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解读
（一）李光耀的“新马分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力已日落西山，无力再保持庞大的殖民统治，必须采取紧缩政策，物色代理人，维持殖民利益。苏卡诺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高涨，冲击周边国家民族解放的要求。为了遏制这股凶猛的民族主义浪潮，“大马来西亚计划”就运营而生了。因此，“大马来西亚计划”被称为“新殖民主义”。

　　所谓“大马来西亚计划”是“英国为解决其北加里曼丹三邦（汶莱、砂拉越与沙巴）的非殖民化问题，以‘合而治之’的新殖民主义，让其代理人出面提出。1961年5月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Shah，简称‘东姑’）提出马来西亚计划”。(严秋霞《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1954-1963)》)

　　行动党分裂后，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力量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给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政权沉重的打击。如果不借助吉隆坡政权，李光耀将很难保住政权。但是吉隆坡政权又因为民族结构问题，不愿意单独接纳新加坡，英国殖民部和吉隆坡政权才策划将英国殖民地的沙捞越和北婆罗洲以及文莱纳入“大马来西亚计划”。“1961年1月16日，英共和联邦关系部及殖民地大臣邓肯·桑底斯莅马，在金马仑高原的岑氏别墅召开一项英、马、新非正式极峰会议。与会者有英驻马最高专员陶里、英驻新最高专员薛尔克、澳洲驻马最高专员克里芝利、纽西兰驻马最高专员班纳、印度驻马最高专员普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财政部长吴庆瑞、马来亚首相东姑与副首相拉萨和内长依斯迈医生。”这就是被称为“金马仑高原的密谋”的会议。（《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从英国解密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光耀急于要并入马来西亚联邦，并不是基于新加坡人的福祉，而是为了解救行动党风雨飘摇的政权。李光耀与英国殖民部和吉隆坡政权密谋的是如何摧毁新加坡的反对力量，商谈的是什么时候采取逮捕行动较为恰当，由谁出面逮捕，要逮捕多少人，逮捕谁。

　　李光耀在回忆录的《后记》中说溜了嘴：“1963年，我们跟马来亚合并成马来西亚，解决了共产党人引起的问题。”

　　社阵领导人之一傅树介在《冷藏行动中被扣留》一文中，引用英国解密文件揭露了李光耀的图谋：

　　处于风雨飘摇境地的李光耀政权，捉住了“大马来西亚计划”这根救命稻草，积极响应，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全民投票”。

　　在李光耀精心设计下，新加坡于1962年9月1日举行全民投票，选票上只有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三个选项，不许投反对票，这是世界公投历史上的创举。在李光耀的连哄带蒙带吓的情况下，李光耀取得了73%的支持票。

　　李光耀不顾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强行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并不是如他脸上贴金所说的“那时，我们认为新加坡未来的长久之计是重新加入马来亚，因此在1963年9月，我们跟马来亚合并组成马来西亚。”以李光耀的利己的政治品德而言，按照他说的“唯一的生存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但是必须依照马来西亚的条件，像马六甲和槟城一样，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还说“新加坡为了寻求合并总是低声下气。”以李光耀的霸气和永不服输的性格，为什么要以小媳妇心态“低声下气”？因为有求于人！“求”什么？“求”吉隆坡政权“救命”。李光耀的“低声下气”出让了多少新加坡人民的利益？李光耀拼死命要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就如他所说的加入马来西亚是“唯一的生存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他所说的“生存”并不是新加坡的“生存”，而是行动党政权的“生存”。

　　可李光耀说“没人要我们把英国人赶走，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本能使然。”在回忆录《后记》里却说“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些。我们一心只想着要赶走英国人。”“我说服人民把英国人赶走然后加入马来西亚，结果却被赶出马来西亚。”

　　李光耀的“本能”是什么？在《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中，写到看到日本人的残暴，就“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不是在缅怀殖民地时期安逸的生活么？李光耀说是他“说服人民把英国人赶走”，事实是在李光耀还在念书的时候，马来亚早在二战结束前后，就已有众多各民族的组织，进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运动，而且风起云涌，哪轮到李光耀“说服人民把英国人赶走”？李光耀还真敢于贪天之功。

　　前泛亚社记者陈加昌在他的《我所知道的李光耀》的《新马合并的构想》一章里说：“李光耀在1959年大选胜利上台后，开始力劝殖民地政府和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让新马合并，并指出合并是力挫共产党的最好方法。”“我要尽快实现合并，以便在人口众多的马来西亚削弱共产党人的威胁。”

　　傅树介在《深深怀念林清祥牢记我们的反殖民主义历史》一文中引用英国解密文件来说明李光耀的“合并”真实目的：“他还向英国人倾心吐露说，他‘急切要在合并问题上而非在释放政治犯问题上，跟林清祥分道扬镳。’（档案编号1091/104，薛尔克致殖民部大臣信，1961年6月28日）”

　　李光耀的借刀杀人，利用吉隆坡政权镇压即将摧毁行动党政权的新加坡左翼力量是明显不过的了。

　　陈加昌是极其靠拢李光耀的新闻人。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一书中，完全站在英国殖民者的立场上，把工运和学运的工人和学生都称为“暴徒”，可见其意识形态和立场是与李光耀一致的。这种人“知道”李光耀，就不足为奇了，他对李光耀的描述就绝对可信。

　　新加坡1962年9月1日举行加入马来西亚的全民投票，1963年2月2日即展开大逮捕，同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9月21日举行大选，在51个议席中，行动党赢得37席，社阵赢得13席（得票率分别为百分之46.9和33.2）。9月26日和10月8日第二轮第三轮持续的大逮捕，几乎把左翼力量摧毁。

　　行动党获得胜利后，李光耀受到鼓舞，认识到自己已经可以单独控制新加坡，对吉隆坡政权就不再“低声下气”了。1964年的马来西亚选举行动党大败，仅获得一个国会议席，粉碎了李光耀对马来西亚政治的野心。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已发出警告，合并结果，将是后患无穷，会导致流血和新马分离。”（傅树介《深深怀念林清祥牢记我们的反殖民主义历史》）

　　果不其然，1963年12月开始，李光耀和吉隆坡政权矛盾不断，“但是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64年7月，新加坡发生了马来人和华人冲突的种族暴乱。我们陷入了同执政党巫统的马来极端分子不断纠缠的斗争中，他们一心一意要建立一个由马来人支配的社会。他们通过种族暴乱来吓唬我们。我们则通过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团结马来西亚各地的非马来族和马来族，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到了1965年8月，我们别无选择，只好脱离马来西亚。”

　　李光耀的呓语，是经受不住事实检验的。

　　陈加昌在《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一书中透露：“马新分裂后不久，李光耀总理的新闻秘书李微尘有一天在他的办公室和我谈起李光耀‘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李微尘认为是李光耀战略的成功，手段的失败。我则说是‘战略与手段皆失败。’”

　　“战略”也罢，“手段”也罢，李光耀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明显地不是要维护新加坡人民的利益，而是李光耀的政治策略。

　　陈加昌分析得好：“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进入尾声，日本露战败预兆，缅甸独立运动领袖翁山将军（翁山淑枝的父亲）曾向国人喊出‘缅甸是缅甸人的’口号。缅甸人民登高一呼水到渠成。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是用在对国内自己人身上，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这种战略等于制造民族纷争，是‘政治自杀’，与战时缅甸的翁山将军呼唤人民团结一致对外抗日及反英殖截然不同。”

　　民族之间的隔阂的社会氛围的产生从根源上说与英国人的殖民历史不无关系，加上日本占领的三年八个月期间制造的民族纷争，在马来亚各民族的心灵深处，至今仍然遗留着对这段充斥着殖民历史的伤痛记忆。这段殖民历史对各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至今还是敏感问题，政客常会炒作这个话题，一些民众就会被煽动或裹挟进来，爆发冲突的危险就难以避免。

　　对于马华印三大民族而言，这段被扭曲的民族历史让他们在族群记忆的深处产生了对于他族的不信任，社会中存在不信任的社会语境。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手段作用于三大民族的心灵深处，使得新马社会中的多元族群并不信任彼此，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不信任氛围的产生。这种不信任的氛围使得彼此之间的交往充满了提防，又加剧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1988年6月1日生效的集选区制度和最近在炒作的少数民族担任总统的问题，就是现实的例子。

　　师从英国殖民部的李光耀，利用了这种社会氛围，首先“制造民族纷争”，引起吉隆坡政权反击，自此相互煽动民族情绪，争权夺利。李光耀的目的是企图取代马华公会，挤入吉隆坡政权统治地位的一份子，实现自己的野心，才导致流血事件。一个巴掌打不响，单方面把罪责推给吉隆坡政权，“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只是推卸责任的漂亮言辞而已。

　　李光耀于1965年5月在新加坡成立“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公开与吉隆坡中央对抗，“这样一来，使原已微妙的关系激素恶化到爆炸点。而他这样做，给人怀疑是无视一年前（1964）新加坡已发生过两次的‘华巫骚乱’的事实。”（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这种公然挑战在马来亚独立时宪法中明确写明的“保留特权给马来人”的条款，吉隆坡政权能容忍吗？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喊出不过三四个月，新马就“分家”了。李光耀装疯卖傻，故作惊诧，揣着明白装糊涂。“分家？为什么？怎么那么突如其来？新加坡岛成为新马来西亚联邦(也包括北婆罗洲地区的抄捞越和沙巴)的一部分，只不过两年光景。”

　　在李光耀的语气里，“新马分家”似乎是冷不丁窜出来的。李光耀所说的“新马分家”真的是“突如其来”吗？

　　傅树介从英国解密文件中，查阅到李光耀的颠倒黑白：

　　傅树介不仅引用英国解密文件揭露李光耀的图谋，还引用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博士对合并有一些观察：‘人民行动党的主席披露：‘内阁其他成员都毫不知情。’‘我们像马来亚的任何一州一样并入马来西亚……这是李光耀的想法。他起草那些条件。对我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在最后一分钟做的。是他们(李光耀和吴庆瑞)从伦敦回来后。这并没有写在白皮书里。接着他们加进劳工方面的权力……。不，这些方面全都未曾考虑过。为什么？李光耀和吴庆瑞很匆忙。他们两人赶着远赴伦敦参与宪制谈判。内阁的其他成员对合并的细节全不知情。”(《新加坡领袖》，Melanie Chew)

　　傅树介更引用马来西亚副首相“敦拉萨在评论李光耀的策略时说：

　　傅树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光耀的东窗诡计：“在苏卡诺即将倒台和印尼民族主义面临灭亡之际，分家对英国利益极有好处。当然，李光耀应会了解到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因此回到历来备受赞赏的分而治之政策，现在是分而更易‘说服’”。

　　“人民行动党领导层急于铲除其党内力量强大的左翼，但令其头痛的是如何保持其反殖形象、合法性，以及在任何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中继续生存。决定要合并和进行逮捕主要考虑的是个人的生存，而不是考虑道德、民主原则、公平或对统一国家的远景构想等事项。”（傅树介《冷藏行动中被扣留》）

　　《怡和世纪》第30期林恩河《当新加坡问题变成问题的新加坡——解密新加坡出走马来西亚》一文指出：“行动党和巫统的语言交锋的‘冷战’到1965年逐渐变成‘热战’，双方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这样的发展，看来是李光耀对于马来西亚已经不存幻想，希望进一步给东姑施加压力，主动提出‘分家’的主张。……李光耀这么说：‘当东姑在去年12月首次告诉吴庆瑞他想要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出去，这让我们很高兴……’

　　“1965年7月……马来西亚副总理敦拉查在吉隆坡乍见吴庆瑞，提及近期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敦拉查说：‘我们不能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不等拉查问他是否有任何解决办法，吴庆瑞迫不及待地回答：‘我们离开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你们将免于这全部的烦恼，我们也会从你们给予的烦恼中解脱。’”

　　事实非常清楚，李光耀完全知道脱离马来西亚的前因后果，却在回忆录中故作神秘，好像被吉隆坡政权踢出马来西亚是“突如其来”的，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了委屈。“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如此看来，李光耀含泪宣布新加坡独立，只是在用悲情贿赂老百姓，让新加坡人在涕泗横流中接受他的逻辑。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是“如日东升”，被踢出马来西亚联邦是“惶惑不安”，一碗碗心灵鸡汤就成功勾兑出来了——完全就是在蒙骗新加坡人民罢了。

　　李光耀把新马分家的责任推给吉隆坡政权，李光耀说“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来。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土生士长的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

　　以李光耀的聪明和敏感神经，明明知道吉隆坡政权奉行的是“马来人至上”的政策，却偏要高调提出什么“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挑战吉隆坡政权“马来特权”的底线，那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硬往刀尖上撞么？“新加坡为了寻求合并总是低声下气。”因此，李光耀的蓄意作为，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

　　李光耀的动机被他的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揭露了：“现在令我们大家惊奇的是，李光耀己同意马来人特权为1963年合并的一个条件……。许多新加坡人是不能接受的。”（傅树介《冷藏行动中被扣留》）

　　傅树介《冷藏行动中被扣留》一文中说：“这让人民行动党有机会扩展其种族边缘政策。本地报章显著刊登反马来人的演讲和挑衅性字眼，如‘极端份子’(ultras)，‘疯狂的回教神学家’(mad mullahs) 等。各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被火上加油，1964年终于爆发了暴动。

　　“据杜博士说，成立的原因是‘李光耀在失望的时候，在演讲中越来越反马来人。尤其是当他在外国旅行时……。是的，他所说的一些事情很侮辱。他称他们为‘疯狂的回教神学家’等等……吉隆坡当然强烈反弹。我们是越来越被孤立。李光耀向马来人挑衅，责问他们的权利和打乱联盟成员党之间的微妙平衡。”“杜进才博士评道‘东姑的确很有耐心。他可以把我们踢掉。我们在马来西亚时煽风点火。这些反马来人的演讲愈演愈烈。’”

　　李光耀说：“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是“奉”谁的“命”独立？英国人？吉隆坡政权？美国人？自己不是说“马来西亚领袖照旧以60年代初期我们寻求同马来西亚合并时的那种态度对待我们。他们觉得我们碍手碍脚，因而把我们挤出他们的国会和政坛”吗？

　　1962年4月访问印度时，李光耀对尼赫鲁说：“如果新加坡宣布独立，那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它必会遭邻国敌视，包括马来亚的马来人，以及印尼的爪哇人和其他马来族群。”

　　新加坡独立以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了吗？说李光耀有远见，看来只不过是溢美之词。

　　新马分家的结果可以看到，英国人设了一个“局中局”，英国人为了自身利益，布下了个弥天棋局，请来吉隆坡政权，策动文莱人民党“武装起义”，诱使左翼力量表态支持，然后借口左翼力量支持“暴力”让吉隆坡政权实施逮捕。

　　李光耀自以为聪明，其实设局“暗杀”左翼力量的思维是捆缚自己的麻绳，想挣脱都挣脱不了。李光耀自己在布局，却在英国人的局里。李光耀肯定不仅心累，而且看什么都是阴暗的，只能在宣布独立的时候落泪收场了。

　　李光耀始终都把“共产党”和“种族”当做他的政治护身符，惯于以共产党、种族来吓唬人。吉隆坡政权就是因为民族结构问题，一再不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最后也因为民族问题，把新加坡踢出联邦，怎么会有野心侵占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苏哈多策划政变夺取政权后疯狂反华，数十万华人被屠杀。对苏哈多的下场李光耀“30年来同我非常密切合作的朋友没得到应有的尊敬，感到悲哀”，怎么会染指一个小红点？

　　李光耀借有强大群众基础的左翼力量开道，夺得政权，再夸大英殖民者宣布的“非法”共产党的威胁来恐吓东姑，然后为自己暗度陈仓，给左翼力量冠上共产党和亲共的帽子，便于镇压。李光耀捞到了一个好处，就是借吉隆坡政权清洗了左派人士，消灭了自己的政敌，解决了迫在眉睫之患。李光耀这样做，是要跨越他的良心底线的。

　　李光耀毫不讳言，“如果我们准许被拘留者申请人身保护令，完全放弃未经审讯加以拘留的做法，我们能否击败他们？我真的怀疑。”如果不是利用臭名昭著的“内安法令”，连李光耀自己也“真的怀疑”自己的政权能存在！

　　李光耀对左翼力量的恐惧，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中有一段关于考虑释放人民党主席赛·查哈利的叙述，可见一斑：

　　“赛出狱之后，一位内安局的多年朋友一天约我吃中饭，想了解赛出狱后的一些情形。这位朋友转述内安局长的话。‘赛对社会安全已没有威胁，经检讨后局长向总理建议放人。现在赛已经自由了，但总理关心赛会不会再参加政治活动。释放前，总理曾提醒局长说，赛出狱后要是再搞政治，"我便砍下你的头"。局长于是耿耿于怀，放心不下。想从你这里了解一些。’”内安局长会“耿耿于怀，放心不下”，可见李光耀“我便砍下你的头”不是偶发之言。

　　李光耀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连眼都不眨是他的本性。在李光耀铁腕镇压下，左翼工团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加上学生团体、校友会、文化团体以及吊销刊物准证等等措施，李光耀得意地说“共产党自寻死路”。共产党是左翼，但左翼未必是共产党。但李光耀就是无差别对待，把左翼力量污蔑为共产党来镇压，是李光耀管用的手法，以确保李光耀政权的统治，李光耀是“正义”的化身。把自己残酷镇压左翼力量的残暴一推六二五，推得一干二净。

　　李光耀的“反殖”从没栽过跟头，没遭过失败，没受过压迫，安安稳稳地做着所谓的“反殖领袖”，带领新加坡人民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取得新加坡独立，被封为“新加坡之父”。

　　真实的历史是，新马的合并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李光耀的屠左战略，分家是出于政客权力的私心，是李光耀和吉隆坡政权矛盾尖锐化，达到无可弥合程度和符合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益的结果。

　　合并和分家都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