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藏行动”的背后

　　二二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经历者一个一个走了，作为反殖民主义的战斗者来说，作为面对镇压者，依然选择坚持真理的人物，其不朽性不仅在于人民的追念，更在于镇压者从反面走向野蛮去验证英勇战斗者的无私无畏，这更将铸就被镇压者思想的不朽和光辉。值此纪念二二大逮捕55周年之际，梳理一下事件的整个过程，不要把眼光只盯在新加坡，最好把这个问题放在宏观历史的框架和坐标内来考察，应该追溯国际背景才有重大的意义。

国际背景

　　二战的爆发，是在西方发生生产过剩的大危机而走向战争，战争最后导致把在欧洲这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所有生产过剩的国家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摧毁。二战的胜利者是具有大陆的幅员辽阔优势的国家，就是美国和苏联。因为它可以把大生产形成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变成了二战以后的双寡头地缘政治垄断。这个地缘垄断导致所谓“冷战”秩序。因二战把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打残了，大家把黄金白银都送给美国，于是乎美国占有了全世界60%以上的黄金，它可以发行全球70%的货币，至今它仍然以70%的储备货币，成为金融资本第一的国家。

　　“二战”胜利前夕，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领袖于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期间，在苏联克里米亚雅尔塔里瓦几亚宫内举行一次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方针，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后两个帝国为争夺全球统治权力而战的斗争就持续不断。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这次会议是继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第二次同盟国首脑会议，惟结论在1945年7至8月之波茨坦会议就有争议。许多人批评此次会议，使苏联及各国共产党得以控制中欧、东欧以及亚洲许多国家，主要是会中罗斯福以及丘吉尔都未尊重战时被占领国家之期望，将被苏联“解放”之国家先交由联合国代管（联合国1945年10月才成立，甚至连联合国宪章于雅尔塔会议结束2个月后才签署。且战后盟军没有任何一方将位于欧、亚的曾被占领国交由联合国代管；联合国曾托管的11个地区，其中7个在非洲、4个在大洋洲。）此外，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包括帮助中国从日本关东军手中夺取满洲国，会中部分内容侵犯中国权益甚大。会前其他国家并不知情，故有“雅尔塔密约”之称。

　　1944年6月，随着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德国西线展开大规模反攻，第三帝国已无力回天。1945年2月，美英认为有必要和苏联商讨德国战败后对欧的权力分配问题，并商讨下一步对日作战。对欧洲大陆，希望苏军加强对德攻势，基本原则以谁攻克的地区战后由谁控制，辅以对重要地区相互交换。

　　在东南亚，美军在菲律宾开展一系列登陆战，开始把对日作战的重点从海战转向陆战；同期自1944年6月起对日本本土的B29大规模无差别轰炸效果有限，1945年2月4日李梅刚展开烧夷弹战术试验；在东亚大陆上中国军队尚与日军僵持，日军占领大片中国土地；而东北亚满洲地区则拥有大片土地，重工业设施，70万关东军尚未直接参战。因此美英希望苏联尽快转入对东北亚日军的进攻，打消日本依托东亚、东北亚，与盟国长期僵持并得以谈判的念头。

　　美英苏三国召开的雅尔塔秘密会议，实际上是美苏划分战后世界势力范围的会议。美国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和苏联做交易，把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中长铁路和旅大港为筹码，换取苏联出兵，以减轻自己的牺牲，求得太平洋战场的提前胜利。

　　二战结束后，欧洲已经基本稳定，英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开始东移。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彻底掀起了苏联与英美西方的对立与冷战，斯大林对美国介入中国的举动更加警惕。历史的天平终于开始向正义倾斜，向中国倾斜，向包括西方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倾斜。

　　具体到西方列强，二战结束后，已不再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而是采取了压迫性的掠夺性政策，殖民地人民的反击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之举。战后美国依仗其经济实力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英德法意日等老牌的旧殖民主义政策逐步地垮台了。促使旧殖民主义垮台的要素，在帝国主义内部有美国的竞争力量，在外部则有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冲刷，由此造就了新的时代和质变。经过二战的消耗和殖民地人民不断的抗争之后，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势力已大不如前。面对着东南亚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英美帝国主义已经意识到直接武装干涉收效甚微，瓦解东南亚民族运动的阴谋就此开始酝酿。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二战后的新殖民主义是垄断的升级，即从国内和殖民地垄断到全球化的以核威慑为靠山的美国垄断资本超级大国垄断地位的确立。在旧殖民主义走向灭亡的同时，新殖民主义方案在同步确立。炮舰政策支持的旧式帝国主义榨取方式的落幕，本身并不是跨国榨取的消失，仅仅是改变了榨取方式和榨取的凭借而已。

　　此后，真正的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新阶段，才算是逐步展开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美帝国主义搞强政治和军事霸权，极力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企图把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自己统治与所能驾驭的范围之内。

　　时至今日，美国在上个世纪初就极端盼望的通过经济优势实现对全世界的稳定榨取的目标，才算是有了真正良好的舞台。真正的新殖民主义剥削链条就此得到完善，由此，开始了依托资本优势进行剥削全世界劳动力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各种新帝国主义链条由此得到全面延伸和落地，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的剥削链条首次获得了真正的全球进展。所谓“大马来西亚计划”因此应运而生。

　　“马来西亚”这概念并非东姑阿都拉曼首创，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30年代，当马来亚和印尼仍然处在殖民地的地位时，马来族群中就存在着一项“大马来由”运动。它试图将马来亚半岛（包括新加坡及暹南4府）、婆罗州全岛、爪哇、苏门答腊及菲律宾群岛等地区1亿3千万人口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大联邦，并以马来语作为共同语言，这项运动后来成为4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的共同目标，马来亚人民党和泛马回教党对这目标，都存有不同程度的认同。

　　1951年初，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曾提出“马来西亚”概念，作为英国未来退出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蓝本。英殖民主义者虽然采用“马来西亚”这概念，却分离了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斗争目标。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后，北婆罗洲三邦殖民地也开始要求结束殖民统治。英国人曾经设想让三邦合并为一个联邦，而且，开始建立三邦的共同最高法院，可是，汶莱苏丹不愿让丰富的油藏给人分享而极力反对合并主张。分治的进展是，砂劳越到1960年，仍由一个委任的总督以及一个由24名官委议员和21名民选议员组成的议会治理；北婆(即沙巴州)则迟至1961年，官委议员仍然控制着议会；文莱在1959年就已成为半自治邦，苏丹拥有行政权，英国负责其国防和外交，并委定一名最高专员当顾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在亚、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蓬勃发展。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觉醒显著提高，包括东南亚在内，许多国家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各国爆发了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诞生，由于血缘的原因，对马来亚的华族和马来族影响尤其巨大，诱发了马来亚华族和马来族掀起浩大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浪潮。这一汹涌澎湃的反帝反殖的浪潮，冲击着英殖民主义者统治根基，名符其实的老奸巨滑的英殖民主义者便制造出新殖民主义产物马来西亚计划；通过这一计划，表面上“还政于民”，实质上通过其代理人，继续控制其殖民地，继续保持其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就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看，最大的侵略势力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帝国主义。英国历史上曾经侵占了数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号称“日不落帝国”。二战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从侵略朝鲜、越南到侵略利比亚、叙利亚，几乎所有的侵略战争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印度尼西亚

　　印尼独立运动始于1908年，印度尼西亚人称之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革命共持续四年，革命结束了荷兰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

　　1945年8月17日印尼获得独立之后，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之下，印尼民族遵循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在保卫整个民族的独立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舞台上起着积极和显著的作用。而苏加诺在为印尼人民争取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完全的民族独立以及人民广泛的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得到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成功。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在城乡皆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在国内政治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加诺在国际上跟社会主义中国和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跟国内与共产党也是保持良好的关系。苏卡诺提倡的“纳沙贡”，内容是民族主义者、宗教徒和共产主义者三种人之间的团结合作。这三种反殖潮流团结合作的进步主张，使印度尼西亚形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伊斯兰教徒和共产党人合作的“纳沙贡”，影响非常之大，打破了有神论和无神论这之间的隔阂，使反动势力极为惶恐。

　　苏加诺总统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列，倡导“新兴力量”的团结合作，发起并领导不结盟运动，还三次访问中国。苏加诺依赖的政治力量是印尼共产党，他曾说：“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群众基础雄厚。

　　印尼的政治倾向，深深影响着东南亚人民，特别是马来亚（包括新加坡）马来族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反动统治集团的恐慌。就因这个原因，印尼的进步势力，遭到东南亚国家中最为残暴的血腥屠杀。

　　在印尼，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军队内部如陆军参谋长雅尼，和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右派高级将领的不满，也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殖民地的军事扶持、政治代理和文化殖民的同步推进。

　　美帝国主义和印尼反动军官狼狈为奸，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唆使与操纵下，印尼右派将领集团成立了“将领委员会”，他们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策划于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由于各种原因，政变提前于9月30日。有新研究说，印尼军变或有美国撑腰，以击溃印尼共产党势力。一场军事政变，结束了马印对抗。

　　《悉尼晨报》第一部分连载之主要内容，取材于对前少校警卫官邦库斯的采访，以及前中校阿卜杜尔·拉蒂夫较早时发表的声明。他俩都是因为参与所谓由印尼共产党唆使的1965年9月30日的军事暴动而啷铛入狱的。他们显然是作为九·三○事件仅剩的幸存者，刚于今年三月份被释放，其它数百人则惨遭酷刑拷打和处决。

　　根据邦库斯和拉蒂夫的声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来作为清洗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拉蒂夫还指出有一个文件，证实英美两国参与了七名将军欲从苏加诺手中夺权的密谋。“逮捕这些将军们的计划和一个‘将军委员会’的有关，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是被一个泄露的英国使馆文件所第一次揭露，这个委员会据说要监督苏加诺的政策。这份文件是英国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的一封信，其中还显示英国还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近年来，随着一些文件的解密，以及一些专家的研究，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是印尼军队直接导演了那场大屠杀，在整个过程中，军队招募民间的敢死队同共产党较量。这一点同目前印尼军队在东帝汶的所做所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990年，美国律师凯西·卡登发表的文章详细叙述了当年大屠杀开始时，美国外交官是如何向苏哈托军人集团提供了详细的印尼共产党人名单的。美国华盛顿学者约翰·凯利从解密的‘绝密’和‘秘密’文件中找到了大量关于那场大屠杀的资料，最近他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澳大利亚报纸《SYDNEY MORNING HERALD》。”(犀乡资讯网《“绝密”文件中找到了大屠杀的资料》)

　　印尼9·30事件，现在已真相大白，完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先利用总统卫队翁东中将对职务的忠诚主动搞逮捕“将领委员会”的行动，由苏哈多派其心腹参与，又在行动中故意将之杀害，然后就顺势栽桩、嫁祸、诬赖共产党和左派，从而以要摧毁所谓的政变为由，而公然地以武力残暴屠杀上百万人民，摧毁左翼力量，完全改变了历史发展走向。

　　在清共过程中，军方还将目标对准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1966年3月11日，3名将领来到苏加诺的茂物行宫，迫使苏加诺签署所谓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其所有职权。苏哈托也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

　　1965年那场屠杀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亲美反共成了他对内实现印尼民族的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地位的快速途径。

　　西方使馆对这一血洗过程所表现的欢欣鼓舞之情，反映了西方在印尼的深厚的战略和政治利益。美国一面断绝对苏加诺的外援，一面与印尼军队发展关系。从五十年代中期起，美国就开始对印尼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为推翻或罢黜苏加诺的行动作准备。第一次军事政变图谋发生于1956年，当时印尼军队的副总参谋长佐尔基夫利·罗比斯企图控制雅加达并推翻政府。在此之后的第二个月就接着发生了在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的地方性军事叛变。在整个1957年至1958年期间，在储油丰富的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美国中央情报局鼓动了一连串的分离主义右翼叛乱。在这些地区，美国的加里得克斯等石油公司都有巨额投资。然后在1959年和1965年之间，美国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六千四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印尼丰饶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拥有数家在世界上都可以称雄的石油和橡胶生产基地），充足的人口资源，以及扼守着欧亚通道的三千个岛屿，这一切，都使美国及其盟国觉得重大利益之所在。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洲，毛泽东的军队1949年在中国取得的胜利，紧接着是胡志明在北越的胜利；自四十年代后期起，从印度支那到马来亚、泰国和菲律宾，起义暴动风起云涌。在讨伐这些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过程中，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不能不把这一岛屿之国视作性命悠关的捕猎对象。

　　“9·30”事件，不论是印尼本身，还是亚洲和东南亚的政治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影响也是即深且远的。

　　1945年印尼独立后，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像巨人般开始崛起，在亚洲新兴独立国家第三世界中享有领袖声誉的崇高地位。但“9·30”事件后，印尼局势却急转直下，代表印尼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和各军阀利益的苏哈多右派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上，它们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充当它们在亚洲和东南亚的马前卒，执行反苏、反中、反社会主义和反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在国内，它们执行极端反共、反革命、反人民与反华的政策，对共产党人与革命同情支持者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甚至连民主人士与进步力量也不放过。它们对历史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印尼进步的社会倒退了几十年。印尼的进步力量，经过苏哈多血腥的清洗，进步力量的领导和骨干已经丧亡殆尽，群众基础被彻底摧毁，连东山再起的基础都没有了。

　　1966年3月，苏卡诺移交政权。5月28日，马印在曼谷宣布停止冲突。8月11日，马印在雅加达签约，正式宣布结束对抗。

北加里曼丹

　　北加里曼丹(North Kalimantan) 由汶莱、砂拉越和沙巴三个邦组成，位于加里曼丹岛（又称婆罗洲岛）的北部，北面是南中国海，南面和印尼加里曼丹接壤，东临西利伯海。

　　砂拉越和沙巴历来是在汶莱丹统治下，是汶莱的一部分。十七世纪后，由于汶莱苏丹的衰败，加上当时西方殖民主义到处掠夺殖民地，砂拉越和沙巴先后被分割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88年，汶莱也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日本占领北加里曼丹。日本投降后，又重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随着马来亚1957年获得独立，新加坡1959年获得自治，1959年6月4日，由华族、马来族、达雅族和伊班族参与的人民联合党成立。人民联合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从1941年起，砂拉越就先后建立了沙捞越反法西斯同盟、进步华侨青年会、沙捞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进步教师会、沙捞越解放同盟、沙捞越先进青年会等进步组织。1953年即遭到镇压，逮捕、驱逐了众多这些团体的领导和骨干。1959年建立沙捞越人民联合党。

　　1962年起，人民联合党开展的反殖民主义统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遭到英殖民者的大肆镇压，逮捕、关押和驱逐出境层出不穷。所谓大马来西亚就被提出来了。

　　1963年前后，英殖民主义不顾民意，同其在马来亚和砂，沙的代理人策划了以其代理人统治的半殖民主义的加入大马的“独立”计划，以延续其在砂、沙的军、政与经济利益，此举严重地激怒了满怀期望要独立当家作主的各族人民，激起了新一波的反殖、反大马，要求完全独立的斗争浪潮，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组成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立下20契约(18契约)，表明砂拉越及沙巴，以伙伴地位组织新国度。沙巴和沙捞越有自己的历史故事和发展史，但是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周年却被定为马来西亚的独立日。砂拉越的历史被边缘化了。

　　沙捞越反“马来西亚”计划的浪潮汹涌澎湃，吉隆坡政权对沙捞越的左翼力量展开大规模镇压，华族干部不断被捕关押，伊班族领袖不断受到威胁利诱退党，最终只剩下华族支撑起左翼队伍。

　　打从大马计划出现的时候，印尼便认定它是英国的新殖民主义产物，从未表示赞同。1963年2月11日，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正式宣布，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并声言给予文莱起义军充份援助。始发于1950年代初有系统性的反帝反殖斗争的沙捞越，孕育了反抗殖民统治的火种，此时，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应运而生，并领导武装斗争，与文莱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互为呼应。印尼不单在边境培训砂共武装部人，也派军在砂境进行军事活动。

　　北加里曼丹的边界跟印尼毗邻，关系密切，印尼局势的变化对北加里革命武装斗争牵动影响巨大。印尼“9·30”事件对北加，首先是沙捞越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是一个大打击，起着极为不利与恶劣的影响。

　　印尼对反对马来西亚和支持北加人民革命武装斗争，转为充当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政府和镇压北加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可恶可耻帮凶，共同“围剿”北加革命武装力量。这样，北加的敌人由最初的英帝国主义一个敌人；到了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又面对马来亚封建官僚买办集团第二个敌人；到了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右派反动势力成了北加革命第三个敌人。

　　1962年12月11日英殖民主义者在砂拉越再次进行大逮捕，砂盟中央至此仅剩林和贵一人。除此，英殖民政权在全砂各省以“内安法令”另外逮捕了大批砂盟中层干部与公开左翼人士共49人。计第一省丘立诚等共12人、第二省陈宗明等共4人、第三省黄冠俊等共24人、第四省黄纪邻等共9人。

　　英殖民政府对文莱人民的武装起义和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极为关注，除了全力镇压文莱人民武装起义外，12月11日，它沾染人民鲜血的魔爪伸向沙捞越，悍然撕下“民主”的面纱，露出狰狞面目，展开全面的大逮捕、大搜查。几天内就有人联党的50多位包括立法议员、各级领袖以及地下革命组织的成员被捕。在英殖民政府的镇压下，该党80％以上的分支部也因干部的流失而残缺不全。沙捞越许多革命者被迫转入农村，有的转入地下，许多人联党的支分部呈现瘫痪停顿的状态，地下革命组织也受到严重打击。

　　严重依赖印尼进步力量支撑的北加里曼丹进步力量，在印尼风云骤变的状况下，没有了后方，在英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三方夹攻下，已无法坚持，最后在无奈之下，与吉隆坡政权和解告终。

文莱

　　文莱(Brunei) 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北临南中国海，海岸线长193公里，东、西、南三面与砂拉越毗邻，并被砂拉越林梦省分隔为互不相连的两部分。19世纪八十年代，文莱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在国防、治安与外交方面受到英国的控制，经济上也主要是满足英国的利益需要。文莱实质上是英国的殖民地。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文莱人民就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斗争。1956年1月22日成立了文莱人民党(Brunei People's Party)，拥有26000名党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党主席阿查哈里(A.M.Azahari) 和党秘书长阿凡提(Afiandy) 的领导下，反对英殖民当局的假合并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文莱人民党得到8万4千人口的压倒性的支持。

　　在文莱人民的一再斗争下，1962年8月20日，英殖民当局被迫在文莱举行了第一届县一级的地方议会和立法议会选举。文莱人民党以反对党的姿态出现，在全部55个县议员中，赢得了54席，另一席为独立人士，后来也加入了人民党。民选立法议员16位也全部指定（立法议会还有17个官委议员）。

　　文莱人民党还准备在12月5日召开的立法议会上，提出“要求英国取消大马计划，让北婆三邦人民自决前途”和“要求英国于1963年把北婆三邦的主权交回给人民，以便建立一个以苏丹为元首的独立、民主联邦”等议案。可是，这些正当合理要求、提案，都遭到英殖民政府的无理拒绝！

　　文莱人民党不但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继续采取和平合法的手段去争取独立，依然达不到目的。显而易见，英殖民主义者的议会选举，不过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事实证明英殖民主义者绝对不会轻易让它的殖民地完全独立，也绝对不会将政权交给人民。文莱人民党终于被迫发动了武装起义。由于起义计划的秘密被泄漏，被迫提前于1962年12月8日清晨2时开始起义。

　　这场武装起义大大地震撼了英殖民政府，在澳洲和纽西兰的支持下，先后从新加坡空运三千多名军人去文莱，驻在纳闽的英空军也派飞机赴沙巴，运载警察野战部队前往文莱。后续部队也在增援中，向文莱人民党及其北加国民军进行海陆空的反击。马来亚联盟政府也派出一支200人的特种警察部队参战，沙捞越也增援野战部队到美里。

　　12月20日，起义被全面镇压，一批起义军英勇牺牲，包括起义军司令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批起义军被捕，只有小部分退到丛林，坚持约两个多月也先后被捕和失散。人民党受到取缔，共有2300多名党员被逮捕。阿查哈里主席流亡到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那儿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合众国”(Negara Kesatuan Kalimantan Udara - NKKU)，他为总理、外长和防长，并号召人民继续斗争。他还宣称，将率领代表团赴联合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新政府的案情，并要求给予承认，后来他流亡到印尼，在印尼政府协助下成立了北加里曼丹国民军。文莱左翼力量经此残酷镇压，已经无法进行任何活动，从此退出文莱的政治舞台。

　　“汶莱事变事隔40年后，前新加坡政治犯、前《马来前锋报》总编辑赛·扎哈里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人间正道》中，针对汶莱事件写到：‘……这一项要求北加里曼丹独立计划遭英国的破坏……，英国派出奸细以破坏阿查哈里的计划。1962年12月8日爆发的汶莱起义是英国特工挑衅和刻意安排的结果。’”

　　“2008年11月6、7日在新加坡亚洲研究院举行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历史对话会上，一位澳洲籍的教授、历史学者发表他的意见说：当年的汶莱武装事件，有许多疑点，有可能是英国当局的一项政治阴谋；马来西亚计划是英国人维护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计划。他进一步说，英国人明白，对付左翼的反殖力量，单靠抓，是抓不完的，只有通过武力，才能毁灭之。但用武力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只要使你先拿起武器，我才能‘名正言顺’地用武力消灭你。”（于东《重新探讨汶莱12·8事变》）

　　文莱的起义，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和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均发表声明，全力支持文莱人民的正义行动，这就给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政权多了一个口实，开始酝酿大逮捕行动。

马来亚

　　马来亚位于亚洲大陆最南端，是东南亚中南半岛的一个主要半岛，与苏门答腊岛隔着马六甲海峡，是为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分界线。先后遭受国葡萄牙、荷兰、日本和英国的入侵和统治。

　　马来民族具有反抗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压迫和外来侵略的优良传统。自1402年由拜里米苏拉苏丹建立马六甲王国以来，马来民族奋起反抗外国侵略和统治的战争就有从1791年，马来人发动的第一场抗英战争；1831到1833年爆发的马六甲纳宁战争；1866年到1874年的雪兰莪拉惹马哈迪(Raja Mahadi) 战争；1874年和1876年的森美兰双溪乌绒(Sungai Ujung) 战争；1875年11月到1876年吡叻的马哈拉惹勒拉(Maharajalela) 和拿督沙戈尔(Datuk Sagor) 战争；1891年到1895年彭亨的巴哈曼(Bahaman) 战争；1915年吉兰丹督让谷(Tok Janggut) 战争；1928年丁加奴的哈芝阿都拉曼·林梦(Haji Abdul Rahman Limbung) 战争。

　　经受了几百年反抗侵略和捍卫自己尊严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根植在马来人的文化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政治家、战略家、战争统帅和民族英雄们率领人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捍卫民族和祖国的尊严。

　　英国的势力在1785年开始进入马来半岛，其东印度公司亦向吉打苏丹租借槟城。不久，英国计夺槟城。1819年又从柔佛夺取新加坡管理权，与荷兰比拼。

　　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定了1824年英荷条约，最终确定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荷兰被迫撤出马六甲并放弃所有在马来亚的利益，但英国亦要承认荷兰对荷属东印度的利益。因此柔佛王朝被一分为二，新加坡以南的廖内被划于荷兰势力范围，成为廖内王朝。

　　1826年，英国殖民者将马六甲、槟城、新加坡与纳闽联合组成海峡殖民地。

　　20世纪之前是马来民族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20世纪里，出现了多元民族的社会，已发展成为各民族人民为了争取独立和解放而驱逐殖民者的爱国主义。

　　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叶，俄国革命、印尼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的成功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影响着这区域的独立运动。马来民族也有新的觉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民族运动的狂潮，自亚非两个地区崛起，波澜壮阔地直往前奔，英勇地冲击着殖民体系的基石，加深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殖民主义者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原有统治，在根本上已经陷于瓦解状态。民族运动之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彼此呼应，互相结合，汇成一股摧毁殖民主义的巨大潮流，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来民族主义者组织了众多团体，团结广大马来群众。

　　为了捍卫祖国、民族和宗教，马来社会各阶层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以驱逐殖民者。20世纪初以来，受过宗教薰陶的人们，特别是在中东受教育或者受中东和印尼影响的爱国宗教学者，在鼓起反抗殖民者的精神和提高马来人的觉悟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大都出身于丹绒马林的苏丹依德里斯师范学院(Maktab Perguruan Sultan Idris) 的教师、马来知识分子、记者和文艺界人士等，也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发展民族运动，建立各种组织。

　　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进入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从过去自发无组织的斗争发展到更加自觉的组织严密的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斗争。此后，民族主义者，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主义者掀起了爱国运动，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共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经过了3年8个月的日本法西斯统治和残酷掠夺后，马来亚已成为一个极端贫困的国家，生产普遍废弛，百业凋残，粮食奇缺，物价比战前高涨十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深渊中。

　　当日本法西斯投降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接管了所有城镇乡村，组织人民委员会，维持秩序，领导人民进行改善生活的工作。

　　被日本军队追击而高举白旗的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却在人民着手改善生活而无暇他顾的时候，乘机迅速派遣舰队侵入马六甲海峡，9月3日在槟城登陆，5日在新加坡登陆，可耻地重新占领马来亚，并蛮横无理地解散人民委员会，实行殖民统治。

　　经过抗日战争洗礼的马来亚各族人民，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随着波澜壮烈的反殖浪潮，英国与马来亚共产党的关系日益恶化，马共的反殖民活动使英国对华人社会的戒心与日俱增，终于使英国在1948年取消马来亚联邦，以马来亚联合邦取代前者。

　　在殖民主义者疯狂掠夺下，10月，26万饥民高举反饥饿大旗，在霹雳州各地举行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12月马来亚工人在英国产业上发动一连串的罢工斗争，都遭到了英国殖民主义军队的镇压。枪杀和逮捕的野蛮手段激起人民的愤怒与仇恨，促使反殖的队伍不断壮大。

　　1937年成立了以独立为口号的马来亚马来青年联盟(KMM)。太平洋战争开始时，“马青联”被英国列为非法组织。在日本法西斯占领初期，“马青联”领导人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cob) 等人恢复了“马青联”的活动。“马青联”领导人同日本合作，以便驱逐英殖民者，但暗中同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往。他们利用同日本的公开关系，目的在于建立一支名为 PETA（保卫祖国）的武装部队，依布拉欣·耶谷任中校指挥官并且亲自领导这支部队，最后的目的是要争取祖国的独立。

　　根据布哈奴丁医生所说，在日本占领时期，左翼马来民族成员采取“穆沙在法老皇宫”(Musa dalam istana Firaun) 的措施，有的人住在里面，住在外面的人则参加在森林的活动成为反法西斯的战士。而马来民族运动则进行地下的秘密活动以巩固其根基，从外到里共同战斗，同其他民族的运动以及联军一起摧毁日本法西斯。

　　1945年10月成立马来亚马来民族党(PKMM) 以及觉醒青年团(API)、觉醒妇女会(AWAS) 和农民阵线(BT) 等领导下的各组织成员，进而成立了人民力量中心(PUTERA)，该中心合并了60多个马来爱国团体。1947年2月人民力量中心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 合并，马来亚马来民族党的最高领导人布哈努丁医生是联合主席之一。人民力量中心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一个为祖国独立而斗争的历史上最广泛的各民族人民抗英爱国统一战线。

　　在反殖浪潮的打击下，英国人耍起了宪制阴谋与政治把戏，企图分化人民力量。

　　在利诱威迫下，9州苏丹终于在协约书上签字，将全部主权出让给英国殖民主义者。1946年1月24日，英殖民主义者正式公布“马来亚新宪制白皮书”，企图通过法律的程序，将统一的马来亚分为两个不同形式的殖民地来奴役人民。马来亚联邦由9个州与槟城和马六甲组成，新加坡则由于所谓特殊的理由成为英皇家直属殖民地，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达到分裂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

　　这一政策，阻碍了新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新加坡成为殖民主义者进行侵略和镇压民族运动的军事基地，妨害了远东和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前途。“分而治之”的政策，目的是在于强化殖民主义制度，全面控制马来亚政治经济，更有效对付正在成长壮大中的马来亚人民反殖民主义的力量。很显然，新马被分割，完全有利于英殖民主义者，不利于马来亚和远东人民。

　　在“马来亚联邦宪法”实施后，马来亚共产党获得英殖民政府的承认，马共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活跃在马来亚的政治舞台上。马来亚共产党拟定了斗争目标：结束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

　　当英帝国主义泡制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人民民主权利以及皇室地位等问题完全排除在外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计划时，各个爱国和革命的政党团体包括马来亚马来民族党立即发动各民族人民群众挫败了这个计划。当英帝国主义又推行把新加坡从半岛分离出去并且完全不涉及独立问题的“联合邦计划”时，人民力量中心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统一阵线的各个成员和团体，毅然率领人民运动反对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以“人民宪章”代替英国的“联邦宪法”的要求。1947年底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会议中，马来亚的代表布哈努丁医生提出了拥有12颗星星的红白旗以象徴统一12个州（包括新加坡）的马来亚旗帜，这是第一个马来亚标志。

　　为了对抗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浪潮和转移人民斗争的大方向，英帝国主义指使其代理人拿督翁(Datuk Onn) 在1946年5月成立以马来人万岁为口号的巫统(UMNO)，玩弄马来人的思想感情，反对独立的口号。巫统的产生同爱国主义或独立运动没有丝毫的关系，它甚至嘲弄独立这个口号，以及竭力把马来人为独立而斗争的大方向转移到迎合英帝国主义利益上去。

　　1947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开始镇压各地的工人运动，打死打伤和逮捕超过一百人。被捕的工运领袖有全国胶业工友联合会主席许瑞元、霹雳华人胶工联合会主席和秘书、《民声报》社长刘一帆、职工联合总会副主席查阿末、霹雳种植工友联合会主席巴兰等。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建立后，马来亚继续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同时恢复了马来统治者原有的象征地位，并收紧公民权。

　　这时，英殖民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与英殖民政府的关系彻底决裂，转而展开武装斗争，期望强迫英国撤离马来亚。

　　1948年初，形势急剧变化。独立斗争迅猛发展，日益陷入困境的英帝国主义疯狂地磨刀霍霍以暴力镇压爱国运动。马(PKM)，马民（国）(PKMM) 和其他爱国组织谨慎地评估了形势的变化。因此，1948年6月当英帝国主义宣布紧急法令，禁止所有的政党、爱国和民主团体活动，进行大逮捕的时候，封禁马来亚共产党、退伍同志会、新民主义青年团、马来民族党、马来觉醒青年团等300多个工会和群众团体，打死10余人，逮捕5百余人，伊萨莫哈末、朱基菲里、布哈奴丁医生和布斯达曼等著名马来领袖，马来左翼团体共有整千名领袖和干部被捕。到了年底，已有1万3千多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因各种罪名被捕者4万余人400多人被杀，被叛死刑者无数，其中联合总会领袖加纳巴蒂、全马总工会主席威纳斯宁、槟城市委副书记林有在，以及戴鲁焰、黄亚妹等等。

　　为了对抗马共的游击战，英殖民者实施了“坚壁清野”政策，将原本散居在郊区的各族群众迁移到戒备深严的指定地点，形成了后来的所谓新村。

　　所谓“新村”，就是把散居于胶林、矿地、山芭和甘榜的人民赶出家园，一把火将他们的屋寮烧光，然后分别押送到受“保护”的居住区。这种居住区建在四周空旷的平地上，四周以铁刺网圈住，只设三几个栅门供进出；所谓住屋，则是空无一物的长屋，或是有柱无墙的棚子。人民全家被押到这种“新村”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惨况实在难以笔墨形容。从1950到1953年，英殖民政府在联邦总共设立了五百四十多个新村，被集中的人民多达五十七万九千人，其中以华人占绝大多数。2千5百余平民死于战争中，数以万计的华人和马来人被驱逐到中国和印尼，妻离子散，惨绝人寰。为逃避抽壮丁，年轻人大量逃亡。

　　英殖民主义者发动的殖民战争，每月出动数百架次战机向可疑的丛林、村落狂轰滥炸，又投掷燃烧弹烧林焚屋。同时，到处设立统制区，不准任何人居住或停留，擅自进入者可能被枪杀。英殖民主义者所实行的军事行动固然草菅人命。发生在1948年12月11日巴东加里惨案，树胶园丘一带劳作时的村民，被埋伏在树林里的英军所逮捕，集体扣押在园丘的一间小屋内。他们共计26名男性平民，身上都没有武器。隶属苏格兰近卫军团的这些英殖民军，先放走其中一名村民，然后朝他背后开枪，把他打死，其余的村民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英殖民军把全部被关押的村民带到屋外，分成三组，在英军官命令下都被屠杀就是最显著的案例。肃清行动和焦土政策使平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沦为亟待救济的难民。

　　紧急状态从1948年一直持续到1960年，期间有英联邦军队驻在马来亚，进行反游击活动。

　　基于形势严峻，马来亚共产党立即号召全国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再一次拿起武器进行抗英斗争，1949年2月1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成立，开展长达8年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1957年马来亚取得独立，吉隆坡政权延续殖民战争，战争延续到1989年12月和解，长达32年。马来亚马来民族党(PKMM)、觉醒青年团(API)、卫国青年团(PETA)、觉醒妇女会(AWAS) 以及马来亚农民阵线(BTM) 等组织成员热烈地响应号召，拿起武器投身到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行列；另外一部分人则继续进行地下斗争，被抓的人则在敌人的监狱中顽强地坚持斗争。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尽管实施了紧急法令，爱国者和民主人士仍然建立了爱国的政党和团体为独立展开斗争。部分前马民成员和爱国文学家于1950在新加坡以“文艺为社会”的口号成立了“50年代作家协会”或称“50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rawan 50, ASAS 50)，通过文艺展开独立斗争。其他的语言和文化团体利用新闻媒介宣扬独立精神，举行语言和文学代表大会等。所有这些都为独立作出了各自的光荣贡献。

　　1951年泛马回教党诞生。1951年5月15日劳工党在槟城成立。1952年6月26日在吉隆坡召开了全国劳工党代表大会，一个反共亲英的泛马劳工党，目的是阻止马来亚青年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反共亲英不得人心，1954年6月5日，泛马老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旗帜鲜明地竖起了社会主义大旗，1958年，拥有60余万人的全马工厂集普通工友联合会被封禁，工农干部涌进了新生的党。优秀的思想，光辉的历史开始了！从此，马来亚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时期，祖国的蓝天下飘扬着劳工党鲜红的党旗！

　　在抗英组织被完全封禁后，巫统才能利用英帝国主义提供的机会兜售自已是“马来人的救星”。但是，不管是英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还是巫统的欺骗都丝毫无损于人民的反抗精神。在森林、城市、乡村，独立运动继续蓬勃发展。

　　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的3年又8个月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948年6月到1957年8月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这两场爱国战争，得到各民族人民包括马来人最广泛的支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来人反抗外国侵略和占领尤其是16世纪以来反抗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者对马来亚侵略和占领的斗争之继续。

　　自从马六甲沦陷后，马来爱国者为了达到驱逐外国侵略者，捍卫祖国的独立和主权，以及民族尊严的目的，进行了几百年的斗争，只有到了20世纪中期经过反抗英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斗争特别是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的斗争，1957年取得了独立，这个目的才在一定的范围内得以实现。马来亚的独立决不是英帝国主义的恩赐，或者像吉隆坡政权宣传的那样是他们斗争的成果，而是马来亚所有爱国和人民民主的力量起来反抗英帝国主义，特别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浴血奋战共同斗争的成果。因此，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解放，反对外国的侵略和占领的爱国斗争不是某个民族人民的事业，而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只有动员各民族人民的爱国力量才能取得胜利。

　　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打击下，英帝国主义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陷入困境，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迅速发展，已迫使英殖民主义者放弃了血腥压迫政策，为缓和反殖斗争的浪潮，将政权交给了马来亚的封建皇族和大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它培植的亲殖民主义势力来分裂人民的力量，被迫在1955年举行第一次全国大选和年底的华玲谈判。同时，在巫统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纷争，拿督翁(Datuk Onn) 被迫引退，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取而代之。

　　通过谈判的方式恢复和平，这是饱受殖民战争灾难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马来亚共产党为了实现人民的这种迫切愿望，曾经作了不懈的努力。华玲和平谈判时，以总书记陈平为首的共产党三人代表闭，冒着危险，如期出席。尽管共产党也预料到帝国主义者会从中破坏，然而，马共仍然恳切地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谈来进一步把一切力量（包括社会上层分子）团结在反帝运动的旗帜下。在当时极其有利的形势下，如果联盟当权派有诚意，并以独立运动事业的利益为重，同人民站在一起，则人民武装抵抗运动的力量同其它各种形式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力量汇合而成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不仅可以迫使英国殖民当局结束战争，而且还可以使马来亚更大程度地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但是，联盟当权派却走了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坚持英国殖民当局要挟马共投降的方针。因此，华玲和谈的失败，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多方破坏的结果，另一方面联盟当权派也不能推卸其应负的责任。

　　独立运动渗入巫统内部，特别是它的青年分部在1951年迫使巫统最高领导层把马来人万岁的口号改为独立的口号。尽管巫统披上独立的外衣，但他们尤其是在英国对人民展开的殖民战争中仍然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反对独立运动，并且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旦其帝国主义主子退居幕后时它就夺取人民斗争的胜利果实。

　　1957年后情况更加错综复杂。以巫统为核心的国内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撑下已经抢夺了独立的成果。权力掌握在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派手中。马来亚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人民没有享受到作为国家主人的幸福和自豪感。

　　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历史时期到抗英战争时期，各民族英雄儿女为了祖国和人民的独力和解放，献出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杰出的共产党人、爱国者华族有黄诚，林江石，李良，杨果等。马来族有穆哈末·阿敏、末·因德拉、阿浪·卡森、达哈老师、马纳、蕾吉玛、麦雯等。印度族有甘纳巴迪、维拉斯南、克里斯南摩堤等。原住民民族的有阿叻、阿隆、阿雅等。根据南洋商报和海峡时报的报道，牺牲在英帝新山、半山芭、太平、槟城和阿罗士打绞刑架上的各族烈士就有226人，民族解放军牺牲6711人，(Wan Hanzah Awang 《Detik Sejarah Rundingan Balin》附录）。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了捍卫祖国、民族和宗教而献出自已毕生精力，伟大的布哈努丁医生不久前去世了。他是在狱中被反动派折磨得恶病缠身而出狱后与世长辞的。众多各族的民族主义者、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布斯达曼、哈斯努·哈迪、阿布·巴噶宗教教师、哈迪扎·斯迪、隆教长、哈芝·依卜拉欣、阿都沙末·古尔等，以及众多爱国人士被屠杀、监禁（紧急法令颁布后，被捕关押在柔佛新山、吉隆坡半山芭和霹雳太平监狱1万余人）、驱逐（根据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报道，从1948年至1958年，估计有3万至3万五千人之间被驱逐到中国，印度族和马来族1千8百余人被驱逐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而这些英烈和反殖战士，真正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惨遭英国人与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政权的抹黑污蔑，说他们是“颠覆分子”，“反国家分子”，“恐怖分子”。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在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1958年5月普通工友联合会的四位领导人，在紧急条例下被扣留，接着该工会被查封后，1959年6月24日，劳工党、人民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组成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1964年3月16日由前农业部长领导的国民议会党加入。被查封后的普通工联骨干大批涌入左翼政党，促进了左翼力量工农化，由三大民族组成社会主义阵线是马来亚左翼运动最巅峰时期，号召力无比强大。1966年1月10日，因对“国语法案”发生分歧，人民党退出社阵，社阵宣布解散。左翼运动开始遭遇挫折。

　　“马来西亚”这概念并非东姑阿都拉曼首创，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30年代，当马来亚和印尼仍然处在殖民地的地位时，马来族群中就存在着一项“大马来由”运动。它试图将马来亚半岛（包括新加坡及暹南4府）、婆罗州全岛、爪哇、苏门答腊及菲律宾群岛等地区1亿3千万人口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大联邦，并以马来语作为共同语言，这项运动后来成为4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的共同目标，马来亚人民党和泛马回教党对这目标，都存有不同程度的认同。

　　1951年初，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曾提出“马来西亚”概念，作为英国未来退出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蓝本。英殖民主义者虽然采用“马来西亚”这概念，却分离了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斗争目标。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后，北婆罗洲三邦殖民地也开始要求结束殖民统治。英国人曾经设想让三邦合并为一个联邦，而且，开始建立三邦的共同最高法院，可是，汶莱苏丹不愿让丰富的油藏给人分享而极力反对合并主张。分治的进展是，砂劳越到1960年，仍由一个委任的总督以及一个由24名官委议员和21名民选议员组成的议会治理；北婆(即沙巴州)则迟至1961年，官委议员仍然控制着议会；汶莱在1959年就已成为半自治邦，苏丹拥有行政权，英国负责其国防和外交，并委定一名最高专员当顾问。

　　马来亚独立以来，各政党、工会等团体的数以千计的领导人和干部不断不断被捕关押。

　　由于左派政党公开支持文莱人民党起义，吉隆坡政权大肆污蔑左翼力量支持暴力革命，导致在1964年的大选大败。一些人转向武装斗争，组织、煽动大马人到印尼军训，然后再从印尼打回大马。1964年8月17日，第一批108人在柔佛龙引登陆。9月2日，又超过百人在柔佛拉美士和彭亨云冰空降。10月29日，在柔佛笨珍、麻坡登陆。最后一次，应该是1965年3月4日，在柔佛哥打丁宜登陆。除少数意外致死，或在驳火中打死，登陆的印尼武装人员，约有千人被捉当俘虏，之中有印尼人，也有大马华人和马来人。吉隆坡政权由此找到了借口，乘机封闭左翼政党的部分支部，逮捕了这些支部的骨干。这一事件，对左翼运动打击非常严重。

　　1963年2月12日，政治扣留者家属在社阵总部开会，决定成立被捕者家属委员会，是为家属涉及政治斗争的滥觞。

　　1965年2月13日抗议布斯达曼被捕“争取人权”大游行，警方采取行动镇压，大批军警早已在路中央严阵以待，一见人群靠近，便不停地施放催泪弹，同时冲进队伍中挥棍乱打。2月13日凌晨一时，雪州秘书游行总策划陈凯希、社阵总秘书达裕丁·卡哈、槟州分部副主席陈潘钦在事前被捕。16日，增江支部主席符昌和、秘书吴永铭和委员曾传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行委会秘书 V 大卫于13日当天遭受同样命运。这场斗争中遭扣留的人数超过340人，其中有200多人被控上法庭，皆告无罪释放，陈秀英和彭谷明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两个月后获释.

　　1965年6月11日，两个党中委拉惹古玛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在华都牙也被关了大约二年。随后劳工党主席伊萨和国民议会党领袖阿都亚兹被捕。

　　1965年中，半岛好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群众运动。当时在吡叻州，一个被称为“七月宣传运动”的群众运动，在金宝区和近打区展开。由于当时反动派对左翼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召开群众大会都不被批准，他们便在合法政党的党所里，采取政治集会（按当时的法令，在注册政党的党所内集会无需政府批准），抗议反动派逮捕公开政党的干部和党员，要求民主和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敌人对这些集会，也出动镇暴队封锁道路，包围党所，进行野蛮的镇压。在美罗、丹那依淡、红泥山等地都发生过类似事件。在双溪古月，镇暴队更肆无忌惮地驱散群众、殴打群众，施放毒气弹等，甚至用警棍把劳工党金宝支部党员唐保光活活打死。

　　1965年11月，人民党在怡保代表大会上因语文政策等问题宣布退出社阵。人劳两党的8年合作划上句号。1966年1月16日社阵走进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原由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组成，马来族和印度族在中央领导层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自从劳工党和人民党分离后，随着马来族和印度族领袖和干部逐一被逮捕后，劳工党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全是华族成员，而且是受华文教育者，三大民族团结联合的左翼运动，已经被吉隆坡政权分化，马来族和印度族被分离出去，剩下华族单打独斗，再加上宪制斗争的道路被反动政权堵住，逼使部分左翼力量转入地下和武装斗争，在政治舞台上对吉隆坡反动政权已构不成威胁。

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咽喉，又处欧洲到远东和澳大利亚的交通要道上，使它成为世界海、空航运的中心之一。新加坡有长堤与马来半岛的柔佛相连，南面与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隔海相望，属热带海洋性气候，无显著的雨季、旱季之分。

　　新加坡古称单马锡(Temasek)，公元八世纪后归属印尼室利佛逝王朝。十四世纪改称新加坡拉，以后属于马六甲王国。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成为柔佛王国的一部分。1819年为一个殖民者莱佛士所占领。1826年和马六甲、槟榔屿合并为英国海峡殖民地。1942年二月新加坡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它在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1948年2月，英国又将新马分治，把新加坡划为“直辖殖民地”。1959年6月3日，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同意成立新加坡自治邦，英国保留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法令”等权力。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并入作为一个州。由于新马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矛盾尖锐化，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被分割出来，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1948年马来亚联邦正式成立，新加坡被排挤出原本的马来亚版图。此举，除了架空了新马华人的政治势力，也压缩了新加坡原有的政治和经济空间。一个更脆弱的新加坡，可以减少对马来人政治的威胁，也增强了英国人对新加坡本土政治斗争的影响力。

　　无论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居民上，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都有密切的联系，新加坡虽然被人为地从马来亚分割出去，它仍然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加坡的革命同半岛的革命一定要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1945年12月21日，新加坡成立了第一个走宪制斗争道路的政党马来亚民主同盟，1948年6月，由于紧急法令的实行，许多职工会被解散，大批工运负责人，不是被捕就是遭驱逐出境。人民行动党在1954年11月成立，从1959年起是新加坡的执政党。李光耀集团初期表现进步，“实际上他是受培养的，尤其重要的是，从1952年起就通过阿力佐西，受庇护于英国情报组织的羽翼下。”李光耀重组行动党，把它变成一个反共团体。”（英国档案编号FCO141-14766英殖民部《新加坡的政局和展望》）

　　傅树介医生说“行动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伪组织”。“很明显，他是要把自己的政治命运跟殖民统治者的利益维系在一起。”（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

　　陈仁贵说明了这一事实：“人民行动党在1954成立之后，人民行动党的左翼便成为警方镇压的主要目标。尤其是1956年10月和1957年8月两次的大规模镇压，几乎完全扫荡了密驼路集团的整个职工会领导层和人民行动党的左翼领导干部。”（《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

　　后来以李光耀为首的领导集团，大多数人已经体现出狭隘利益追求和权力异化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可以说，‘没有马来亚民主同盟，就没有后来的人民行动党’。可是李光耀于1959年取得政权后，却彻底放弃建党宣言，脱离马来亚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主流，转而联合英殖民统治者及马来亚联合邦的右翼分子，扑灭所有曾经为他打江山的同僚，以及所有真正反帝、反殖民政府的爱国人士。”（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附录二〈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1954年至195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一个从实施‘紧急状态’转入实行林德宪制改革的转捩点，一个由充满高压的白色恐怖转入具有限度自由、民主开放的转捩点。

　　“在这样的历史转捩过程中，新兴力量与旧势力、旧习惯、旧传统的斗争往往更为激烈。一些出轨的行动，如不合程序、法规、惯例等的‘骚扰’或‘暴乱’也就必然浮现。渐渐地，当新势力完全战胜或克服了旧事物，新的处事程序、法规、惯例便形成并被接受，社会也自然安稳了。”（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附录二〈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发生在1953年至1956年间反黄运动，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华校中学生为切身利益反对征兵法令而展开斗争的5·13学潮，1955年4的福利巴士工潮，是紧急法令颁布后，人民群众冲破白色恐怖的反抗，影响深远。

　　1955年新加坡在林德宪制下举行立法议会选举。劳工阵线在官委议员的支持下组织政府，用高压手段对付反殖人士，引起人民普遍不满。

　　1956年4月，第一回合伦敦宪法会谈中，提出了内部安全理事会的议题，英国人建议新加坡和英国各占一半的议席，由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持有否决权。马绍尔对此坚决反对，认为，让出管制内部安全事务的权力，是一个独立政体的笑话。

　　第一回合伦敦宪法会谈后，1956年9月19日，英殖民当局通过其代理人林有福援引紧急法令，逮捕工联主席林振国、妇联主席陈蒙鹤、华小教师联谊会主席陈广风和三位工团领袖，解散妇联和铜锣音乐会。9月24日吊销中学联注册，25日进一步封禁华小教师联谊会和全星华校家长联谊会，接着百多名师生遭受警告、开除、逮捕、驱逐。10月24日约4千多名群众游行支援学生罢课，警方强行镇压，爆发警民冲突。10月27日大队特警围攻工联总部，与工友发生严重流血冲突，蔓延成全星大暴动，造成21人死（8名学生）194人伤，1千多人被捕，包括工联会秘书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等著名工运领袖。

　　1957年3月林有福和李光耀出席第二回合伦敦宪法会谈，李光耀的内部安全理事会建议是：由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担任内部安全理事会主席，成员来自英国，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英国人持有否决权，在权力分配架构上，英国人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共同投票权，足以否定新加坡代表的投票权。此外，界定内部安全事宜的权力不是由英国人，而是内部安全理事会去决定。

　　马绍尔和李光耀的不同之处是，马绍尔要新加坡人掌握新加坡的内部安全事务。李光耀却是要把新加坡的内部安全事务，交付给英国人和马来人的手上。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毫不隐讳地引述末代总督顾德的话说：“我依然深信，把人民行动党领袖堪称隐蔽的共产党人，是完全错误的，把他们形容为隐蔽的反共者，跟事实就接近得多。”

　　林清祥说：“李光耀所要看到的，是能确保行动党执政又能控制左派的宪制安排，他也不愿看到马绍尔在争取自治、独立方面的风头比他还健。”（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附录二〈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李光耀的如意算盘是一旦自己丢失了政权，可以通过外人对新加坡内政的干预，改变新加坡既有的政治格局，为自己提供另一个政治斗争的窗口和渠道。

　　李光耀的处心积虑安排，这让新加坡掌握适当，但不足够的权力，这样一来，李光耀可以躲在内部安全理事的职权里，进行自己的政治斗争。

　　1957年8月行动党党委改选，李光耀集团处于少数地位，领导权几乎丧失。同时也制造了机会，让殖民政权逮捕了刚上任的新领导层。李光耀集团乘机修改党章，重新获得了领导权。这是李光耀集团的第一次危机。从这一年开始，李光耀就已经算计好了，往后要如何去剿灭自己的政治对手。

　　在1959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呼吁释放所有政治扣留犯和废除公安法令。在赢得1959年5月大选时，人民行动党却宣布：除非与该党领导层的领导干部被释放，否则不会组织政府。大选胜利后，只释放所谓和人民行动党有关系的8名政治犯，理由是内部安全理事会的英国人不同意释放所有政治犯。这一点指控激怒了英国人。“在 Lord Selkirk 致给殖民地大臣的一封信中，他揭露9名政治扣留犯的扣留令将在1960年2月6日到期。该信指出，李光耀并不急于释放他们。他建议内部安全理事会应‘否决’新加坡的要求，但不要公开此事。(CO:1030/1157，Selkirk 致函殖民部大臣，1960年1月20日)‘谎言越来越站不住脚，总理正在寻找能恢复其信誉的手段。’”

　　当事态紧急时，“李光耀自己公开说，是联邦和英国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扣留犯。(J.S. Roberts 致函 Wallace，1961年7月6日)”。“阻碍释放扣留犯的并不是人民行动党政府，而是英国当局。(Moore 致函殖民部大臣，DO:169，1961年7月3日)。”

　　“英国人被激怒了，断然拒绝这说法：‘为了帮助人民行动党保住政权，而要我们一同负起继续扣留的责任是个故意歪曲的诡计，这是错误的。’”(DO:169118，1961年7月3日；DO:169118，T. No. 264，1961年7月17日)（陈仁贵《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

　　所谓“内部安全理事会”是“一个三方组成的内部安全理事会的设立，据称是象征着英国政府的部分妥协。诚如后来数年的事件所揭露，内部安全理事会为三方勾结一起对付新加坡左派提供合宜的掩饰。”（陈仁贵《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

　　“Moore 于1962年7月2日写给 Wallace 的一封信显示，这位英国最高专员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撒谎感到非常气愤，”李光耀惯常以谎言掩盖自己的阴谋，由此可见一斑。

　　李光耀集团的第二次危机是在1961年9月17日，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成立，原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支部转投社阵，原占议会51席中的43席减为26席，1962年7月3日行动党议员何佩珠退党加入社阵，行动党议席降为25席，与在野党等同，行动党政权摇摇欲坠。

　　1961年9月，大批干部和成员从该党分裂出来成立社会主义阵线，主张铲除殖民主义，建立统一、独立、民主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新加坡的注册政党还有工人党、民主党、统一阵线、人民联合阵线等。

　　在1963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蝉连执政，社会主义阵线获13席。1966年10月社会主义阵线退出议会，并抵制国会选举，在后来的四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均囊括全部议席。

　　社阵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几乎掌握着新加坡工运、农运、学运、妇运与文化战线，人民行动党25个支部，超过半数倒向社阵。原先组织的新加坡职工总会(Singapore Trade Union Congress) 因之解散。受左翼控制的工会82个领导人，与社阵秘书长林清祥商讨后，组织起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 简称 SATU)，形成强大的工人运动。行动党则另行组织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简称职总 NTUC) 团结数量有限的工会。两个依靠政府资源建立的机构，人民协会与建国队，掌控在左翼手中，政府采取雷厉手段夺回这两个组织的掌控权。大分裂后的一年多期间，新加坡罢工次数达153多起，创下战后历史新高。

　　行动党要员吴庆瑞在当时似乎相信行动党将因此一蹶不振，在接受英国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斯(Dennis Bloodworth) 访问时说：

　　“使我们震惊的并不是输给了共产主义分子，而是他们竟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打垮。”

　　1961年4月，李光耀在芳林补选受到重挫，对不久后的另一场安顺补选，更为焦虑，此刻，李光耀的政治前途岌岌可危。李光耀在新加坡政治斗争上的失利，引发了英国人和马来人的不安，对反体制政治，尤其是华人政治的崛起感到忧虑。

　　为此，巫统在1961年5月27日，提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建议，目的是通过新议题的讨论，来改变新加坡的政治氛围，力图为李光耀提供解围的契机；巫统并借此机会直接的介入了新加坡的本土政治斗争。李光耀集团处在危机之中之际，“马来西亚”可说是救命稻草，急于加入马来西亚的焦急可想而知。

　　和巫统商议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主要是由李光耀和吴庆瑞进行；这其中新加坡可以保留教育和劳工的自主权。意思是说，李光耀要加入马来西亚，必须先行解决华校学生运动，和华人职工会的政治活动。

　　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本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有个盘算，东南亚的前殖民地，不如合并为一个国家，以保护英国经济利益。于是，英国计划成立一个马来西亚联邦。

　　英国人借东姑阿都拉曼所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包括了马来亚联邦、新加坡、砂劳越、汶莱和沙巴（当时称作北婆罗洲），然而由于汶莱并非英国的殖民地，而是英国的保护国，所以地位独特，在合并的谈判条件上，当然与砂、沙两地不同。

　　东姑阿都拉曼为了落实大马计划，曾数度风尘仆仆的前往文莱，极力游说当时的文莱统治者苏丹奥玛阿里赛夫丁，邀他加入“马来西亚”的大家庭。

　　初时苏丹奥玛阿里确实有意加盟大马，还提出了不少的条件，眼看双方签署合并契约的佳期可待，孰料内部却骤然发生一场叛乱，尽管政变在三天内便被平息，但文莱苏丹在重新衡量局势后，回拒了合组马来西亚的献意，保持独立国的姿态迄今。

　　事实上，“几乎从人民行动党开始执政之后，这项双边的共识便成为包括马来亚政府在内的三方反共运动协议，并以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和婆罗洲三邦之间的更密切合作作为掩饰。反共讨伐在不久后，便取代了反殖民主义斗争而成为本地区政治环境的一股推动力量。”因此，这个所谓大马计划一提出，当即遭到这一地区所有各在野党和工团、文化团体、学生团体的强力反对，各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马来西亚的浪潮。

　　1962年1月26日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在吉隆坡召开，点燃了反大马的熊熊烈火。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民党、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文莱人民党、新加坡工人党、新加坡人民党、沙捞越人民联合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五邦八个政党与会，各党都派最高领导人参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主催者，只派中委易润堂（首席代表）、拉惹勒南、蒂凡那、李炯才和拉欣依萨出席会议，商讨马来西亚合并事宜。大会拒绝人民行动党的工作报告书，行动党代表羞愤离席。基于行动党报告书大力推崇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计划，大会议决把行动党开除出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

　　反大马第一战就在砂拉越开展起来，砂、沙各政党、各团体积极地介入了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运动。文莱人民党自参加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后，在全文莱积极发动人民开展反英独立运动。新加坡工团和民间团体指责李光耀出卖新加坡人民的利益。

　　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在吉隆坡胜利召开之后，吉隆坡政权开始进行反宣传。一方面由巫统机关报《默迪卡》于3月份发表一篇文章，诬指新、马左翼政党接受印尼共产党的命令，展开反大马运动。另一方面，吉隆坡也一再向新加坡人民施压，要他们接受合并计划。3月26日，他在新加坡巫统大厦奠基礼上提出警告说：“新加坡人民如果仍旧反对大马计划及新马合并，联邦为了本身的利益，可能被迫关闭长堤。”31日，他又在亚罗士打的群众大会重复：“马来西亚若未能在今年内实现，政府可能关闭长堤。”4月25日，最高元首在施政方针中也提到，大马计划如未能实现，关闭长堤问题将受到郑重考虑。

　　吉隆坡政权的恫吓，显然是在助李光耀一臂之力，因为他正在新加坡努力推行与吉隆坡政权合作拟订出来的新马合并白皮书。

　　“1962年6月，李光耀向立法议会提呈全民投票法案。在李光耀导演下，强奸民意的新加坡全民投票在议会里被强行通过。法案对有关投票规定了三项选择题：一、新加坡拥有教育、劳工自主权的白皮书宪制部署；二、根据联合邦十一州同等待遇，作为一州的完全及无条件合并；三、在不逊于婆罗洲三邦的条件下加入大马。”

　　社阵发表文告指出法案有三点最不合情理：一、所有空白票和不确定票将视为支持政府票计算；二、政府可自由制订全民投票的问题，有关问题在投票日之前一星期公布；三、其他政党及民间团体无权进行反宣传。新加坡电台为此举办三次朝野政党座谈会，李光耀乘机对社阵所提出的完全合并主张大做文章，硬说这种合并法将使非本地出生的新加坡公民不能直接成为联合邦公民。

　　李光耀利用议会的多数强行订出第二项具有高度误导性的选择题，同时，三项选择题都建立在假设新加坡人民同意合并的基础上，不允许人民有机会说不，于是，便迫使反对党不得不在议会外继续进行反对。五党领袖晋见英驻新副最高专员，并呈递联名备忘录，备忘录强调：“我们相信，不同的公民权在一般情况下，可能造成一个不稳定的马来西亚，对新马人民皆有害。”7月23日，代表新加坡10万名工友的40工团工作委员会向英国专员公署提交一份致予英国首相麦米兰的《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在移交新加坡主权时，有需正视新加坡政府推出的“全民投票”正剥夺人民自由决定前途的权利，这份由工委会主席侯赛因·查希丁、秘书高尔斯，陈世鉴及多明尼·布都查里等递呈的《备忘录》指出，官方在“全民投票”中所提出的三种合并建议，都是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但投票条例却规定人民只能在三种之中选择一种，不能有别的选择，这是对人民权利的公然侵犯。《备忘录》也指出，人民在无从选择下将投“空白票”表示抗议，但官方又宣称“空白票”也算是赞成票，这是明日张胆地扼杀民意。

　　在李光耀的诈骗，吉隆坡政权的恫吓，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宣布支持政府的选择合并，马绍尔的背叛，社阵在相当劣势的环境下，号召人民投空白票。9月1日的全民投票结果成绩，支持白皮书合并的票数占了71％，投空白票者只有25％，有鉴于人民并不能自由地表达心声，社阵宣布不承认这次不民主的投票结果，并声言要在反对假合并的课题上继续斗争下去。

　　林清祥在内部检讨总结时承认这是一个小挫折，并提出往后斗争的三项原则和方针：“(一)只要和平宪制斗争的条件存在，我们就必需坚持和平宪制斗争；(二)加强搞好民族团结工作；(三)在工农阶级的基础上，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他也指出往后的斗争范围将从新加坡扩大到五邦地区，同时预感到一场大逮捕会随后而来。”（傅树介在《我在冷藏行动中被扣留》）

　　据傅树介在上述一文中披露：

　　“位于伦敦西南部有一个地方叫丘宫(Kew)，那里有一家国家档案馆。其中有资料显示：

　　“在私下讨论中，李光耀称赞林有福采取行动对付共产党的勇气。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温和派领袖们认为，英国继续留在新加坡是对他们的一种保障。他们认为，无可避免地，为了符合他们所塑造的形象，他们必须继续严厉批评英国的政策。”(CO:1030/451)

　　傅树介写道：“问题是，当你实行这项欺骗政策时，必须通过各种可行的手段费劲地保护形象，不断加以修饰，否则它就会迅速淡化。淡化是无可避免的，因此为了这拖延自然的过程，就有必要出招，进行一个又一个的狡猾阴谋。一切阴谋均源于需要。即使如此，最终还是陷于破产和自我暴露。

　　“逻辑和历史说明，这种政策是不长久的。当欺骗不再有效时，就必须改变‘人民’，如‘假的全民投票’所显示的一样。

　　“‘他(李光耀)常说，他必须这么做(举行全民投票)，以避免被冠上将新加坡华人利益出卖给马来人的人。然而一项假全民投票，将对更进一步损害他的政治地位……’英国驻新加坡副专员 Moore。(Moore，CO:1030/998，第51页)

　　“尽管有这些保留意见，人民行动党还是一意孤行。人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承认：‘

　　“‘选票是由李光耀精心策划的。无论你怎么投，你都是投合并。有三种选择，即 A、B 或 C。但坦白说，它们都是投合并的票，而我们也提出全民投票法案的动议，即废票将当投合并票计算。事实上，当我看那选票时，我自己也无法明白。’

　　“不仅要改变‘人民’，已被接受的民主条例也得改变。例如，被扣留者不得参加竞选，被扣留者的检讨委员会拥有的一点权力和独立地位也被剥夺，并被降为咨询委员会，但政府可以对其建议置之不理。倘若所有阴谋诡计都失败，随时可采用镇压手段。镇压行动就像做爱一样，只有第一次会有困难而已，李光耀1956年10月在立法会议里这么说。

　　“到了1960年，人民行动党领导层的反殖民主义掩饰是越来越淡化。1959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一次内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与会的有三个英国官员(英国专员当会议主席)、三个新加坡政府代表、一个马来亚联邦代表。王永元对当时的骗术毫不知情，建议释放所有被扣留者(在1959年6月之前被扣留)。这使李光耀感到沮丧、震惊。

　　“这是一件突发事件，连美国华盛顿都有所反应。李光耀完全措手不及。王永元过后被禁止在内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而由吴庆瑞取代。只有李光耀能在内部安全理事会讲话。他在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并未经过人民行动党中央或内阁讨论。他对他们没有信心。王永元得走人了，党已经开始准备开除他。(海峡时报，1960年9月22日)

　　“就连人民行动党的一些领袖、多数干部和党员，都赞成释放那些被扣留者。他们的唯一‘罪行’是真诚地参加要求独立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释放这些被扣留者对殖民主义当局不利。人民行动党领导层认为，殖民主子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

　　“1961年7月3日，英国临时专员 Moore 在一封发至伦敦的秘密电报中说：

　　“如你所知，人民行动党的左翼分子正坚持要求释放被扣留者。自1960年初以来，还被扣留的1959年以前的被扣留者，新加坡政府从未建议释放他们。甚至并非所有内阁阁员都知道这件事。后座议员和一些部长越来越倔强。为了使该党能团结，李(光耀)认为有必要重新向他们显示，政府要被扣留者获得绎放……

　　“李(光耀)因此向我们建议，新加坡政府应下令释放所有被扣留者，而英国和联邦政府过后应在内部安全理事会上撤销这些命令。李(光耀)将不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但会秘密告诉党的重要人物有关事情的经过，以让他们安心。李(光耀)说他已跟 Ismail 澄清此事。”(DO.169/18 No.239)

　　Lord Selkirk 写道：

　　“我相信我们可以不要采纳这个建议……李(光耀)所提‘出的计划很可恶。我们已同意，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欺骗有关被扣留者的问题。我建议今早就去告诉李(光耀)我们的最后决定。’”(1961年7月17日，DO:169/18 No.263第3段)

　　Selkirk 在1961年7月17.日致给殖民部大臣的电报中说：

　　“今早我通知李光耀，我不能同意他的建议，因为：(a)我不能公开欺骗有关被扣留者的问题；(b)我怀疑这是否真正有助于巩固他的地位，(c)我认为从长远看，这或者会损害到新加坡与联邦合并的前景。”(DO:169/18 Tel. No.265)

　　“在内部安全理事会上唯一能发言，并可以决定要讲什么的人民行动党代表李光耀，却从未建议释放被扣留者(自1960年初释放6名工会和人民行动党领袖以来)，虽然他曾承诺在释放上述6名被扣留者之后，他就会这么做。这项承诺是根据林清样所说，且得到 S.Woodhull 的回忆录证实。人民行动党甚至于1961年7月在立法议会中发表声明，说他们将‘不时发出分批释放被扣留者的命令。’”

　　“从这一个背景来看，冷藏行动是李光耀履行对马来人的政治承诺，要去彻底解决李光耀自己提出的所谓第三中国威胁论。李光耀是以第三中国威胁论，来吓唬马来人接受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

　　“冷藏行动是李光耀伙同马来亚的巫统，和英国人共同对付反体制政治，尤其是左翼华人工会，以及，华文教育者的一场政党政治斗争。

　　“在此，李光耀是把政党的政治斗争，扭曲为新加坡的内部安全问题，从而以政府的行政权力去瓦解来自政治对手的权力竞争。

　　“根据 John Drysdale(1984) 叙述的冷藏行动历史经历。之所以称之为冷藏行动，是因为政府的目的就是要长期的拘留这一些人，以便进行审问。这个计划周详的行动是由波卡斯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加上警察部队一起执行。一份详细的清单列出逮捕者名单和出没与居处的地址，由200个小组分别行动。大逮捕行动是在凌晨3时，从警察训练学院出发。同一时刻，另外有1000名警察在新山集合，其任务是包围南洋大学，在校园内逮捕南大学生。

　　“冷藏行动总共逮捕了100多名李光耀的政治对手，在逮捕名单中只有少数几名人士，躲过此一浩劫。”

　　陈仁贵在《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一文中披露：

　　“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 William Goode 爵士，在卸任让本地国家元首 Yusof Ishak 接任之前，向其上司讥讽地评论：‘把现在的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当成秘密共产党人是大错特错。把他们形容为秘密的反共份子就更为准确。’(CO:10301652，1959年11月23日，William Goode 爵士致函殖民部大臣)”

　　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是承诺释放所有政治犯。大选胜利后却食言。李光耀把责任推诿给“内部安全理事会”。“在 Lord Selkirk 致给殖民地大臣的一封信中，他揭露9名政治扣留犯的扣留令将在1960年2月6日到期。该信指出，李光耀并不急于释放他们。他建议内部安全理事会应‘否决’新加坡的要求，但不要公开此事。(CO:1030/1157，Selkirk 致函殖民部大臣，1960年1月20日)”“李光耀己公开说，是联邦和英国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扣留犯。(J.S. Roberts致函Wallace，1961年7月6日)”（陈仁贵《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

　　冷藏行动可以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弯处。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蒂凡那、詹姆斯·普都遮里、詹密星、巴尼等三大民族左翼领袖均在不同时期遭到逮捕关押。经此镇压，新加坡左翼队伍处境艰难，仅存受华文教育的华族，已无法依靠和发挥组织力量，丧失传统优势，对反动统治根基造成威胁。

　　根据傅树介在回忆录中披露，在翻阅英国解密档案中，发现李光耀竟然是英国培养的代理人，李光耀还向英国人建议，立法禁止被捕者参加议席选举，一举断绝了左翼推举优秀候选人的途径。这就映照出李光耀政权本质上是延续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政权，使用殖民主义者的惯用的逮捕、殴打、关押、驱逐、封闭进步团体、吊销刊物出版准证、修改法令等伎俩，扫除执政障碍。李光耀政权是想要把镇压和颠覆左翼力量的政治利益，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加以巩固，把李光耀体制永久化和提升到国家制度层面而固定下来。

　　李光耀重于精神殖民，最为毒辣的是改制民族教育，封闭南洋大学，通过教育系统培植利益代言人，这就是李光耀有别于吉隆坡政权和印尼苏哈多政权的地方，毁灭民族教育，摧毁价值体系，为其孽生提供了足够的土壤与空间，年轻一代对社会的认识不足，价值观正趋于定型之时，这种洗脑教育带来的危害是何等严重！

　　“据文献记载：美国的决策考虑因素有4点。1：发展南洋大学扮演反共的角色潜能。2：美英有能力合作阻止不受欢迎分子颠覆南洋大学。3：在南洋大学灌输西方的民主原则与思想。4：南洋大学可以聘请美国的教职员。”（2017年3月28日新加坡文献馆《美国政治与南洋大学》）

　　“其一，战后东南亚华人群体民族意识复兴，迫切寻求文化归属和精神家园的主观意愿：其二，华人的中华文化取向与其侨居国构建国家认同这一根本政策目标背离所引发的政治难题：其三，处于新旧霸权势力交替时期，传统殖民国家（英国）与新兴帝国（美国）争相介入东南亚华文教育问题的角力；其四，冷战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对东南亚的冷战政策，对华文高等教育的干扰与影响。”“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新加坡的官员回忆，关于南洋大学，他们得到的指示是与英国人联合‘监控’这所大学的形势发展。”（张杨《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

　　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竟对一个小小的新加坡民间创办的大学特别关注，南洋大学之后的发展不符合美国的愿望，遭受无情摧残就在所难免了。

　　1961年，为捍卫民族教育，反对和抗议行动党政府要将华校改制成英校，全新华校生开展中四罢考，1962年华校中学生的罢课。

　　1963年2月2日行党政府派军警进驻云南园，破坏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1963年9月26日凌晨，镇暴队冲进南大校园，数百名武装警察一边施放催泪弹，一边逢人就打。

　　1965年南洋大学开除85位学生，其中43位境外学生被禁止进入新加坡。1965年10月27日，南大校方在政府的指示下，开除85名学生。1965年10月28日，南大学生宣布罢课，罢课历时39天。1965年11月20日，李光耀政权援引社团法令，解散11间校友会；同日，镇暴队冲进图书馆，痛打在图书馆自修温课的学生。

　　上述的种种事件说明，李光耀集团对左翼力量的镇压从没间断过。他用阴谋袭夺行动党中央的领导权，违背了创党时期反殖民主义的初衷，经过不断修改法令，封闭左翼进步团体，吊销进步刊物，逮捕左翼领袖和干部，左翼的细胞组织被扫荡干净。经过“冷藏行动”的清洗，新加坡的左翼力量，在主要领导和骨干悉数被李光耀有预谋、有计划地假借吉隆坡政权之黑手，优秀的领导和干部被关押的关押，驱逐的驱逐，和用高压的手段逼使部分被扣留者放弃政治活动下，宪制斗争的道路已难再走下去。正因如此，英国人、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集团才可能达成协议，妥善安排新加坡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自成国。

　　与马来半岛一样，把原华马印三大民族和三大民族语言源流组成的左翼阵营，经过李光耀集团的镇压和分化，只存华族和受华文教育者的队伍继续坚持，已经无法正常按原来的斗争路线继续带领新加坡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斗争。残存下来的左翼力量，为情绪所支配，渐渐走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斗争路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印尼、北加里曼丹、文莱、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有组织的左翼力量被反动势力延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极尽嫁祸栽赃污蔑诋毁恐吓之能事，屠杀逮捕关押驱逐，被铲除干净，帝国主义选中的代理人获得了成功。

结语

　　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万隆会议召开，按照美国的事先的意愿，刚刚开始一天半的万隆会议，已经将“反殖民”这一议题拆解成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以及反对“旧西方”的两个主题。然而，万隆会议的进程最终并未被这种霸权意志所决定。进入到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种来自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出现更新的诉求。这一时期的反殖民运动开始超越民族国家关怀，意图追寻国际层面的平等政治秩序。这种政治实践，也为20世纪国际秩序中对“平等”问题的理解带入了新的内涵。以互相尊重与共同发展为基本权利的平等观开始成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念中的核心。

　　全球化从殖民主义开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的大航海时代就开始征服世界的旅程，出现了日不落帝国和英镑；两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美国和美元的霸权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有殖民地，为了它们的利益，从殖民主义时代，到工业化就已开始全球精心地布局，以它们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加强对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颠覆、打压和入侵等手段和行为。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以军事入侵为主要手段，以失败告终，对东南亚国家则通过代理人镇压左翼运动获得了成功。这可以从印度尼西亚、文莱、北加里曼丹、马来亚、新加坡左翼运动的遭遇明显地看出来。

　　世界列强都属于海洋国家，没有能力控制世界各个大陆，分而治之是它们对殖民地一贯的统治手法，把世界各国圈在可控范围内，这是它们的治国之道。

　　在抗日战争结束时，英帝就执行分裂马来亚各民族人民团结的政策，在种族情绪和宗教的分歧上煽风点火。它把在印度对穆斯林和兴都教徒挑拨离间的经验搬到马来亚来应用。

　　在英帝的挑拨离间下，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各族人民紧密的亲善关系，在一瞬间就起了变化。吡叻河南部地区群众过去非常紧密的友谊和亲善关系，已经变成互相敌视。马来人以众多的队伍进行活动，要进行“圣战”，因而酿成流血事件。

　　由于战后左翼力量蓬勃发展，即使1948年紧急法令实施后，大批爱国团体被查封，领导人被捕、驱逐、逃亡，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左翼力量逐渐恢复，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文莱人民党和沙捞越人民联合党，动员能力非常强，除了吉隆坡政权是由封建贵族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牢固统治之外，沙捞越、沙巴、文莱和新加坡的左翼力量足以摧毁殖民统治。为了保存英殖民和封建贵族利益，英国人和吉隆坡封建贵族想到了“合而治之”的“马来西亚计划”，把四个殖民地交给吉隆坡政权管辖，符合他们利益。而计划中却把四个殖民地的人民降为“二等公民”，损害四个殖民地人民的权益，表面上是“合而治之”，实质上是另一种分而治之的手法。

　　1957年马来亚独立和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政权延续英帝分而治之的政策，区别对待各民族，造成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导致团结各民族的工作格外困难，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起，左翼运动只剩下华族先进分子，马来族和印度族被边缘化。

　　在历史上，印度被肢解了，巴基斯坦被肢解了，苏联被肢解了，南斯拉夫被肢解了，伊拉克被肢解了，利比亚被肢解了，苏丹被肢解了，乌克兰被肢解了，阿富汗成了烂摊子，叙利亚差点就被肢解，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到现在都不能统一，藏独、台独、疆独、港独的猖狂，背后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海盗国家在主导。近年来，由于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和叙利亚等国家不在美国可控范围之内，就百般刁难、欺压、恐吓、颜色革命、北约东扩、贸易战、退出条约、鼓动和支持反对派不惜发动内战等手段层出不穷。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在马来亚（含新加坡），殖民统治者把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从马来半岛分离出去，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对马来亚各族人民区别对待，对马来族实施安抚政策，给他们特权；对华族和印度族则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以此来分化各民族的团结。勉强撮合的马来西亚，最终还是安排新加坡分离出去。对待各民族教育同样如此，在马来半岛和沙捞越、沙巴民族教育艰难求存，在新加坡彻底消失。这种分而治之的遗毒流传至今。

　　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多元民族和教育源流的北加里曼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左翼运动，在反动势力打压和分化下，只剩下先进的受华文教育的年轻华族孤军奋战，已形不成洪流，对反动势力的冲击，也只能溅起细微的浪花，心有余而力不足，逐渐偃旗息鼓也就不足为奇了。何况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市民社会（除了马来西亚存在民族压迫和歧视，华族和印度族会有民族尊严反抗意识之外），绝大部分年轻人不关心时事，感受不到被压迫被剥削，缺乏政治觉悟，远离政治。再伟大的事业，没有年轻人的传承，都注定不可能走向成功。历史证明，只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才能“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当盗贼登堂入室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就不再使用警察的语言去描述盗贼了，而是选择各种美化统治者德性的语言去加以肯定。“大马来西亚计划”替代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概念，就是显著的体现。

　　伴随着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军事扶持、政治代理和文化殖民的同步推进和成功，长期以来，谎言统治天下，人们对白色恐怖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强烈恐惧感。有个美国谚语说“政客是职业的说谎家”，体现了统治者的“说谎家”的真实。他们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充分利用掌握权力对普通公众所拥有的信息优势，长期以来霸占着历史诠释权。

　　青史凭谁定是非？被迫害者傅树介医生和一些历史研究者拒绝跟随潮流和强势权力，义无反顾地依据历史真相揭露官方的一切谎言，傅树介直指李光耀时代是人们“生活在欺瞒的年代”。“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终能定是非”（林则徐伊犁送别老友邓廷桢）。

　　最近，历史学者覃炳鑫博士在“蓄意散播网络虚假信息”特选委员会的陈情书里阐述了有关虚假信息在新加坡的问题。覃炳鑫博士注意到，这种情况在新加坡是已经屡见不鲜了。在新加坡，政府是虚假信息的始作俑者。例如，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大逮捕。当年被捕者都是人民行动党的反对者，他们被冠以“涉嫌涉及共产党活动”罪名下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逮捕监禁。根据覃炳鑫博士在英国大英档案馆所搜集到的档案资料显示，它与人民行动党宣称赢得1963年的大选胜利的说辞，是与有关的档案资料互相矛盾的。档案资料显示人民行动党在当年能够取得大选胜利，是因为他们通过逮捕了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主要领导人而取得的。

　　面对覃炳鑫博士的责问，新一代行动党的领导人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借尸还魂，重复李光耀的谎言，李光耀的幽魂弥漫处，不仅行动党党内鬼影幢幢，新加坡官方言论也飘扬着谎言的旗幡。这种带有自欺欺人的麻醉性，充斥在当权者的榆木脑袋里。

　　马来亚（含新加坡）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奋斗史，充满血泪辛酸。毛泽东为最早牺牲的工运领袖黄爱、庞人铨亲笔写的挽联：“奋斗为众生，千古伤心是工运；取义拼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也可以用在马来亚社会主义运动中牺牲和遭受驱逐、关押、虐待的众多烈士和仁人志士。他们的名字必将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社会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想还是一种运动，从来都是世界性的。它既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变化，又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变化。

　　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一切国家的生产、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马克思恩克斯《共产党宣言》之后才实现的。

　　社会主义由理论到一国取得胜利，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向世界扩展，世界经济政治愈益不平衡才造成的。

　　社会主义运动由资本主义国家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漫延，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等现象，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领土而引发世界大战，导致其力量削弱而民族民主力量上升才产生的。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治运动中，能超过社会主义者的奉献精神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否定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在实践上遭遇了挫折，但人类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不会停止。黑格尔说“历史恶动力”，意思就是说事物是在反面力量的推动下成长。历史是最宝贵的记忆，虽然新马两地左翼的政治目标没有实现，但是这只是战术失败，就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目标而言，对于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而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翼运动还只迈出了斗争的一小步，而且还是最具有进步价值的一小步，这一步特别具有战略意义。

　　社会主义的理想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新马两地的社会主义理想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两地的社会主义运动，对开启两地的民智，扫除封建遗毒，提高民主概念，平等意识，祖国认同等方面成就很大，成果很多，逼迫统治者不敢漠视人民的疾苦，使得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遗产，所以社会主义者的任何牺牲都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跨越历史时空，须由我们的后人来完全确立先辈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的真正价值。

　　除了民众的觉悟和组织力量的提升之外，不存在别的历史进步动力。

　　在纪念二二大逮捕56周年之际，就反击当权者对历史诠释的舆论战场建设而言，有必要推出一系列书刊，内容侧重于对历史事件的解剖，让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新马两地乃至邻近国家与地区政治等等领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了解新马两地民众参与对殖民主义统治及其代理人种种野蛮手段全方位的艰险斗争，回归历史真实的史实说话。

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