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的《苏共30年祭：中共超越了旧体制吗？》

　　2021年7月13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发表的《苏共30年祭：中共超越了旧体制吗？》提出了“中共的改革开放是否根除了旧制度的六大痼疾”，开宗明义说如果中共没有根除旧制度的六大痼疾，西方就不是杞人忧天。很显然，郭良平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评价中共的改革，崇洋的心态显露无遗。

　　郭良平这个人，最典型的政治取向是他心目中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在感情上拥抱西方国家；尽心尽力维护西方的大局。

　　中共百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郭良平们无法接受。于是，忧心忡忡地说“西方是不是杞人忧天”。于是，就有了中共的“六大痼疾”。

　　郭良平对西方的政治取向，还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西方制度无比优秀。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不管是经济生活或是政治趋向，吸住了西方的眼球。他们惊呼中共要走回头路，恢复毛泽东路线。西方从未脱离冷战的大框架，很难超越反共的自由主义和反中国意识的基调。那些公知、潜逃到西方的所谓民主人士，以及法轮功等西方的跟屁虫，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大呼习近平独裁专制，要当终身皇帝等等。

　　身处新加坡的郭良平随之起舞，遥相呼应，接连发表了《苏共30年祭：中共超越了旧体制吗？》《中共反思苏共亡党的局限》《片面吸取苏共教训的后遗症》等文章，大肆叫嚣中共应该注意不要重蹈苏共覆辙，似乎很关心中共的生死存亡。

　　这种现象印证了脱离中共真实历史的虚假意识，颠倒意识。郭良平文章表现出来的中共历史事件，正是这种现象的最好的例证。

　　郭文以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为素材，并贴出中共在政治运动中出现的负面现象的悲情场面，背后贯穿着一句简单又强烈的潜台词──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它把中共人民个人在政治运动中遭逢的悲剧性命运，选择性论述，倂凑成一幅人民受难图。这里面抽离了中共历史的脉络，看不见一点当时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社会的现实。郭良平的文章中，除了这些受难的人民和残暴的中共之外，看不见发起政治运动的原因。

　　六大痼疾是什么？体制僵化的问题、对外扩张的问题、权力监督制约问题、“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树人的问题、警察国家问题。

　　一、体制僵化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宏观调控上，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而郭文说“僵化体制问题”“导致了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使计划经济名誉扫地。这个问题在中国解决得比较彻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比计划经济有活力、竞争力、创新力和持续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明是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哪是“导致计划经济的回归”？

　　二、对外扩张的问题

　　郭文以“马克思主义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认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前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共都有支持‘世界革命’的行动。对外扩张是‘共党国家’的本性，在国外几乎是一个共识”来论证“文化传统还是马列主义占主导地位”。如果马列主义占主导地位，那么，中国势必对外扩张。还说“西方应对中共的战略，是极力阻止或延缓力量对比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转换”。西方对中国的打压，延缓中国的发展，绝对不是要防止中国对外扩张，而是怕东方文明打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

　　三、权力监督制约问题

　　郭文说的“这里至少有三个次级问题：个人专断、特权阶层和信息失真的问题”，郭良平不知道的是，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制结构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不仅拥有立法权，还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拥有监督权，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由它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向它报告工作。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一方面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言，通过“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和年龄结构”，以“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另一方面通过在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等国家机关设立受各级党委领导的党组、机关党委、选派党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等多种方式，从政权组织内外实现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有效领导和顺利执政。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法院、检察院之间并非一种相互独立、彼此制约的关系，而是一种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关系。而且，中国文化崇尚言必行、行必果，言行一致，老百姓希望好的政策马上能实行，而不是在那里吵来吵去，议而不决。显然，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符合中国人民议而决、决而行、行必果的要求。（资料来源：《中国为何不实行“三权分立”？》）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在新发展阶段持续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根据当前法治政府建设实际，制定本纲要。

　　中共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不断加强，责任督察和示范创建活动深入实施，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机制基本形成；“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大幅优化；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日益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初步建立，行政决策公信力持续提升；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普遍提高；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全面加强，违法行政行为能够被及时纠正查处；社会矛盾纠纷依法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预防化解机制更加完善；各级公务员法治意识显著增强，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

　　像这样的法制结构，还能出现“个人专断、特权阶层和信息失真的问题”吗？郭良平常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现象加以论述，“干部特权阶层化在前苏联已成常态，在中国这个趋势始终存在”“钱权交易。权贵资本主义、垄断寡头、白手套等”，难道郭良平不知道这些腐败现象正在受到有力打击？

　　四、“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

　　郭良平常假借所谓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对比中国，把“人民当家作主”说成“这在民主国家表现为普选、人权、自由和法治等核心价值和制度”，来推销自己的理念，以此来攻讦中国“侵犯人权不是罪恶”。人权是什么？是“普选”“自由”“法治”？有了这些，人民就能当家作主？何不看看照搬西方选举制度的所有国家，哪一个有“人权、自由和法治”？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马来西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范畴。所谓人权无非是权利的一般表现形式，就其最初提出，无非是指“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所谓的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等，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一方面，它是针对封建专制统治、等级特权、压制自由、不平等而提的；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它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日趋发达的产物。马克思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即促使人们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7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动物，任何个人决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生活于一定阶级地位中，总是特定阶级的一员。因此，讲人权必然是阶级的人权。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一方面标榜人权是超阶级的，另一方面，他所宣扬、维护的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人权，即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权，借以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权。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行使人权的物质手段、舆论工具、执行法律的权力等，统统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人权是虚伪的、形式的、是毫无保障的。

　　严格说来，任何阶级的人权都不是神赐的，都是经过剧烈的阶级斗争而取得的，无产阶级也不例外。无产阶级不仅仅是要实现自己一个阶级的人权，它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亦即消灭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根源，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无论是自由权、平等权还是什么其他权利，也无论是在哪个社会中，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人权的内容、范围、及其实现，既要受国家政权性质、经济基础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制约和限制，更直接受一个国家法律的限制。例如中国1992年公布的《人权白皮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来的。《人权白皮书》明确规定了人权的内容、限度和范围，并具体地说明了人权与法律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是逐步发展逐步完善的。资产阶级人权是人权发展的一个阶段，决不是人权的唯一形式。它必将为更为高级的人权形式——无产阶级人权所取代。（资料来源：《马克思主义人权观》）

　　所以，郭良平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侵犯人权不是罪恶”根本就是曲解马克思主义。

　　五、树人的问题

　　“人性”问题，古往今来争论不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作出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

　　人来源于自然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割断自身同自然的联系。马克思多次指出“人本身的自然”的问题，并认为人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恩格斯也形象地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兽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生物特性。

　　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通过出生获得自然生命和肉体存在，但这并不是他获得某种社会特权的原因和根据，相反，包括王位继承制在内的长子继承制是以私有制的存在为根据的，而长子继承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这就是说，使某个人注定成为君主的原因和根据，不是个人的自然属性、“私人特质”，而是社会属性、“社会特质”。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于个人，“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

　　现实的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具有精神属性。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生物的本能活动。人则不同。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动物只有心理活动，人则不仅有心理活动，而且有思想活动；不仅有意识，而且有自我意识，人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在社会领域内进行活动的，都是具有意识、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人具有精神属性，所以人的生命活动成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从而“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资料来源：杨耕《“人的问题”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说：“人人身上都有各种人类本性的根苗；不过有时这种品性流露出来，有时那种品性流露出来罢了；人往往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实他仍旧是原来那个人”。

　　郭良平把人性抽离社会，单将“人性中的恶”作为人的必然产物显然是没有全面理解人性，被资产阶级“见物不见人”“人学空场”所忽悠，以致“听任其借群众运动发泄，造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忽视了这些“群众”的家庭背景、社会属性等造成的行为。香港所谓“反送中”引起的暴乱，那些暴徒的“发泄”难道仅仅是因“人性中的恶”？

　　郭良平认为，“西方社会有造就公民的多重机制：自由主义价值观体系、公民社会、宗教信仰、法治保护下的人权、民权和自由等等”。而中国“大革命荡涤了”“过去乡绅和家族管理下的基层社会有一定自主性，儒释道的思想体系都比较支持‘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济天下’的人生哲学”“祖上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空间，顺从和投机取代了道德信念下的自主行为’”，还诬指毛泽东“酿成了十年浩劫和大面积创伤。法西斯是群众运动催起来的”。

　　既然“西方社会有造就公民的多重机制”，何以美国常发生暴乱？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何以有黄马甲运动？

　　郭良平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大革命铲除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妇女。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就是毛泽东领导的社会革命，扫除了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

　　六、警察国家问题

　　郭良平说：“现在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对官僚机构有利，再加上大量维稳经费和技术手段的日益发达，中国向警察国家演进不是没有可能。”意思很清楚，中国的制度建设、维稳和技术手段，就会变成警察国家。在这里，郭良平没有理论叙述。何以“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对官僚机构有利”“大量维稳经费和技术手段”，就会使中国“向警察国家演进”？根据什么？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统合各个有关部门单位，不再保留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国家公务员局、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务院法制办公室、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粮食局、国家林业局、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克服了令出多门，九龙治水，松散拖沓的弊病。郭文只说“现在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对官僚机构有利”，却避开裁撤众多部门，这不是有意误导人们吗？

　　“大量维稳经费”如何计算？十四亿人口的中国，维稳的经费要多少才不算是“大量”？

　　其实，郭良平最怕的是：“近些年来向正统的回归”，“向正统回归”就“使它们的危害可能不断上升了”。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守成有余，创新不足，在盲目的‘初心’下，不自觉地保留或恢复了旧制度的缺陷”，这才是郭良平的心中之言。把心中之言以“西方是不是杞人忧天”“西方和周边国家最关心（对外扩张问题）”“民主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西方归结为‘人权问题’”“西方社会有造就公民的多重机制”“不根除‘六大痼疾’得到的就是一幅黑暗、邪恶的素描，西方国家正是如此得出中国威胁论的”来掩饰自己的原意。在这些说词背后的思维，我们看不到西方在发动战争、忽视国内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的不光彩的现实，看不到西方国家在新冠疫情面前不顾人命，凄凄惨惨戚戚。

　　 今天，还以西方和普世价值文明为话语，依旧延续反华反共分子的陈词滥调，什么“大跃进”啦、“三反五反”啦、“反右运动”啦、“文革”啦，大加挞伐，指责中共的一切拨乱反正的措施，不提西方社会制度造成的内部各种矛盾，吹捧西方制度的优越。对于西方的意识价值现状，恐怕只有不知历史为何物，脱离社会现实的少数菁英，才会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郭良平的的文明价值，没有历史也没有社会，虽然无臭也无味，但潜散着一股浓厚的意识形态。这一套文明价值，说穿了就是美式的文明价值，不外乎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其背后的信条是反共主义和自由主义。

2021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