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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驳郭良平《中共反思苏共亡党的局限》的谬论

── 伍 依 ──


  郭良平的宏文,存在的问题是,依靠无力的释史解构,为了服务于立场,可以置史实于不顾,把中共在历史上已经克服和解决了或不断克服的社会矛盾,当成恶性循坏,是周期性的,永远改变不了中共的僵化。郭良平以疑问句“中共在‘苏东波’后所作的改革和调整,是否足以避免重蹈苏共覆辙呢?”作为结尾,从全文字里行间来理解,实质上是判断句:中共如果不彻底反思,改变航道,改旗易帜,就会“重蹈苏共覆辙”尽显无遗。

  郭文在“体制框架的局限”中说:“从毛时代起,‘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是这个制度运作特有的节奏和周期性,因为权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秩序来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只有最高层有反思和理论创新的自由”“他们在权力金字塔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话都是‘一句顶一万句’”“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最高领导都力图在正统之上搞些锦上添花,打上自己的烙印。政治正确、党八股、思想僵化、缺乏即时纠错机制等,是这个体制固有的倾向”“不允许放开讨论,是形不成超越领导人的共识的,也很可能限制中国发展前景,降低了民族复兴能够达到的高度和水平”。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结构上,实行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央地体系,为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国家工业化,有计划地组织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也造成了各项行政管理权限较多地集中到中央的情况。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意识到这一体制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毛泽东强有力的推动下,1956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着手研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但不是根本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这一体制框架下,重点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下放权限,消除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例如大跃进时期,政治动员下追求本地区利益,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经济跃进,造成经济过热,又被迫进行调整。由此造成了“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

  什么叫“权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秩序来保证经济社会稳定”?“权力”就可以“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吗?蒋介石的权力够大吧,怎么就把社会经济搞得一团糟,最终被没有“权力”的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

  “权力”不是万能,维持社会稳定,除了权力之外,经济是基础。社会不稳定的最深厚的根源是贫穷。只有消除贫穷,实现经济现代化,才能为政治现代化提供前提和条件。促进政治稳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发展是硬道理。

  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国家的政治运行纳入有序的状态。除此之外,要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反腐败机制,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从根本上遏制政治权力腐败。政治权力腐败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毒瘤,是社会不安定的导火索。

  郭良平说的“他们在权力金字塔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话都是‘一句顶一万句’”,历史事实真的如此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到武汉视察工作。由于常来武汉,毛泽东与东湖宾馆的服务人员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林彪在文革中大肆宣扬“一句顶一万句”时,毛泽东在一次与服务人员谈话时说:“你们说小张(指张玉凤)好不好?”服务人员齐声说:“张玉凤是个好同志。”毛泽东摆了摆手说:“我说小张不好。”服务人员不解其意,七嘴八舌地说,“小张是个好同志”“张玉凤是我们学习、工作的榜样”。毛泽东听后笑着说:“我说小张不好,你们非说小张好。你们说我一句话顶一万句,其实一句话都没有顶用,怎么能一句顶一万句呢!”服务人员听到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才认识到毛泽东这次谈话中蕴含的丰富哲理和内涵。看到大家在沉思,毛泽东又说:“人的一句话怎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成一万句。”毛泽东借用一件小事批判当时林彪鼓吹的“一句顶一万句”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谬论。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各代中共共产党的领袖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郭良平把领袖和民众混在一起,无非是搅乱是非,误导人们鄙视中共领导人的人格罢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不是封闭的体系,是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课题,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代特征,不可能一层不变。“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坚持的原则。时代变了,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与时俱进。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俄罗斯发展了列宁主义,中共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各国也基于本国的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了符合自己国情的理论。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食古不化,照搬照抄来指导自己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郭文说中共领导人“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最高领导都力图在正统之上搞些锦上添花,打上自己的烙印”,简直是一派胡言。

  按照郭良平说的“政治正确、党八股、思想僵化、缺乏即时纠错机制等,是这个体制固有的倾向”,若是如此,中国何以能在1957年9月开展的大跃进,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就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共领导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每走过一个历史阶段或每到重要关头,都要总结经验,为的是开创新局。1960年毛泽东写的《十年总结》,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十年总结》,是在“二五”计划的制定和补充过程中诞生的,是毛泽东在经济困难形势下反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和弊端的结果。这篇文献以“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作为十年历史的线索,重申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制定指标要“留有余地”,把握主动权,承认失误,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即时纠正大跃进时期的错误,以及纠正其他在实施方针政策过程中的错误。因此,郭良平说中共“思想僵化、缺乏即时纠错机制等,是这个体制固有的倾向”与上述事实不符,是郭良平的臆想。如果中共周而复始的“固有的倾向”能取得现在的成就吗?能执政七十余年不倒吗?

  中国特有的现象,并不是郭文所说的“只有最高层有反思和理论创新的自由,是形不成超越领导人的共识的,也很可能限制中国发展前景,降低了民族复兴能够达到的高度和水平”。郭良平不知道的是,“反思”和“理论创新”恰恰是从民间开始。

  1978年,安徽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同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即使是人民公社,也是先由各地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乡村振兴战略的典范“塘约道路”,以及石头寨、西辛庄、滕头村、大桥村、大梨树村、华西村、南街村等等事实证明,有些农村还顶着上头的压力,根据本地具体条件,坚持搞集体经济,都说明这些朴实农民的创造创新“超越领导人的共识”。

  2016年11月11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出席大会时说:

  “新中国成立67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飞跃,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增长,也证明了并没有“限制中国发展前景,降低了民族复兴能够达到的高度和水平”。

  郭文在“意识形态的局限”中指出:“意识形态起着维系党组织和党内权威的合法性的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维护意识形态正统是掌权者的必修课。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要求党员干部读马列经典作家的原著,检查思想,以提升党性和维护党的纯洁性。在此情况下,对意识形态作任何改动都很困难,僵化的趋势始终存在”。

  郭良平不知道,共产党人最讲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开始,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逐渐放弃意识形态的管控,任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最显著的就是1989年的动乱和“新西山会议”中那些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言论置之不理;有的报章刊物专门同共产党对着干,连篇累牍地发表反面文章,制造舆论,蛊惑人心,造成极坏影响。

  中共十八大以来,出现了重大转机,情况开始扭转。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讲话和批示,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这就让郭良平们坐立不安,忧心忡忡,深怕中国再“向传统模式回归”。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既密切联系政治问题,又密切联系经济基础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往往发展成为政治斗争,最后会导致政权的争夺。因此,共产党人怎能放弃意识形态的管控?既然郭良平知道“意识形态起着维系党组织和党内权威的合法性的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何还要加以改动?改“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改就会“僵化的趋势始终存在”,这是什么逻辑?改动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还是共产党吗?苏联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修改宪法,废除共产党领导,提出新思维,提倡“尊重人权”“公开性”和“多元化”,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终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郭良平是不是希望中国也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

  郭文“代际因素的局限”说“集权体制下的官方话语体系,基本上是最高层独白的产物”,这不是郭良平的独创,只是呼应西方的话语,把中国说成是集权国家。

  何谓“集权?集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国家的特点是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允许人民享有有限的政治自由。然而,政治进程以及所有个人自由都由没有任何宪法责任的政府控制。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是一种政府形式,在这种政府中,国家的权力无限,几乎控制着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控制延伸到所有的政治和金融事务,以及人民的态度、道德和信仰之中。看来郭良平把“极权”和“集权”混淆了,也或许郭良平不懂“极权”和“集权”的分别。

  中共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存在“集权”,更谈不上“极权”。民主集中制集中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两会容纳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各界代表共商国是。政协委员献计献策,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会前发给有关单位、个人征求意见,然后听取吸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不间断地进行研究修改,在人大会议期间,分组讨论,最后提交代表大会表决。

  这种体制下,哪有“集权体制下的官方话语体系,基本上是最高层独白的产物”?

  郭文“认知和政策效应”指出“这些局限的最大效应,是中共当局从精神而不是物质层面上来梳理和解决其他所有的问题”“这是因为苏共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出了问题,没有说服力了,男儿站出来时会觉得理屈词穷,缺乏道德勇气和真理的力量”“重思想教育而轻体制改革是本末倒置”“向传统模式回归的最大危险,就是将这个基本矛盾保留下来重新发酵”。郭良平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人的党性问题,只有进行教育、学习来提高,哪能从“物质层面上来梳理和解决”?物质刺激,只能导致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下屈膝投降。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告诫全党:“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不能骄傲。因为胜利,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出来捧场。事实证明敌人的武力不能征服我们,有些同志不曾被带枪的敌人征服,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会打败仗。”

  果不其然,1951年秋,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河北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在国民党监狱里长达五年时间不曾叛党,曾参加过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然而,就是这两位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革命,在进城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从革命功臣沦落到人民的罪人。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改革开放以来,建造一条公路,倒下一片干部,多少干部因腐败而落马不就是明证吗?运用物质的手段使受激励者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整个社会就会被各种邪灵所充斥而陷于混沌之中。到时,真如郭良平说的“这是因为苏共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出了问题,没有说服力了,男儿站出来时会觉得理屈词穷,缺乏道德勇气和真理的力量”。

  如果中共不在十八大时扭转乾坤,挽狂澜于既倒“向传统模式回归”,“最大危险”就即将到来。

  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并不是郭良平所说的“基本矛盾”。随着社会发展,中国的基本矛盾也跟着变化。

  1956年,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旧社会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共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从以上所举事例,在在说明,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精神,永远不会僵化,抱残守缺,何来什么“局限性”?

  显然,郭良平所希望的,就是中共应该彻底反思,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如果坚持“向传统模式回归”,就会“将这个基本矛盾保留下来重新发酵”,是“最大的危险”,是会“重蹈苏共覆辙”!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当出现一方有难,就会有八方支援的感人场景,是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国如果彻底按照郭良平教师爷的说教,改掉原有的体制,将会和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及印度一样,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

  事实说明,郭良平们的谬论可以休矣!

2021年8月6日

〖附〗:
《中共反思苏共亡党的局限》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21年08月06日首版 Created on August 6, 2021
2021年08月07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August 7,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