知道，从甲午战争、两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绵延百余年，国土沦陷，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在这样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新中国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是和毛泽东博大精深的世界顶级经济学思想和天才的治国策略分不开的，取决于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取决于先进的政治体制。

　　毛泽东建立的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多党合作制。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这是完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人民参与管理的和由人民参与监督的国家制度。

　　所谓反思，无非是寻找挫折、失误的根源，并不是彻底推倒原有体制，重新再来。郭良平说“权力的运行需要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上下一致，全国一心，于是就有了意识形态正统，庞大的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机器，就必须不断强调纪律、忠诚和服从。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进行真正的反思的——所有的反思都同当下的政治、政治正确和正统教条相联系”，前一段所述是中国体制的优点，使中共不至于重蹈苏共的覆辙，而这优点却被郭良平认为是“很难进行真正的反思”。

　　郭良平讲中共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各朝各代的文字狱一样“不让人讲话”。郭良平不知道的是，从延安整风时期起，中共就广邀党外人士帮助整风。1941年，无党派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意见，被中共接纳；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由于进行过程中，少数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造成反右扩大化的错误；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当作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规定人民群众有运用“四大”的权利；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马克思主义真的如郭良平说的“与现实脱离很远，很具破坏性，但仍在禁锢着一些共产党人，尤其是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显然，郭良平不懂马克思主义。

　　郭良平一文中唯一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破坏性”。这就说明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疯狂屠杀、打压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了。

　　1938年，毛泽东主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2019年5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真谛》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人类思想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创立了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还创立了科学的自然观、科学观、伦理观、军事观等，集总结历史、分析现实和预测未来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科学工具，也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两个伟大发现，首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特殊规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其结合实践需要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等，科学回答了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层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郭良平提出“代际因素的局限”，说“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老前辈’”“隔着两三代”“成长经历、世界观、价值观和理想等都是在一个不同年代形成的……这种由代差产生的认知和意识形态滞后是这个政体的特点。滞后造成放弃，放弃引起危机，危机导致回归、强化和再次滞后，这就是一部改革开放的思想史。”

　　隔着“两三代”“成长经历、世界观、价值观和理想等都是在一个不同年代形成的”，那么，中华文化的精华，延续五千余年，不知隔了多少代，我们是否还要延续呢？难道延续中华文化就是僵化？就要抛弃？

　　中国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潮泛滥，就如郭良平说的“肥胖症泛滥的今天”“习近平就概括得非常精辟：‘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社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要怎样防止习近平所说的“缺钙”“软骨病”和“变质”“贪婪”“堕落”“腐化”呢？“维护意识形态正统是掌权者的必修课，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要求党员干部读马列经典作家的原著，检查思想，以提升党性和维护党的纯洁性”又有什么错呢？为何还说“对意识形态作任何改动都很困难，僵化的趋势始终存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塑共产主义信仰”。怎么是“这里的基本策略，是在不改变权力框架的情况下，通过改变观念和情操来改变行为，使它回归‘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中之义，就是中共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才能解脱“意识形态的局限”。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有了苏共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中共才小心翼翼的进行改革。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盲目地“向传统模式回归”，也不是“将这个基本矛盾保留下来重新发酵”。

　　综观郭良平《中共百年庆与苏共卅年祭》全文，重点在于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局限性，要中共“对体制做出重大创新改革”，要中共抛弃“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抓主要矛盾，讲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革命理想高于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塑共产主义信仰”“为人民服务”。苏共正是这样而亡党亡国的呀！

　　苏共的亡党亡国，绝不是“苏共党员干部的信仰是被现实粉碎的”，而是苏共自二十大以来，抛弃了马列主义，造成盲目相信西方制度的“现实”，使列宁播下的龙种，被赫鲁晓夫、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马列叛徒颠覆，强大的苏联轰然坍塌，“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当然，当前中国的体制并不是尽善尽美，还有改革的空间，进一步完善，但绝不能像苏共一样推倒重来，走向邪路。从汶川大地震和各种水灾、旱灾、雪灾、风灾，到新冠疫情爆发和河南暴雨灾害，因为有了体制优势，才取得胜利。反观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一场新冠疫情，就把它们搞得手足无措，焦头烂额，只能甩锅解困，以及它们的人民表现出来的不听政府禁令，对抗撕裂，不就足以说明中国的体制的优越性么？为何还要“对体制做出重大创新改革”？要抛弃“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灾难面前，中国人表现出来的人性光辉，不就是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塑共产主义信仰”“为人民服务”教育的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