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现实·人性
——从小说《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说开去

　　黄锦树的小说《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不同于其他亲历反殖运动的人的著述，它将文学的精神寄托于谲怪之类，喜欢大写情色、暴力、变态、怪异、扭曲、腐朽、淫猥、食人肉之中，而文体表面上看起来又表现为“本书献给/为解放殖民地马来半岛而/牺牲青春甚至性命的马共/战士们以及无辜受害的民众”（《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扉页）。这种人格分裂，体现了黄锦树龌龊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他的作品不可能给读者的头脑输送丰富的精神食粮。

　　我们可以从黄锦树的作品出发，像德国作家格拉斯的自传《剥洋葱》一样，一片一片地剥下，就会发现，黄锦树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在“马共书写”的主潮下，对文学的想象、历史的回溯、现实的观照、人性的省思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和污化。更为重要的是，这四个方面既独自生长又相互映照、呼应。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来亚能在1957年取得独立，是前人的反殖基础，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既定历史前提取得的，独立的果实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不幸的是，果实落到了维护殖民利益者的脚下，国家独立的成果为独立运动的边缘人所攫取，把反殖的主力军排出于政治权力之外，主要反殖力量反被推向边缘，被宣布为“非法”，因此马来亚的反殖运动是一段独特的反殖历史。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待这一段历史，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是一个作家在面对此类题材时需要解决的命题。要反映反殖运动，就得先谴责殖民主义的罪恶，殖民地人民有权利推翻殖民统治。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众多书籍，无疑成为反英反殖历史最耀眼的篇章。金枝芒、贺巾等的文学作品和亲历者的回忆录及其他散文、诗歌、歌剧、小说等文学体裁都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真实，在反映反殖运动中显得意义非常。

　　文学与历史的缠绕关系由来已久，传统历史纪录如司马迁的《史记》的纪实性追求与文学本身固有的虚构性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学与历史同体共生。历史固然不可能借助文学全部复现，复现历史也不是文学的任务。但是，上述这些作品以当年在全马反殖运动史实为素材，以人物与事件为主线，叙述了反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深入到群众中间，发动群众，展现了人物形象。作品充满了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

　　黄锦树是位有异于常人的作家，同样是面对历史，他没有像上述作者群一样忠于历史，而是满脑子一片空白，悲壮的反殖历史被黄锦树偷走了，对反殖运动的嫌恶确实不同寻常。在黄锦树的创作中，历史成了虚无的代名词，成了可有可无的时间概念，由此也使得他的小说走向了自我消解。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金枝芒、贺巾等作家持守着历史理性的创作原则，最大限度地贴近了历史状态下人与事的原色，对历史小说“回到原点”作了极为有力的探寻。而黄锦树却相反，对反殖历史宏大叙事的流向作了反拨，一反从重大事件或正面战场塑造反殖运动人物崇高形象的惯性叙事，而是编纂了一个个小故事，玩的不过是杀人、性欲的那套文字把戏，从妖魔化角度切入，颠覆反殖运动的神圣，服务于特定人群，就如太监服务于特定人群，一点儿也不值得炫耀。

　　反殖问题是一个持久的问题，如何看待反殖“非法”问题、正义问题、必要问题，在今天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黄锦树所刻画的这一群情感异化、性格妖化的人物，增添了小说特殊的恐怖和肉欲氛围，这是黄锦树作品带给我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示和思考。黄锦树的作品今天偷走了反殖历史，明天拆的就是后人的记忆！它有着极强的反反殖意涵，有着极强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背景。事实已经证明，依靠英帝的强大军事力量，依附英帝的势力沿着反殖运动这把梯子爬上统治宝座，就踢开梯子，抹杀反殖运动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黄锦树积极呼应了这一险恶意图。

　　文学需要想象，小说需要虚构，并经由想象和虚构抵达“人”的生存现实和境遇。清代李汝珍所作的长篇小说《镜花缘》、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等都虚构了一些国家，他们的虚构都是在于写现实人生。

　　黄锦树自己说“写着写着，有时好像把它（马共）当成一个容器，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小说毕竟是小说，倘若没有它自身的趣味，其他的都甭谈了”，从这他找到了自己的叙述座标，一群虚构的反殖战士，杜撰的“南洋人民共和国”、“马来亚人民共和国”、“社阵领袖林清祥当了共和国的劳动部长”、“马来亚共产党主席阿都拉·西迪当了内政部长”、“中委拉昔·迈丁则当上卫生部长”、“教育部长呢，给了马华族魂林连玉”，“有一个极左的内政部长（看起来很像李万千）”，“那长期在中国吃香喝辣的马共头子陈平……被派去莫斯科当大使”等等，还挑拨民族关系，“马来人不愿接受华文为官方媒介语，而华人也不愿接受马来文为国语，印度人同时反对前两者。”（《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其用心之虚妄和险恶比殖民主义者过犹不及。

　　黄锦树的这些邪恶虚构如蝇逐臭，只在于攻击调侃嘲弄影射知名政治人物，反殖战士就像《森林里的来信(花木兰的来信)》中的人物一样，起笔尽在生殖器上下功夫，演绎异化的感情：谩骂、调侃、揶揄，一种流氓地痞式的感情纠结，在这种感情纠结背后呈现着卑鄙的人性。这是作者的表层意图。黄锦树借助虚构的残破信件，贯穿着另一个视角，那就是借反殖运动进行文化的颠覆。从某种程度上，把说着地痞流氓式语言的人物微缩为反殖运动的参与者的形象。我不知道黄锦树是否读过反殖历史文献，但很显然，黄锦树对反殖历史的观察是盲公走路，胡说八道。在黄锦树看来，反殖运动参与者的猥琐人生，就是具体的反殖运动的素描，是包含在具体的反殖运动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整个反殖运动的各个方面。通过污言秽语，毫无人性的肢解烹煮人肉，描绘反殖运动的残暴，以呼应殖民统治者把占据反殖历史中心地位的，占据整个反殖历史图景聚焦位置的反殖力量，宣布为“非法”和“恐怖分子”，这才是作品的深层含义。

　　历史当然是一个多棱镜，无法排除各个角度折射的影像，只有综合对比后才可能得出更为真切的答案，探寻的本来就是大历史而非小细节。历史小说，肯定包含着作者对历史的思考、认识和阐释，就是说作者的历史意识决定作者的历史思考、认识和阐释。更为深刻的说，作者的历史意识、政治思考、人生哲理、生命体验都决定了作者的文化价值观。顺着这个线索来看黄锦树的文化价值观，就可以清楚认识到，文人的笔有时候比军人的枪更厉害。军人的枪只消灭人的肉体，文人的笔却可以挖掉人的灵魂。

　　黄锦树把历史工作者研究的历史恶意地挪移到文学作品中去，他的“历史人物”在作品中绘声绘色地活动着、表演着，影响着一切能接触到的人们。他的所谓“马共文学”所面对的“历史”，抽离现实和历史的特性很明显，成了一种创作本能，妄图带着读者深入故事，把自己龌龊的情感同步传达给读者，把祖国的历史，把捍卫民族利益的先辈拿来嘲弄、调侃。黄锦树的小说文本让人最终发现了文以载道的传统的根在黄锦树身上早已溃烂，这是黄锦树们最具代表型的特征，用丑化别人来抬高自己，然后享受某些人刹那间的仰视。

　　历史文学，是文学，也是历史。好的历史文学，历史与艺术浑然一体，遵循“大事不虚”的原则，既有历史的真实性，又有艺术的真实性，发挥一般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起到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国演义》之能流传千古，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了成功的艺术虚构，塑造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最著名的莫过于被毛宗岗称为“三绝”的诸葛亮、关羽和曹操，这些人物都是文学中最成功的典型。研究小说典型人物的性格离不开人物的历史渊源。因此小说和历史之间差异亦再所难免。《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言之有据。但演义出于艺术考虑，虚构成份往往是为了突出所谓正统的仁义忠君，保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贬斥乱臣贼子、奸臣当道的分裂局面，这符合当时老百姓的心理要求，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普希金的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别林斯基很有见地地指出“宁静、柔和、深刻的情感是普希金作品的基础”，它“富于人情味和人道性”；“人的内在的美和抚慰心灵的人情味”所展示的历史画幅上辉映着狼烟蜂起的动乱年。“在普希金的任何情感中永远有某种特别高尚的、温和的、柔情的、馥郁的、优雅的东西。在这一方面，阅读他的作品是培养人性的最好的方法，特别有益于男女青年。”（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

　　而黄锦树的作品呢？看不到符合人民大众的愿望，看不到“特别高尚的、温和的、柔情的、馥郁的、优雅的东西”，而只能看到“像我们这种左派流浪汉有很多受女人欢迎”“他在森林里甚至经常勾引母猴子”“他的第一次就是献给其中一只被他命名为‘夏娃’的(母猴)”“他的性生活可能比他老爸还要复杂，因为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他几乎尝遍地球上的种族，他眉飞色舞的比较着各种女人的特性与差异”。(《寻找亡兄》)

　　再如虚构的“老金”的遗稿“马来亚人民共和国档案”中把“害死最多同志的三面间谍莱特，心肝脾被拿来爆炒当国庆日下酒菜”。此外，黄锦树把下半身的一切名称和画面以及排泄物都一一罗列在作品里，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恶心。读完全书，翻书的手指似乎可以感觉到沾满粪便，闻到的是狗屎般的恶臭，好像吃了苍蝇一样，令人作呕。

　　鲁迅说他写祥林嫂的时候，自己就变成了祥林嫂；福楼拜说在写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的时候，他的嘴巴里真正尝到了砒霜的味道。中国文艺学理论家童庆炳说：“一个人的体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他向体验’，一种是‘我向体验’……尤其是优秀的作家的体验运用的是‘我向体验’，即以自己亲身的生命的生存的体验，来体验他所描写人物形象。描写与自己性格与命运相似的人物，运用‘我向体验’，那笔下的人物就是自己的影子，自己的延伸，自己的变态，自己的扩张，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他描写身份、性格、感情和思想与他完全不同人物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作家的‘我向体验’进行详细的考证，最终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出作家与他笔下的人物的对应点来。”“只有明白作家是特别重视‘我向体验’的人，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拙劣作家笔下的人物，常常成为他的傀儡，是死的；而优秀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是作家自己，或者说是作家的另一个我，是鲜活的……那么，小说家写的是自己或自己的影子。”（《刘姥姥中有曹雪芹，祥林嫂中有鲁迅》）

　　黄锦树呢？是“拙劣作家”还是“优秀作家”？如是“拙劣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成为他的傀儡，是死的”；如是“优秀作家”，他在写自己虚构的人物时，情感是不是得到了彻底的释放？是不是“笔下的人物就是作家自己，或者说是作家的另一个我，是鲜活的”？是不是“是自己或自己的影子”？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是和那些人物一样？

　　马来西亚作家张锦忠博士为黄锦树的作品作序说“这批书写马共的小说，看似在戏谑历史与恶搞马共，其实他所处理的，是重重暗影下的历史创伤与林荫深处的集体记忆。……伪历史本来就不是历史，小说家也不是史官，我们阅读黄锦树这十一篇作伪文化的小说，如果‘顺藤摸瓜’错将里头的历史读成历史，大概也不是小说家该负的责任。”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从黄锦树的作品看来，“重重暗影下的历史创伤与林荫深处的集体记忆”只是表面现象，是烟雾弹。黄锦树灵魂的本质是冷酷的，是“杀人者”的灵魂。黄锦树有意把自己当作反殖民历史的真正解释者和代言人，把反殖运动写成痞子运动，除了森林里的树木是干净的，参与反殖运动者都是嘴里说着污言秽语，行动上连畜牲都不如的淫虫，一群流寇，读者被小说中的这些人物所引导。尽管黄锦树们一再表白这是小说，有虚构，但不明真相的读者还是以为这是历史，是真的。这也难怪，真真假假，难以辨别！这就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历史既然与文学挂上了钩，成了历史文学，我们就不能说她只是文学，不是历史，因而与历史无关，让后代误把文学当成历史。反殖历史的来龙去脉本来是一潭清水，被黄锦树的“恶搞”“戏谑”消解了反殖运动，任性解构历史搅浑了。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主要功能是通过审美的方式陶冶人的情操，提振人的精神，终究要指向人的精神世界。但是，黄锦树却放弃精神追求，只顾贩卖低俗的笑声，展示丑陋的欲望，弄出了一些低俗不堪的作品，佛头增秽，无魂躯壳，满足人的好奇，把文学的功能等而下之为提供一时之乐，这是对文学的矮化和亵渎。

　　如果说小说更强调想象和虚构又常常与历史交织，又念念不忘恶俗，花很大的篇幅描写反殖力量的丑陋，肯定是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在创作中，黄锦树只是发泄他扭曲的心灵中一种畸形的憎恶反殖力量的情绪，善恶褒贬叙事的倾向非常显著，最具体表现在文字上的粗鄙，人物语言的低俗，情节上的荒诞，人物行为的非人性，把道德、人性弃置一旁，歪曲历史的走向，颠倒历史面貌。单一地执着于这种泯灭人性的描述，只会缩减作品应有的书写空间，尤其是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文体，它首先必须坚守爱国这一最朴素的价值追求，在文学本体的真善美上才得以确认，而不是猥亵和丑陋。

　　殖民地的统治过程是痛苦的苦难过程，国家独立才是人们真正理想的希望的社会。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参与者的生存状态，生活表现，对人生的展示，在战争中表现的英雄价值，是作家在叙说历史的时候表达出来的道德倾向。

　　黄锦树借用反殖力量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用借来的语言，吸引读者的好奇心，桀犬吠尧，以炫目的情色化的叙事与语言，展示和渲染人性与人情中的恶习、丑态，尽力迎合一些低级趣味的人，意在刺激并满足人的浅层需求。因为低俗的人，看什么都觉得有趣。黄锦树既不关心作品的精神内涵，也不关注伦理道德；既没有理想的追求，也不作善恶的判断，只要有趣、只要娱乐、只要夺人眼球，就肆无忌惮地“恶搞”。在这种状态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视任何道德伦理于不顾，忽视了人性，凸显了兽性，使他的作品沦落至泯灭人性的谷底。

　　很多伦理和道德观念是以信仰为基石的。我们看《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的文学世界究竟提供了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是有益于世道人心，能否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并沉淀于人类文明的河床而传之后世。很显然，黄锦树的压抑变态心理像中了邪，连常识都丢了，以个人的情欲作为出发点，以十分粗俗的言语描绘不堪入目的画面，鄙视希望，抛弃精神，对反殖运动参与者极尽嘲弄、调侃、戏谑，规避了反殖运动与殖民统治者的矛盾，放弃了对反殖运动本质的透视和揭示，把个人的责任无端缩小，无视道德伦理对于人性的制约，忽视社会氛围对于个人的束缚，善恶不辨，是非不分，造成价值观的混乱，败坏社会风尚，污染人们的精神空间，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的健康成长造成伤害，将文学创作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面，而不再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神高地，它将造成文学信仰的失落，这是本身自我矮化，甚至是走向堕落的标志。

　　强烈的真实感是作品生命力之源。小说创作，理应虚中有实，借题发挥，把我们民族传统文化观念里那种善良、美好、温暖的东西发掘出来。但为了丑化，在黄锦书的小说中，反殖人物已经不再是人。黄锦树浓彩重墨地污蔑反殖运动参与者的人格，这样的创作倾向，割舍了美的内容和承载，失之空洞，就失去欣赏价值，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文学，都将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窄路、邪路和死路。

　　文学创作系乎人心。人心诚与不诚，直接表现为作品的“实”与“虚”，不应通过偏激和极端来展现文学的深刻。中华传统文明讲究中、和、雅、正，讲究把人性中蕴藏的那种善良、美好、温暖的东西发掘出来。所以，应该用文学从社会从人性当中发掘美好，彰显人文情怀，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为现在作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记录。”（鲁迅《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只有精神的东西它才是永恒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人物和历史英雄们所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那些壮举，危难当头，我自横刀立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和勇气，值得我们去传颂。在现实中，要在历史中汲取生存的力量，面对未来的勇气，这是历史对当代人的一种价值。

　　有人说，写小说的人都是有病的人。黄锦树就一直是沉陷在心里变态的状态中，不去进行历史意识的思考，体现了面对现实的无力、荒诞、反叛，用极端的方式暴露社会和人性的恶，以污言秽语、谣言诋毁、阴谋诡计和下流手段对反殖力量十分无情地加以嘲笑。从中可以看出黄锦树心灵的秘密：他要以这样的文字来折磨自己，以虚构的人物自我治疗。

　　恶毒地诽谤嘲笑，也许会使得反殖运动略显狼狈，但历史的清风终将荡尽这一切污秽，展露出反殖运动原有的峥嵘。乌鸦嘶哑的叫声时代已经过去了，青山拦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何巧舌如簧地胡搞恶搞，妄图拆毁反殖运动的神殿，都是苍白无力的。事实就是事实。黄锦树的作品用一个看似真实的事物掩盖一个险恶的用心，就像鲁迅说的“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鲁迅《帮闲法发引》）

　　作家必须了解那一段历史然后才能写好那一段历史。历史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历史感和正确的历史观。文学应该带领读者触摸历史的本质，反殖运动的历史很容易判断是非和善恶，正义与非正义，并不像“春秋无义战”那样，没有正义和邪恶的对比。历史观是错误的，颠倒黑白的，小说的生命力就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以文学创作的名义干坏事，坏起来就会没边没沿，下笔跑火车。即使乍一看黄锦树貌似“调侃”、“戏谑”，图一己之乐，那也只是眼前的表面假象，真正的毒害一定在将来：“是非颠倒愈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宋史·选举志二》）

　　反对殖民统治，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愿，是正义的。诋毁反殖运动，就把自己摆在非正义方面去了。历史的伪造者，不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历史应当敬畏，不可虚无。玩弄历史的人，妄图抹去历史记忆，肆意颠覆民众的认知、评论和价值判断的人，最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进烂泥里，被一脚踢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