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待克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待克服》（2022年1月10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提出了最重要的观点，“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人们则知之不详。这种认识上的模糊，使社会主义国家历来的改革不得要领，迷失方向，最终导致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一夜间崩溃。目前中国政治在某些方面的倒退，也与这种认知模糊直接相关”。

　　意思很清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知之不详”，唯有郭良平知之最详。众人皆醉我独醒。

　　郭良平知之甚详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

　　郭良平很幸运，有了苏联崩溃的事例，就可以大作文章来揭示社会主义不行。郭良平总离不开“斯大林魔咒”，总爱拿苏联的崩溃说事，以苏联的崩溃来“揭示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

　　郭良平一方面说“苏共亡党亡国时的客观情况是，强大的苏联红军一直处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社会是一盘散沙，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派和大规模社会运动；1000多万党员占据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所有重要位置。也就是说，无论从力量对比还是利益关系上来看，苏共的统治都应该是稳如泰山”；一方面说“苏共亡党在政治上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的腐败、特权化，脱离群众，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被广大群众甚至普通党员干部无情抛弃”。

　　“客观情况”使“苏共的统治都应该是稳如泰山”，而苏共的腐化变质使苏共崩溃。郭良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苏共不腐化变质，苏共就不会崩溃，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吗？

　　郭良平把苏共“客观存在”和苏共的腐化变质统合起来，明里说“客观存在”使苏共统治“稳如泰山”，实质是说因为“客观存在”使苏共腐化变质。其中最主要的论据是苏联“社会是一盘散沙，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派和大规模社会运动”。

　　郭良平要论证这一观点，就必须从根本上曲解苏联崩溃的性质，否则，这一全面否定苏联崩溃前的社会主义的论点是无从说起的。那么，郭良平是怎样曲解苏联崩溃性质的呢?

　　很简单，占据道德最高点，把苏联的崩溃说成是“本质上讲是一种道义革命，而不是由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引发的革命”，这种“道义革命”使“那些明知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可能受损的人，往往也积极参与革命行动”，于是“使庞大的专政机器突然失灵”，苏联就崩溃了。

　　苏联崩溃是不是“道义革命”，那就看看苏联崩溃后的状况吧。

　　俄罗斯人自己曾说：“没有任何一种客观灾害，如天灾、疫病流行、战争等等，能够用来为这样一场灾难，为所造成的巨大国民财富的毁灭进行开脱。”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说：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照搬西方模式，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总价值2000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有企业被以实际价格的3%转归私有，导致了经济寡头成为俄罗斯新资本主义的实际统治者，金融工业寡头们掌控了一切。

　　“休克疗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多重的负面影响：社会不平等的迅速增加，社会主义福利的破坏，工人阶级极端的贫困增加，预期寿命的下降，前苏联共和国中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

　　苏联解体造成社会贫富分化严重，1989年10%最贫穷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比为1:4.7，1999年这个比例变成了1:80。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凸显，导致原加盟共和国内部及彼此之间的民族矛盾冲突加剧：格鲁吉亚内战不止，车臣闹独立，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不断，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有边境战争——这些矛盾，又恰好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东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使美国失去了这个星球上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超级力量，美国成为唯一的霸主，帝国主义者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地剥削、压迫世界人民。

　　苏联解体后连续15年，每年人口缩减60万至90万人。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比1988年前增加了一倍。在苏联解体的头四年，新登记的孤儿和被父母遗弃儿童的数目增加了几乎70%。

　　1990年，全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甚至一些地区的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

　　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理想破灭、共产主义道德被遗弃、无私奉献和助人为乐被当成傻子，西方自私自利的价值观成为主流，社会道德急速堕落，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横行，为了追逐利益，许多人违法乱纪、无恶不作，甚至突破做人的底线，导致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等社会问题成堆，社会暴力犯罪和自杀人数大增。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为1.43万起，1998年为2.3万起，2001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过3.2万起。每四个成年男人当中，就有一个有前科。

　　苏联解体10后，俄罗斯因使用毒品致死案，上升了11倍。1994年——1997年，学龄儿童和大学生中吸毒者的人数增长了5——7倍。

　　据俄罗斯内务部的材料显示，苏联解体后的短短几年，全国就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

　　在军事领域，俄罗斯可以说一直在吃苏联老本。军队内的倒卖军火、中饱私囊现象层出不穷，军费也大幅度缩减，俄军战斗力减弱。

　　这就是郭良平说的“道义革命是不平而鸣，是由正义感而爆发的群体行动”“是一种共同的道德判断”“其历史作用可能是社会进步”！

　　郭良平是很赞赏中国40年来的改革的，认为“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计划经济的废除去掉了一大块僵化的官僚体制；引入市场竞争和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的问题——中国经济的起飞就是证明”，但转而又说“这个改革方针只能缓和而不能化解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其‘坚决不改’也有盲目的一面”。

　　郭良平的通病是：自相矛盾。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去掉“官僚体制”，没有废除计划经济。

　　从习近平多次论述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旗帜鲜明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中可以说明，官僚主义，郭良平说的“官僚体制”在引入市场经济后照样存在。

　　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说：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到2021年，中国企业属于央企的有97家，省级企业990家，地市及区县级企业1万2294家，各级子企业16.7万户。国有企业的制度使命是国家和人民利益，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肩负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任务。

　　既然国有企业“肩负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任务”，就要有计划，不能任由市场经济摆布；“多种所有制”当然包含公有制。中国的经济表现一枝独秀，那些只依靠市场经济的国家停滞不前，就证明了中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优越。

　　将国有企业市场化，利润挂帅，社会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结果。

　　郭良平论断的权威根据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党和党的干部的高标准、严要求，尤其是在道德品质方面，讲究的是立身、立言、力行和立信；中共提拔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但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表现在一方面是对政府和官员的品质和能力上的高期待值，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既缺乏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又没有内部有效的制衡，使权力在这个体制下极具腐蚀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无非是说社会主义的体制“极具腐蚀性”，加上人性是自私的，“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拒腐蚀……一方面先锋模范，另一方面偷鸡摸狗；一方面高调反腐倡廉，另一方面腐败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尤其是用人上的腐败使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经济受损，社会风气败坏……这是一个不断吊高希望，又不断生产失望和义愤的体制：执政党说好了是永远达不到它给自己定的高标准；说坏了是它自己总打自己的嘴巴。这种矛盾性注定了民心牌的失败”。

　　郭良平说中国的上中下层出现的“个人崇拜不时出来兴风作浪”“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增强人民性’基本上没有人民什么事儿，而且缺乏制度保障”“削弱了制度建设的可靠性”。

　　郭良平把中共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社会描述得一塌糊涂。

　　如此激烈否定中共十八大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追求“新思维”，其目的很明显，现在的中共“将党组织扩展到所有经济社会组织中去，实际上是在扩大社会主义政治基本矛盾的作用面”。

　　别看郭良平为文说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剑指的是中国，是习近平。说习近平讲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受制于体制的惯性和认识上的模糊，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郭良平看不得习近平主政以来的变化，“毛都失败了，更何况别人”“没有任何人能同毛泽东比肩”，习近平“同毛一样追求大权独揽，削弱了制度建设的可靠性”，连“毛都失败了”，何况“不能比肩”的习近平，同样会遭到失败。

　　怎么办呢？

　　郭良平提出的良方，“需要新思维和更彻底的改革来化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良方，无非要中国向戈尔巴乔夫看齐，也来一个“新思维”，就能“彻底解决基本矛盾”。郭良平可不管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造成的后果。

　　郭良平要中国像“苏东波”一样来一次“道义革命”，“当权者被扫地出门，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彻底崩溃、完全丧失合法性”，否则，“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使有以前的巨大成就，仍然是盲目的”。

　　郭良平很赞赏市场经济，认为“引入市场竞争和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的问题”。

　　郭良平知不知道，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规则是美西方人定的，对中国极为不利。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就是资本的立场，就是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

　　中国改革必须要有人民性，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用内部生产关系革命的方式强行打破私有权在生产消费之间的高额利润截流，才能获得人民支持，并由此实现社会内部稳定。

　　社会主义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就应当是永不褪色的旗帜。

　　社会主义践行探索七十余年，在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长河中，还处于幼年阶段，还属于不发达阶段，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和偏差难免。要求社会主义一步到位，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郭良平津津乐道的社会主义负面现象，在任何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同样存在。

　　美西方靠暴力掠夺自第三世界的资源支撑，才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且不说其早期原始积累的来源，即使是现今，西方以其高势能资本大量向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所获大量超额利润回流，才使它们可以供养一个昂贵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庞大的中产阶级，才有了一个较高的社会保障门坎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像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个条件。一旦美西方国家耗尽过去积累的财富，国内出现动荡就不可避免了。2008年希腊骚乱，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2018年法国黄马甲运动，等等，都是因经济原因造成的。

　　因此，不能将社会主义国家与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简单类比，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优”来对比社会主义的“劣”，得出社会主义天然的痼疾无可救药。除了实行美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多党制、“选票执政”，才能避免郭良平说的社会主义“即使有以前的巨大成就，仍然是盲目的”的结论。

　　如果照郭良平的“指示”办事，将中国改革开放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改革开放，那中国的改革还有历史进步作用吗？

202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