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郭良平的《中国能扛起世界社会主义大旗吗？》

　　郭良平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专业当然是东亚国家事务。但是，郭良平的政治立场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导致他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强调，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首先必须严格党的组织生活。

　　要严格管党，当然需要有指导思想。所以，中共领导人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具体化，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马克思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之中。

　　十八大后，经过多年的反腐、党内教育和整顿、扶贫，尤其是经历了中美贸易战和全球性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人民已经被深刻的教育了，美西方那套理论已经近乎破产了。

　　依靠中国当前的民意，在最高领导的带领下，再加上中国建国初就打下的制度体系的框架赢得抗击疫情的胜利，西方却惨败。其原因就在于建国初打下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应对灾难方面，碾压了美西方的自由主义体系。这套体系在应对灾难方面远比美西方自由主义体系能力强大。

　　这一来，像郭良平思维模式和惯性是根深蒂固的这一类人就惊呼中共在“复辟斯大林模式”“向旧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回归”“为毛泽东时代正名”“大规模左转”等等。于是乎，郭良平的惊呼成了他“研究”的切入点。先是大力抨击所谓“旧社会主义的灾难”，提出要“彻底清算旧社会主义”，然后大吹“旧社会主义”“竞争不过活力、创新力和适应性极强的当代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做得最好”，贩卖美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

　　郭良平虽然也认为，美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是相当片面的……自由主义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不在于对抗自由主义，而在于填补它的先天缺陷，以解决它没能解决的问题”“新社会主义必须发扬自由主义的精神并超越它的局限”。

　　但是，它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吗？

　　事实撕碎了郭良平简单地自以为是的所有标签。美西方国家在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面前，资本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全都现眼了，一下子全被扒掉了底裤。

　　世界历史的常识已经多次告诉我们，除了欧美这些靠着对外殖民先发达起来的国家之外，实行美西方式民主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全部都是失败了。既连美西方国家自己，也陷入了政治经济危机，有的被迫下台，有的争斗得你死我活，有的自动辞职，等等闹剧丑剧频出；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通货膨胀、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等等恶果尽数暴露。

　　这就是郭良平说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和选举民主面对一些列难题一筹莫展”“巨大财富中持续的贫困乃资本主义的原罪”的现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恶果。

　　根据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社会经济形式（交往形式）、经济关系发生冲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两个个矛盾只有通过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解决。

　　显然，郭良平一介书生，没有唯物史观，所以才会提出所谓“社会的社会主义”，缝缝补补资本主义与“旧社会主义”的弊端的“新社会主义”。说穿了，郭良平开的药方只能见效于一时，不能根本解决他所说的社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因此，郭良平特别推崇李光耀“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新加坡的历程体现了它的优越性”。只可惜，新加坡法定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如同虚设，许多白领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没有任何报酬；个体户的工作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劳动力按照市场计价；外劳更是受着雇主和包工头的压榨，疫情期间暴露出来的生活环境恶劣；贪污腐败层出不穷；亲人因财产纠纷对簿公堂；等等表明，新加坡人并没有改变“劳动力的商品化使人沦为市场的奴隶”，也没有“将人从生产要素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本性，让资本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被资本奴役”，以及平均每天都有人自杀；他杀也时有发生；言论自由被压制；贫富差距显著；公交车上是老人让位给老人，年轻人自顾滑手机；等等，何来“和谐互助的社会关系”“人格和文化修养、诚信、集体主义精神”“道德规范”“政治文明、尊老爱幼”等等中华文化的传统？

　　郭良平虽说研究东亚，但从来也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了解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

　　搞不懂中国政治就算了，又去拿美西方国家的政治来对照中国政治，要中国“修补”美西方国家已经千疮百孔的政治理论，以图改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陷入幼稚与天真才怪。

　　与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共同创办量子基金的吉姆·罗杰斯成立的团队，在专门研究最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十九世纪是属于英国的，二十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二十一世纪则是属于中国，不管人们喜不喜欢，这是事实。”

　　既然前两个世纪属于英美，主导了世界两百年，而“二十一世纪属于中国”，理所当然“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引领世界潮流”。

　　连资本家都认为，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前途无量。而“高级研究员”郭良平却屡屡要中国注意“认同的危机”“理论创新不足”“甩掉历史包袱，轻装进入新社会主义”，谨防“旧体制复辟”等等，并认为“邓小平时代也成就辉煌……办法基本上是向资本主义学习和模仿”。

　　那么，中国到底要走什么道路？郭良平的药方就是“不在于对抗自由主义，而在于填补它的缺陷”“必须在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上，做得比自由主义国家好”“继承发扬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避免它的缺点和谬误”“不须靠改革制度和权力的秉性”等等。

　　莫名其妙的是，郭良平却说“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它带来的社会的可塑性，以及从事各种实验和探索的能力——没有任何其他大国有这种能力和制度条件”，这不就得了吗？何以还要发出疑问“如何代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来开创人类的未来？”“中国能扛起世界社会主义大旗吗？”

　　世界要大变了，在历史的大潮中，看不清方向和看得清方向，自然是两种结果。

2022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