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郭良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待克服》

　　郭良平总结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

　　“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可分为政治和经济两类”，以此演化为“僵化的计划体制，普遍缺乏的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执政党的腐败、特权化，脱离群众”“这个制度必须是威权性质的，选举民主在其中难以立足”“领袖是这种理想的最高代言人，因而也是党内的最高权威。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制定的行动纲领，要求很强的纪律性来组织实施”“不需要选票来执政，先锋党天然有脱离群众的倾向”“一方面是对政府和官员的品质和能力上的高期待值，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既缺乏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又没有内部有效的制衡，使权力在这个体制下极具腐蚀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这是一个不断吊高希望，又不断生产失望和义愤的体制”等等。

　　郭良平把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上出现的上述弊端，一股脑儿地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分不清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腐败现象。

　　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存在上述的社会弊端？既然政治经济截然不同的国家都存在这些弊端，怎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

　　郭良平把“社会腐败现象”说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要以社会腐败现象来否定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针对社会的腐败现象发动多次政治运动试图解决，但是，收效不是不很理想。于是，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毅然决然，准备自己摔得粉身碎骨发动文化大革命，动员工农兵由下至上的革命，彻底消灭社会弊病。

　　可惜，随着统帅的逝世，功亏一篑。

　　随着邓小平的上台，抛弃毛泽东路线，导致原本被涤除的社会沉渣再次泛起。

　　按照社会主义学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现了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和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夺取政权，实现了实行工农联盟并建立最广泛的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现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遗憾的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始，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施行所谓改革。这一改革，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改没了。

　　在改革派看来，中国已没有阶级存在，不需要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于是乎，郭良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一切弊端泛滥成灾，“我胡汉山又回来了”。(“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出自电影《闪闪的红星》。在电影中，胡汉三是恶霸，总是欺压当地人民。在农民运动的时候，胡汉三仓皇出逃。当农民运动走入低谷之时，胡汉三回来当上了还乡团团长，开始镇压农民运动，对以前曾经参与打垮他的人民进行报复。在回来的时候，他得意的叫嚣：“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民主是民族解放、独立的先决条件。在毛泽东时代，这一切都实现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国民党被赶往小岛上去了。

　　2013年11月9日，《关于〈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遭到了深重破坏，由此反映在上层建筑上，什么社会怪现象逐一浮现。由于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

　　于是，帝国主义夹着雄厚的资本又回来了，台商被当成宠儿又带着资本蜂拥来了，二十几大类产业中2/3被外资控制了，资本下乡了，铁路私有化了，人民代表大会工农人数占比率少了，国有企业化公为私了，国计民生的四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来了，把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了，免费医疗没了，教育产业化了，把国有企业和公益事业交给资本办了，自负盈亏了，外资独资办医院办学校了，外资超市满大街了，农民工领不到幸苦钱了，房屋被强拆了，革命文学从教材中删除了，房地产寡头和资本家成为优秀共产党员了，十官九贪了……

　　于是，各种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法律、政策、措施一一出台了。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正朝着与美国经济相同的金权政治（plutocracy）方向发展，即由企业巨头而不是政府控制政策，长远而言，对中国不利。（2022年1月12日，《联合早报》第八版）

　　庆幸的是，自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在各个领域加强了整顿，初步看到了成效。

　　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整肃党、政、军、文艺界、经济界、高等学府的内奸汉奸和腐败分子，中国才有社会主义的明天。

　　中国的体制关键就在用人。只要能把贤明能干的人挑出来，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这个体制就可以运转自如。实事求是说，如果用对了人，中国社会的弊端就是小菜一碟，根本不是什么世界难题。解放初期，一夜间扫除妓院、烟馆、黑道会，禁赌禁毒。人民政府荡涤了旧社会各种的污泥浊水，使人们感受到了新社会、新生活的阳光。

　　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可以昭示天下了。

2022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