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的“改变形象”

　　1975年8月，毛泽东主席患眼疾开刀后未愈，请北京大学珍惜教师芦荻为其读古典文学名著。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主席请教关于如何评价《水浒传》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回答说：“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郭良平《高水平才能和平崛起》（2021年10月1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最后四段。这四段把中国描绘成一幅岁暮草零，仁者战栗，万马齐喑，“尘埃不见咸阳桥，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的画面。

　　这样的国家形象，当然遭人厌恶，“被视为异类和威胁”。只是郭良平所描述的中国国家形象既然如此恶劣，应该是千夫所指，怎么还会成为“威胁”？对谁“威胁”？

　　郭良平“毁人不倦”，大肆抨击中国的社会现状，吐嘈中国的现状，批判中国的政策法规，方针政策，冠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话语恐怖主义”“鼓励告密者和背叛、胁迫下的坦白认罪、非法羁留、高压维稳”等的帽子，而对中国百年沉陆，忍辱负重的沉重历史却熟视无睹。

　　批评总要建立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之上，就算“批评”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那也应该是建立在全部的事实之上，而不应该是部分事实，或修饰过的事实之上。

　　批评的原则应该在陈述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起码要让人看到希望。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如果有人将未来描写的一片渺茫、一团漆黑，那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总不能把造谣抹黑等同于“批评”。颠倒黑白、无事生非的批评，只能引人入深渊。

　　毛泽东主席早就说的一清二楚了：“反动派正在设置条件反射，天天讲共产党很坏，老讲老讲，于是劳动人民就受了欺骗。我们也要设置条件反射，就是要艰苦地耐心地做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

　　有错误当然可以批评。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对的应该点赞，错的也无伤大雅，怕的有人以“批评”为名行攻击之实。要知道，批评是有善意和恶意之分的，而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根据2020年7月8日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由三位学者坎宁安（Edward Cunningham）、萨赫（Tony Saich）、图列尔（Jesse Turiel）共同撰写的最新研究《理解中共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显示2016年中国人民对中共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创2003年该调查进行以来新高。

　　如此高的满意度，是郭良平所描绘的中国现状能取得的吗？

　　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听从国家号召，统一行动，听从指挥，短期间就控制住了疫情。如果中国是郭良平所描述那样不堪，能达到如此效果吗？这样高效率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同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大业是背道而驰”吗？

　　从郭良平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看来，其实郭良平跟中国现实相当隔离。郭良平不喜欢了解中国一些更具体的实证的研究，只喜欢谈观念，利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种种制度不完善，牢牢抓住所谓“苏共遗产”，不厌其烦地抨击某些社会现象，以吸引人们的关注。毛泽东主席说过:“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怎能不犯错误呢？

　　郭良平班门弄斧，中国共产党搞了整百年的革命，经过多少艰难险阻，克服多少攸关生死的困难，难道还不知道社会、国家面临的问题？自共产党十八大以来，采取了多少举措，制定了多少条规，严防过去所犯的错误和新产生的弊端，致今一桩桩一件件逐步产生效果。郭良平死缠烂打，抓住所谓“苏共遗产”说事是包藏祸心。新中国一路走来，在政治、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过去的社会痕迹有什么稀奇，值得郭良平大呼小叫，指手画脚？

　　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是冷峻、犀利和深刻的，但背后是对这个国家、对人民深沉的爱。鲁迅先生的批判，是绝望之后的希望，为的是从根上求得新生。而郭良平呢？

　　郭良平要中共“改变形象”，弦外之音就是要迎合美西方的标准，改旗易帜，纳入美西方的价值体系，以“普世价值”来改变郭良平所描绘的黑暗的中国，以“赢得认可、认同和尊重，不再被视为异类和威胁，从而降低冲突的概率，实现和平崛起”。按照郭良平为中国开出的“良方”，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成了美西方的附庸，伟大的民族复兴从何谈起？

　　郭良平貌似好心实为伪善，是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中所讥讽的“酒杯要摆在桌子上，算盘要放在抽屉里”的伪名士。

2021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