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的《中共第四份历史决议的展望》

　　最近一段时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借着“灾难”呀，“错误”呀，写出一篇篇文章来，重复又重复，总是围绕所谓中共的错误在讲术，在讲手段，却从不讲道，讲天下之道，讲大智慧，讲大境界。

　　2021年12月27日，《联合早报》刊登郭良平的《中共第四份历史决议的展望》仍然死性不改。

　　郭良平的内心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所作所为是恐惧的，深怕中共又回到毛泽东时代，高呼要中共“从姓马过渡到姓孔”，否则“很难在世界上被广泛认同和接受”。

　　郭良平恐惧的是“当下的中国政治大有睡回笼觉的意味，正在全力维护和继承毛泽东时代”“民主国家不放心”“更有‘伟大领袖模式’的弊端”“文革和大跃进灾难的行为模式和政治机制又借尸还魂了”，等等。

　　郭良平很喜欢说“维护和继承毛泽东时代”就是要“倒退”，“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玩弄机械的时间概念。历史的进步与否并不取决于时间先后，晚出现的不一定先进，早一点出现的也未必落后。只有符合发展规律、进步趋势，承认整个历史是向上发展的，但同时也承认这个总过程在具体环节上是曲折的，甚至是可能有倒退和反复的，才是科学的态度。

　　如今中国身处全球竞劣之中，没有哪个敌对者愿意宽容中国人试图竞优的善良。由此中国只能坚持走中国人的路。

　　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就必须总结走过的路程中的成功经验与错误的经验教训，由此才有三个历史决议的出现。

　　第一个历史决议，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导了改革开放；第三个历史决议确定了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路线的正确，指导着未来几十年的方针政策，完成中国的伟大复兴。

　　郭良平把“第二份决议对文革有严厉的定性但没有深入分析，得出的教训也比较肤浅，对共和国历史上的其它灾难也是如此”，把第三个历史决议说成是“回避了党史中的挫折、缺点和灾难”，无非是要中共彻底清算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

　　郭良平认为，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它的成本太高：它使中国已经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定型持久，因为它勾勒出的政体性质和运行远景，并不被主流国家认同和接受”，所以“凸显了第四份决议的必要性”。

　　郭良平说的“主流国家”，不须明言，指的是美西方国家。

　　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国家发动的，二战后的历次战争都是美西方挑起的。这些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罄竹难书。

　　资本主义的美西方国家，正面临种种困难无法解决。处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一切离开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都是隔靴搔痒。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国际资本得意忘形的同时，开始了疯狂的掠夺。二十一世纪的新冠疫情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再一次激化和白热化，贫富恶性两级分化，社会撕裂。美国1%的人，占有相当于全国一半以上底层人口财富总和的14.3倍，这是资本主义的死结，是私人占有生产力套在脖子上的死结，无情地暴露了国际资本主义文明的腐朽本质。

　　这样的“主流国家”，值得中国仿效吗？中国的事，为何一定要得到“主流国家的认同和接受”？“主流国家”造谣说新疆“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等诬蔑之词该如何解释？“主流国家”使用流氓手段绑架中国人、轰炸大使馆、银河号事件、撞机事件的事都干出来了，郭良平还把“主流国家”当成正义、文明的灯塔来膜拜，不得不令人怀疑其智商。

　　郭良平认为，如果不彻底清算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就搞不清哪些应该摒弃，哪些须要继承，哪些须要改造和发展。囫囵吞枣为今后可能犯同样或类似的错误埋下了种子，也使体制改革原地打转，找不到针对性，因而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郭良平既然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的理念并没有大错，都是出于好心”“至今毛泽东思想仍然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生命力”是“应该摒弃”呢，还是“须要继承”？既然“难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何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郭良平说的“大跃进、文革、六四等事件”之所以“酿成大祸”，是“沿用了革命时代疾风骤雨的办法……更有‘伟大领袖模式’的弊端。不搞清这些，就无法与失败的模式切割，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以当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有可能出现大跃进和文革吗？

　　“伟大领袖模式”有何“弊端”？郭良平无非要说毛泽东造成的“弊端”。

　　毛泽东是新型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缔造者和领导人；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伟大确立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开拓者；领导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改变自己国家面貌、大踏步赶上经济文化先进国家的伟大建设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次伟大飞跃的实现者，毛泽东思想即毛主义的伟大创立者，现代以来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新中国的建立，一扫百年耻辱，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抗美援朝的胜利，彭德怀元帅自豪地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历史人物的伟大，往往要以他身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久来衡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褒贬，也是衡量一个历史人物是否伟大。看看当今的毛泽东热，看看韶山，看看毛主席纪念馆，毛泽东的思想、著作、政治路线，已经超越其生命长度。

　　毛泽东的价值观，毛泽东的智慧，毛泽东在实践当中创造出来的各种积极成果是经过历史、群众、实践的考验的。

　　这样的毛泽东，不是伟大领袖是什么？

　　郭良平说“‘马克思主义行’的口号，同拜登的‘民主行’（democracy can deliver）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文革大批判中的‘硬说’‘给你戴帽没商量’的逻辑，是霸王硬上弓”。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建立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党，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使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国，“马克思主义行”有何不对？

　　反观印度，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至今还在宗教、语言、种姓桎梏里挣扎，依附跨国资本，勉强实现了不能自主的“工业化”，“民主行”从何体现？郭良平把两者说成是“异曲同工”。

　　郭良平在《民主峰会误判世情开错药方》一文中不是说美国召集的“民主峰会”“是正义力量反击的时候”吗？怎么时隔十天，就非议“民主行”“是文革大批判中的‘硬说’‘给你戴帽没商量’的逻辑”？

　　郭良平在“新党建”中连提六个问号。这六个问题都是无事找事，是在抬杠。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第一章“党员”的第三条“（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如果党员不能起到模范作用，就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就不配成为党员了。当然，要所有党员都起到模范作用是不可能的。有些党员身体入了党，思想还在党外，还在为自己的小九九盘算，那些贪官污吏就是此类人。郭良平要9300万党员都起到模范作用，是在抬杠。

　　世间任何地方、人群、机构都要有模范带头作用。非党人士当然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中，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多得是，是不是需要有人起“模范带头作用”？

　　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模范，以其典型性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什么市场经济就不需要模范呢？

　　从新世纪的新冠疫情管控来看，中国正是由于“党组织全覆盖能增强经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美西方何以对疫情束手无策，只能让“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党组织全覆盖”！中国能够在控制疫情后，复工复产，不就证明“能增强经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至于郭良平说什么“铺天盖地真的能增强执政党的控制力，抑或只是满足了当政者的控制欲、减轻了他们对失控的焦虑”，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能够在群众中发展党员，能够吸收很多人入党，不就证明了共产党有极大的道德力量吗？怎么会“大量分布在群众中的党员、党组织，对党的威信是增强还是拖累”？到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候，那才是“山花烂漫”呢。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人坏人分得清。毛泽东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郭良平把群众当成群氓，无非是知识分子的傲慢。建国之初，枪毙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群众还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呢，哪会“坏人坏事都归结到党身上”？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群众拥护，热情歌颂习近平，“执政党”会成为“无限责任公司”吗？

　　郭良平说“让党性和党组织更加人性化和理性化”。“人性化”是什么？

　　人性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鲁迅认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二心集》）。

　　郭良平要的是什么“人性化和理性化”？意思是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以来是不够“人性化和理性化”？如果中共处理天灾还不能说明“人性化和理性化”，是不是中共的反面美西方国家处理新冠疫情是“人性化和理性化”，要不，郭良平为何说“中国正在滑向与主流国家长期对立的道路”？

　　空洞的说“人性化和理性化”，说了等于没说。

　　按天理，人必须在内心维护良知，不追随美西化政客的主张去改变中国。美西方确有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准备好了类似于苏联解体的方案，只是被战争洗礼过的革命家干预而没有实现，以及2011年2月20日，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打酱油”和2019年8月香港暴乱都不能像其他国家“颜色革命”一样导致政权更迭，这就是中国成为被美西方视为主要对手的原因。

　　煽动动乱无法得逞，自然就得变换手段。水很深呢。

2021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