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打破“斯大林魔咒”》的酸腐味

　　2021年9月21日，郭良平在《联合早报》发表了《打破“斯大林魔咒”》。从文章题目看，主旨是列举和阐述斯大林的罪恶，导致“共产党国家纷纷倒台埋下了祸根”，作者称其为“斯大林魔咒”。

　　郭良平把“斯大林魔咒”分为“中下层”。顶层“表现为‘伟大领袖模式’”。斯大林是“靠权力斗争慢慢掌控了最高权力”“消灭了十月革命几乎所有的其他领导人，之后还不得不依靠搞清洗和个人崇拜来维持地位”。

　　郭良平显然不懂得政治斗争是复杂而残酷的，不能简单化概而论之。

　　自列宁创建苏维埃政权后，帝国主义猖狂攻击列宁主义，1918年8月30日，列宁作完演讲后被刺杀，足以说明反苏维埃分子何等猖狂。

　　斯大林接班后，经常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大清洗来恶毒攻击斯大林、苏联与社会主义，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简单地说，斯大林当政后，国外反共势力，尤其是德国虎视眈眈，希特勒曾希望苏联发生军事政变；国内在政界、军界、文学界等反斯大林的势力非常强大。举几个例子：

　　1935—1936年冬，知名作家在别墅举行宴会，之后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谈话。法捷耶夫听到，所有谈话者，包括人民委员都用最粗野的话痛斥斯大林，并表达出强烈的愿望要“从暴君手中解放多灾多难的国家”。

　　甚至有所谓“斯大林是沙皇暗探”的说法，最早应该是斯大林在党内的政敌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制造出来的，然后再流传到国外。

　　布哈林派地下小组“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在其散布的宣言《告联共（布）全体党员》中就攻击斯大林为“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俄国革命的掘墓人”。

　　现有的证据表明，反斯大林分子犯下了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和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勾结的罪行。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再不动手继续等“证据”就只能坐以待毙了。所谓“大清洗”就这样展开了。

　　对于苏联的肃反运动，美国进步女记者与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评述是：

　　“反苏报纸找到了容易的结论，它硬说社会主义的本性就是‘集权和残暴的’。凡是了解二十世纪初苏联人民的创造性和他们对他们自称的‘自由’的热爱的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看法。赫鲁晓夫和另外一些人几乎作了同样简单化的解释，即斯大林和‘个人崇拜’应该负责。斯大林自然必须负责，但是宣布他的错误并不就是最后答案。因为斯大林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支持了从1937年2月开始的行动。牵涉到的有一整个掌权的机构。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说，斯大林在所有这些行动中，‘认为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必须这样做’。”

　　显而易见，郭良平不查看有关材料，常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了多篇文章，非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

　　历史虚无主义显著的特点是，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无限夸大认识主体的精神和意志的作用，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把一些历史细节当作历史前进的真实。

　　郭良平就是这样，片面引用未经鉴别考证的史料，根据自己对政治的现实诉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任意消解。

　　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郭良平说毛泽东“砸烂所有的机构和规章制度”，就像是千年以来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如鲁迅所言：“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郭良平只看到革命的破坏性，却没有看到革命破坏的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革”的是腐朽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命”的建设本质。

　　正如孙中山所讲：“革命有非常之破坏，如帝统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坏，则不可无非常之建设。是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

　　郭良平不是赞扬“毛泽东对这个体制的缺陷看得很清楚。‘反修防修’、维护政权的人民性，成了他晚年政治生涯的重心”吗？

　　正是如此，毛泽东认为，为避免重蹈苏联出现特权阶层的覆辙，为保证革命政权永不变色，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必须在文艺界、教育界开展革命。

　　在文艺界，封资修的流毒必须肃清，文艺要歌颂新社会的主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在教育界，毛泽东说，教员讲课枯燥乏味，“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要砸烂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郭良平对“斯大林魔咒”“中层”和“下层”描述一些弊端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把“共产党国家纷纷倒台”归咎于所谓“斯大林魔咒”，未免大而化之，太过于浅陋了。事实是，并没有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倒台。

　　更为荒唐的是，郭良平竟提出可以借鉴中国“监官传统”。　

　　郭良平说“下层解咒可以试行基层干部的‘双循坏’，使它们扮演与历史上士绅阶层类似的角色：既代表皇权，也代表乡土利益，在二者之间搞综合平衡”。

　　什么是乡贤？乡贤文化其实就是官僚地主文化。乡贤文化归根到底是属于精英主义。主张精英主义就必然会产生阶级社会。换句话说，乡贤文化与民主是不相符合的。

　　鲁迅的《孔乙己》中的丁举人、《离婚》中的七大人、《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等作品中的乡绅，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脑海中。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滠水农夫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曾燕归来——读陈忠实《白鹿原》随想》中说：

　　“正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击碎了天朝大国的迷梦，从而使中国被动纳入现代化进程一样，发起于上世纪初的一轮接一轮的革命风暴，也让‘白鹿原’这一微缩中国的世外桃源不断被侵蚀和颠覆，无情地卷入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在剧烈的社会变迁条件下，维系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土崩瓦解，封建宗法制社会的解体始终伴随着革命的激流势不可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没有什么来挽救它最终灭亡的命运，尽管作者投向它的那一瞥似乎饱含深情，然而历史发展的车轮滚滚，却是连作者本身也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隐藏在封建宗法制温情脉脉面纱下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正是产生社会变革的的内生动力，……在压迫剥削不断加深下农民的自觉意识的苏醒，这种自觉意识遇到革命思想的灌输，立即就迸发出‘风搅雪’的革命风暴，应该说不是革命意识燎起熊熊烈火，而是中国大地上本就铺满了干柴。

　　“传统封建宗法制作为小农时代的产物，无疑是属于乡绅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系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

　　“正如议者所言，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白鹿原》为地主乡绅唱赞歌，客观上起到招魂的作用，果不其然，时至如今，连主流也提出了所谓的‘乡绅治理’，这又不禁让人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难道历史发展经历一个轮回又回到它的原点？

　　“可见，似曾相识‘燕’即便换了名头重新归来，也不能解救中国之危，因为它在过去没有能力挽救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何况是历史已经大大迈进了的当今！”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彻底铲除了农村封建的土地关系，郭良平现在又为“士绅阶层”招魂了。所谓基层干部“扮演与历史上”的“士绅阶层”真能“不会只是两眼向上，不问当地群众的死活”？

　　2018年5月2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打击“村霸”务必除“伞”断根》指出：

　　“‘没有攀不上的权，没有圈不来的钱，没有搞不掂的事’。在一些农村地区，‘村霸’横行乡里、欺行霸市、肆意违法犯罪，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破坏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啃食群众获得感，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历代皇朝的改朝换代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依靠“士绅阶层”支撑其统治，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因此被赶到小岛上去了。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惩治腐败和改善吏治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结果如何？“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果“监官”真的能治社会百病，就不会有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了。

　　郭良平的“士绅阶层”论看来是白费劲了。

　　有些读者或许会困惑，郭文对共产党和毛泽东赞赏有加：“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初建斯维埃政权时，也坚持民主原则”“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这个体制，在大规模工业化中有优势，这是中苏两国的经验已经证明的”“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有一整套联系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制度和办法”“毛时代的一些传统和精神，有必要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习近平……召回了社会主义之魂”等等。

　　但看完这篇并不太长的文章后，首先感到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总要塞进私货：“中共承袭了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于是两党都背离了民主”“庞大的官僚体系只听命于最高领袖”“摈弃将最高领导人装扮成神的陋习……伟大领袖所带来的‘伟大灾难’，最高领导人也不用再假充全才和半仙”“也没有搞‘四个意识’‘四个服从’‘两个维护’”“在当今的中国，警察国家”“伟大领袖往往超脱于制度”等等。

　　读者从中是否嗅出了酸腐味？

2021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