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三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二〈　〈　〈

　　马来亚共产党和左翼的历史贡献，不但在于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还让英国殖民者提早离开马来亚，让马来亚取得独立。李光耀却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军是满怀敌视，大概缘于自己曾为日本法西斯工作过，上过日本学校，接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对马来亚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军的仇视就不会令人觉得奇怪了。李光耀这样描述人民抗日军：“日本在英军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现了权力真空，麻烦来了。人民抗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内地一些小镇，下令当地人筑起拱门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者。他们在当地掌了权。幸好他们没在新加坡这样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乱。他们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头戴模仿中国八路军的布帽，在胜利的时刻显得飞扬跋扈，强行征用房地产。他们成立人民法庭，立即处置各族敌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华族探员被逮捕，塞进猪笼等候审讯。”“抗日军以商人过去跟敌人勾结为由，向他们勒索敲诈。许多显要人物被迫向人民抗日军大量捐献，以便赎罪。年轻的流氓利用抗日军的证件，在市区公开敲诈勒索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势汹汹，加上私会党党徒借机声称他们也曾参与抗日，在这种情形下，英国部队根本无法恢复法律和秩序，局面一片混乱。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数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局限于在马来亚活动。”抗日胜利初期，只有抗日军维持社会秩序，英国军队不是投降，就是被俘虏，哪来“英国部队根本无法恢复法律和秩序”？“那是他们以前的活动地盘，所以他们在那里较能发挥影响力。”“较能发挥影响力”不就说明了抗日军深得民望吗？

　　“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为结束日本法西斯统治，配合盟军浴血奋战的人民抗日军，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各族人民得以从法西斯残酷统治中解放出来，李光耀不仅毫无感激之情，还肆无忌惮地这样丑化抗日军，字里行间还充满着厌恶仇视的情感，这是怎样的冷血动物！李光耀根本就没有认清日军占领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赶走了殖民主义侵略者这一事实，似乎只要把抗日军描述为十恶不赦的坏蛋，老百姓自然就会忘记抗日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忘记抗日军给老百姓带来的希望。1945年12月21日马来亚民主同盟成立，李光耀同样敌视，“共产党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统一战线中。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律师、教师、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从剑桥大学回来的学生——组成了马来亚民主同盟，总部设在桥北路自由舞厅内舞池上方的几个破旧房间里。他们诱骗老菲利普·何亚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显得体面。他们需要他作掩护，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为外围组织。老菲利普·何亚廉是个律师，也是我家的朋友，因为认识他，我偶尔会到民主同盟走动。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图看来倒还合法。英国已经宣布组织马来亚联邦，包括九个马来土邦和槟城、马六甲两个海峡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那就是说，新加坡会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让马来亚和新加坡作为一个整体独立。”

　　“菲利普·何亚廉协助起草宪法。我虽然看过草稿，却没参与其事，共产党方面认为，宪制改革的主张无关重要，他们要的是全部的权力。民主同盟不过是个外围组织，目的是动员受英文教育者协助他们实现目标。1948年共产党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英国，民主同盟宣布解散。”看看李光耀的狡猾，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厚颜无耻地卷土重来，抢夺马来亚各族人民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大肆迫害各族抗日领袖和战士，马共被迫拿起武器重新战斗，李光耀把这个前因抹掉，只说“1948年共产党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英国”，其用心何其毒也！用“诱骗”的字眼来评价马来亚民主同盟，不就透露出李光耀是站在英殖民主义者一边来看待马来亚民主同盟吗？傅树介著《生活在欺瞒的年代》中，曾提及“时任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格在一个周末邀请李光耀与柯玉珠俩到家中做客，李光耀声称自己是‘负责起草马来亚民主同盟章程的原来五人之一’；民主同盟发起人之一林建才否认李光耀曾参与起草章程。”很显然，李光耀的回忆录不仅意图为英国人洗地，还巧妙地撇开和马共的关系，又要显示自己同马来亚民主同盟的关系，显然是以撒谎来两面讨好。马绍尔说的好：“1945年12月，一个由讲英语者组成、称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政党在新加坡成立……没有马来亚民主同盟，就没有后来的人民行动党。”（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遗稿片段》）李光耀会不知道行动党是从何而来的吗？

　　在英国留学期间，延续在昭南岛时期的反共心态，李光耀加强了他对共产党人的仇视，“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受到了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避难。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天主教徒，他对这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花了一小时不讲契约法，却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主义更加反感。”

　　在英国期间，李光耀说“马来亚共产党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会不安。罢工罢市、政治骚乱时有所闻。到1948年6月，马共开始在内地射杀英籍树胶园主。”用“挑起工潮和引起社会不安”这样贬义字眼来形容劳动群众反抗英殖民统治，其立场昭然若揭。

　　留学回到新加坡后，“对于马克思主义，我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学华语的时候。雄心勃勃的工会亲共活跃分子几乎天天午餐时间都到我的办公室来教我一小时，有时晚上到我家再教。他们用《人生观》等书名吸引人的小书教我，实际上是在宣传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最发人深省的，是跟老师一起读毛泽东原著。一篇有关共产党人如何摧毁敌人的文章，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分析的关键是‘人民’的定义。根据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义因时间和形势而异。例如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时，反对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国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后，敌人日本被打败了，国民党在中国掌权，代表民族资本家和地主剥削群众，国民党成了敌人，反对国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能仁慈。’”以反共的立场来解读经典著作，就像是“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那么可笑。

　　李光耀在英国人的精心培养下，李光耀很清楚“事实很明显，马来亚共产党也已在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争取到新成员。尽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优厚的待遇，而且垄断了政府部门和专业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满怀理想的人，却经受不住共产党对反殖民主义者的诱惑。如果我们置之不理，或者无法动员他们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么，最终得利的将是马来亚共产党。”因此，早在英国时，李光耀就准备回到新加坡后，着手组织政党，接管政权。李光耀说“而在公开的宪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软弱无力、毫无骨气、受英文教育的领袖，他们巴不得顺应和讨好英国统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必须填补这个政治舞台。”就如李光耀的“我的朋友贝恩形容他们为‘在奴颜婢膝中长大的人’”一样。在留学期间，李光耀“加入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并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在回返新加坡之前，憋着对共产党人的厌恶和仇视，去拜访了被他称为“家伙”的林丰美，“我离开英国之前，决定同马来亚共产党驻伦敦非正式代表林丰美接触。”为他组织人民行动党牵线搭桥，却把林丰美主持出版的“一份亲马共的油印小报，叫做《马来亚箴言报》”，说成是“内容糟透了，是一种粗糙的宣传品”。（据陈平《我方的历史》中说“林是新闻工作者，他当时在伦敦也是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AMCJA) 的发言人。不可思议吧，林代表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包括编辑那份油印《马来亚箴言报》(The Malaya Monitor)，可他一直只是党的同情者，不曾是党员。”）我们不得不说，李光耀城府很深。当李光耀接手为被扣留的《马来前锋报》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的案件时，去拜访“警监柯里顿。柯里顿主管政治部印度组和受英文教育组。……1952年的一个星期天，他曾一早就到欧思札路38号找我聊天。他说，他读过我在伦敦的活动记录，想见见我，以了解更多有关林丰美等共产党人在伦敦的情形，以及他们对新马学生的影响。我把对林丰美的看法告诉了他，也对他说共产党人在伦敦不大可能影响新马的受英文教育者。”李光耀毫无疑问是留学生中的侦探。

　　李光耀对共产党人是深恶痛绝的。1955年“5月16日召开立法议院紧急会议”时，李光耀发言说“……我们不准备替殖民制度战斗，延长它的存在，或使它永远存在。但是只要把权力交还给我们，我们就会同威胁到一个独立、民主和非共的马来亚的生存的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势力搏斗。”多么强有力的反共宣言！这是向英殖民部表态。

　　当某人说某个东西丑时候，实际上表现了某人自身对这个事物的害怕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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