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解读
（五）李光耀的“居者有其屋”

　　李光耀津津乐道的“居者有其屋”的政绩，其动机来源于“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则政治就不会稳定。”

　　李光耀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为所有人都只是关心一己私利。他说：“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这只能说明李光耀的胸襟和视野是很狭小的。哲学家冯友兰在《新原人》中说，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李光耀的境界充其量也就是“功利境界”。小小的“住房”就“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国家呢？民族呢？“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吗？从1791年马来人发动第一次抗英战争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和反英国殖民统治直至1957年马来亚取得独立，共166年不就是已经“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了吗？抗日反英英雄们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地”的无产阶级呢！英雄们的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行为难道就是为了“拥有的感觉”所使然？

　　李光耀的“功利”促使李光耀下定决心推行其“居者有其屋”的计划。这也是李光耀常常炫耀的政绩。

　　不过，以李光耀的文化背景，是不可能把他的建屋政策浓缩为“居者有其屋”的口号的。其实“居者有其屋”脱胎于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不是李光耀的创造。李光耀的智囊中有几个像李微尘、傅无闷三几个曾是中国国民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熟知“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效应，是这些人为李光耀设计出来的口号。但其性质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相差十万八千里。“耕者有其田”是无偿永久性分土地给农民，每年缴交农业税；“居者有其屋”是分期付款购买，每年还要缴交房产税、杂税，房屋使用权仅99年。不可否认，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解决办法是公私相济的性质，要比那些全由私人负担买房的做法好。

　　保障人民住房应该是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建造面积、布局、房价、租金适合广大人民需要的住房，也应该是政府制定房地产政策的着眼点。房地产业是属于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并不是政府的施舍，是人民用自己的血汗钱购买的，过高地强调李光耀的功绩，只是在李光耀身上插漂亮羽毛罢了。

　　李光耀的一切政策措施，从来就不是着眼于民生，而是从政治上去考量，如何保住政权是他的唯一出发点。由于李光耀认为处于市区边沿的木屋区和农村的存在阻碍行动党政权的执政基础，于是大规模的迫迁计划就开始实施了，迫迁过程中还发生了零星民众反抗事件。

　　诚然，就如英国殖民者一样，在新加坡建海港、铁路、机场和公路，绝不是为了新加坡人民，而是方便殖民者的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客观上这些建设也让新加坡人民得到了实惠，但绝不能说殖民者是为了新加坡人民。李光耀接过殖民者统治的衣钵，建造组屋，使“居者有其屋”都是为了政权永固。李光耀就认为，人们有了房子，“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

　　联合早报2016年10月4日报道《广州杨箕村‘整体重建’村民回迁拥百万资产》报道：“经历七年的搬迁和拆建，广州杨箕城中村改造工程终于完成，……由于房价大涨，一些村民如今估计坐拥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204万新元）的资产。……据了解，回迁的居民总共被分配到4032间单位，面积从32平方米到118平方米不等，平均每栋（户）房屋的回迁人分配到四套安置房。”

　　鲁迅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且介亭杂文二集·随便翻翻》）新加坡呢？

　　新加坡农村被迫迁户的分配形式是获得征地补偿，而征地补偿的计算标准未包括土地增值的因素。由于政府具有定价权，导致征用土地过程中的地租分配倾向于政府。但由于政策等原因造成的土地基础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偏离，原本该分配给农村被迫迁户的地租转化为建屋局的利润。农民的土地转为建筑用地后，土地转而成为建屋局的资本，未成为农民的资本，农民不能分享地租和土地资本化收益。

　　被征用住宅地迁移的新加坡人，非农业地的木屋区居民，除了优先分配到组屋，就什么也没有了；一些无法缴交首期款项的人，只能被迫再去寻找廉价租金的房屋存身；农户除了得到当局所谓的“市场价格”的“赔偿”又重新购买当局的房屋外；更甚的是，农户家庭成员通常较多，一家子就得分成几个小家庭，得购买数间组屋，“赔偿金”还存下多少？农户搬迁到组屋区，生活费肯定比原有农村较高，告别“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高鼎《村居》）的农村生活，农户得从养家畜、种菜、手工艺等改行谋生，这里边有多少辛酸悲苦？

　　所谓“居者有其屋”是指只有99年的使用权，买卖必须通过建屋局，政府实质变成了地主。成为地主的政府，将征用到的土地除了建造组屋之外，其余土地拍卖给私人地产发展商，拍卖的钱，就是“租金”。建屋发展局建好的商店，特别是湿巴刹、咖啡店，往往是拍卖，拍卖价动辄百万千万元。照理“租金”应该归属原地主，但目前的房地产制度使地租都被政府拿走了。私人地产发展商建好房屋后，又转卖或转租出去，房价高于拍卖价，一层一层加码，天价屋价就出现了，得利者政府与私人地产商也。

　　什么是资本暴利？在房价或租金中隐藏的，远远超过土地成本和建筑成本的那部分类租性费用，将本应利益国民的土地及其地租收入拱手让给私人房地产商，就是资本暴利。房地产商为何都是富豪，其原因就在此。

　　行动党人编织了弥天的谎言，忽悠人民组屋可以增值。比如在1985年购买一间四房组屋仅需6万多元，2016年已经涨到约40万元（按地点而定，有些地点要整百万元），31年间，涨幅567%！绝大多数靠工资性收入为生的人，货币收入有限，不过维持生存而已。行动党人却以此来蒙新加坡人，把购屋以求自住的钱变成了逐利资金，将本求利，以钱生钱，组屋表面上增值了，屋主的资产平白多了34万元。这种说法挺能蛊惑人，虚头八脑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是画饼充饥，镜花水月罢了。要得到这34万元，除非睡马路去！

　　李光耀善于使用各种工具，所谓组屋翻新，李光耀直言：“为了对付反对党的‘补选’策略，行动党亮出竞选之饵：在推行公共住房翻新计划时，将根据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率来决定某个选区是否享有优先权。”李光耀为了耍弄权谋，已经是党国不分，假公济私。“1989年我向国家发展部长建议，是动用公款翻新旧组屋”，“公共住房翻新”动用的是公款，并不是行动党的私产，李光耀竟然可以毫不掩饰地说这是“行动党亮出竞选之饵”。这就是李光耀所宣称的“我和同僚们更加坚决地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多年来，我们制定政策时都坚守着这个信念。”为了“对付反对党”，“平等对待所有公民”“我们制定政策时都坚守着这个信念”哪里去了？

　　李光耀的语气，就如一个家长在为子女打算，处处以照顾新加坡子民自居。可是，1988年在野党议员詹时中却在国会发言，指责政府通过组屋来赚取利润，政府抱着“鸵鸟心态”，不肯提供组屋成本价格与计算方式，组屋建筑成本成了见不得光的数据。

　　为了使人民购买组屋，行动党聪明地让人们动用公积金。“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从此，新加坡人就变成了房奴，借债度日。

　　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对公积金的政策侃侃而谈，似乎这种政策全由他一个人主导。据有关资料，侯永昌担任卫生部长期间，推行了《侯永昌报告书》的公积金政策，影响深远。民主党的詹时中进入国会后，对公积金和组屋的价格都提出了质疑。

　　原本延续殖民统治时期的公积金制度，是殖民统治者实施社会福利的政策，强迫人民储蓄以备养老（当然，殖统治者会运用这笔钱挪用他途，比如殖民战争）。李光耀上台后，逐渐扩大公积金用途，2001年8月19日吴作栋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全民拥股”计划，允许人们用公积金购买股票。

　　李光耀说：“政府在1993年让新加坡电信公司上市时，是以比市价低一半的折扣价，把大部分售卖给新加坡所有成年公民。……让人民以低价购买股票，是为了让他们分享部分盈余。我们也要人民拥有一家主要的新加坡公司的股份，使新加坡人又多了一道跟国家成就息息相关的有形联系。”

　　李光耀的老搭档卸下内阁职务的杜进才对公积金给雇主带来的沉重负担，也公开严厉批评。认为政府不应该让人民动用公积金购买私人产业和股票交易，因为人民所必须承担的财务风险跟公积金建立在投资基金上的做法背道而驰，“在公积金管理这个环节上，已经失去它的可信度。”

　　李光耀在自传中认为，杜进才是因为被排挤出内阁而耿耿于怀，“于是与我与党唱反调，称不上对党不忠，却足以造成尴尬的局面。我实在不愿意当众让他下不了台。”杜进才气不顺心不宽，老百姓也如此，才有众多杂音。由于公积金政策背后有许多不透明的猫腻，引起了人们的到底公积金去了哪里，能不能领回来，是否安全的诸多猜疑。2014年5月份博客鄞义林因发表《你的公积金款项去了哪里？城市丰收教会审讯的启示”一文被李显龙以诽谤罪控上法庭。2014年9月27日在芳林公园举行的“还我公积金运动”，2016年6月博客韩慧慧以公共滋扰罪和诽谤罪被控上法庭。

　　原本是人民自己的血汗钱成了“公积金”，却不许人民讨论，公积金成为了禁忌话题，不容置喙。这种司法已经脱离了多数人的生活常识，造成普遍性的恐慌和混乱就可想而知了。正如宋代苏轼说的：“尝项上之一脔，如嚼霜前之两螯。”

　　“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老虎不属于群居动物，屁股之处又很敏感，老虎又是狡猾多疑的动物，领地之间界限分明。许多事实证明，李光耀和其他行动党人和老虎一样，“独居”于老百姓之外，敏感又多疑，属于他们“领地”的屁股是万万摸不得的。

　　只是雨不能下一年，不满和质疑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不经过一个较长阶段的剧烈折腾是停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