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五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四〈　〈　〈

　　李光耀和左翼搭上关系，要从新加坡邮政电报制服职工联合会争取调整薪金谈判说起。《李光耀回忆录》中说：“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市议员 A．P．拉惹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傅树介医生的《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却提出有力的证据，“我觉得难以想象，邮政工人或其工会组织，会自己找上门来，寻求他们付不起费用的本地最富盛名的律师馆之一的黎觉与王律师馆，出任他们的法律代表……我的臆断是，这是特意为李光耀安排的，让他崭露头角，成为大众人物。”因为李光耀身边总是有“一位颇为古怪的”英国情报人员阿力佐西“作陪”。

　　“1966年6月10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用巨大篇幅，刊登了李光耀先生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他（李光耀）说，三年半苦难的日子过去后，英国人回来了，却再也无法重建过去的威望和帝国统治。他们于是到处寻找有能力接管，却不会让共产主义取代的人们，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政治）的’。”（《方壮璧回忆录》）自己一再抨击左翼工会发动罢工，却说“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还对担任“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不难想象，李光耀在工人阶级中的亮相，是幕后精明的英国人在导演的。

　　从李光耀对林清祥的赞语中“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魁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阴森森的一句话“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已经注定林清祥后来的命运。果然，“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自己的同志落选了，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1956年10月26日林清祥等约70人被逮捕，罪名是林清祥10月25日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打警察”，演成暴动。事实是林清祥是号召群众不要喊“打警察”，要喊“默迪卡”，李光耀当时在场，明知林有福政府的教育部长周瑞麒在立法议院上对林清祥的指控是捏造的，却不发一言，默许林有福政府逮捕林清祥。这种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自私自利的面目已显露无遗。

　　同样是白衣人的李光耀和水泊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一样，偏狭心胸是到了极致的，“群众支持我，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但是问题还没结束。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他们要他们的两个人当选，我只是因为掩护了他们，才对他们有用。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既说“群众支持我，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又说“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支持他的群众从何而来？选举同时举行，哪能全部涌到李光耀一边？按照自己偏狭的臆断，就恶狠狠地说“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睚呲必报的流氓劲头语气，今后左翼还有好果子吃吗？

　　李光耀是很滑头的。1957年8月22日的大逮捕，林有福政府发表了白皮书，“林有福声称，逮捕行动是为了替李光耀保住行动党，挽救它，以免落入共产分子手中。李光耀极力否认，反指逮捕行动是为了防止林有福控制的职工总会落入亲共分子手里。虽然双方所唱曲子不同，但是彼此表达的旨意是一致的：这是一场对共产主义的斗争！”“1957年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改选风波……原有的领导层不买账，高唱着‘共产党人’夺取行动党的‘阴谋论’，导致殖民政府再度为行动党‘清党’。林有福心甘情愿，再度当了刽子手。”（《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一唱一和，彼此彼此。《李光耀回忆录》常常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为了铲除左翼势力，不让林清祥等左翼参加竞选，“30年后我在英国档案馆阅读到一些文件，却无可辩驳地揭露，反颠覆条款正是他主动提出，劝说英国人同意的。”（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而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却说：“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波霭也已邀请我到伊顿广场他的私邸单独喝茶……他问我：‘如果我实施这项条款，不准他们参加第一次大选，以便在内部完全自治的宪制下诞生的第一届民选政府在开始运作时有个更良好的记录，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说：‘我将会谴责这种做法你必须承担后果。’”傅树介医生解密档案时“压抑不住激动情绪，感到愤怒”地说，“李光耀还耍弄‘密招’来对付自己的党员”，“这简直就是背信弃义，就是背叛”！

　　李光耀从殖民地时代起，就特别欣赏“内部安全委员会”的作用，他向波霭说“我特别提到内部安全委员会和它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有如一张安全网，确保新加坡不会被共产党接管。在委员会中，由于马来亚代表掌握决定性的一票，它所发出的任何拘捕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验的；它不会直接损害到一个民选的新加坡政府。”李光耀早在未掌权之时，就已经准备好“一张安全网”，等着左翼了。

　　不论何时何地，李光耀总是念念不忘共产党，连在圣彼得大教堂参观时，“看到教皇坐在轿子上，由几名瑞士守卫抬着刚好出现。电视正在拍摄这个过程。就在瑞士守卫把他抬到教堂走廊中央时，环绕在他周围的人群不禁齐声欢呼，并高喊‘教皇万岁’。站在轿子四周的修女兴奋莫名。由于参加过共产党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本能地抬头张望带头喝彩的人在哪里。”“这使我领悟到，罗马天主教会原来早在共产党之前几百年便采用这种动员群众的方法。”“我从罗马回来后不久，便建议行动党模仿教皇的推举制度，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我们拟出有关细则期间，教皇庇护十二世于10月9日逝世，红衣主教集合在圣彼得大教堂，选举新教皇。三个星期内，教皇约翰十三世当选的消息便宣布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功效，于是在11月23日召开的党的特别大会上，便对党章作了必要的修改。”“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普通党员是通过党总部或党支部直接入党的；干部党员则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经批准后加入，他们的人数共有几百名。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挑选出来的干部，有权推举候选人进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如教皇委任的红衣主教，有权推选另外一位教皇一样。这就杜绝了外人进来的门路；也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党的核心，今后外人不可能夺取党的领导权。”事实绝非如此，1957年8月4日，行动党第四届常年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结果是李光耀派系和左派各得6席，时任大巴窑支部主席的亲历者黄信芳说：“选举结果一揭晓，李光耀等几个大头，脸无表情，当时只见到满面通红，杀气腾腾的李光耀，对着与会代表们气愤地说：如果中央没有王永元在内，（他们几个人）一个也不愿当中央领导。”“李光耀把党员代表行使党的民主选举权力，看成为有人阴谋向党和他‘夺权’”（《黄信芳回忆录》），于是，李光耀和杜进才拒绝分别担任秘书长和主席，设置陷阱逼得左派担任要职，随后除了 TT 拉惹，上任不到十天的5位左派中常委和其他30名工会负责人和新闻工作者横遭被李光耀称为“我的朋友林有福”逮捕了。紧接着1958年11月23日，李光耀就修改党章，“党员大会至少没两年举行一次，以及只有干部党员才有资格竞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干部’党员须由中委会遴选决定。……从1958年8月起，李光耀事实上实现了绝对控制行动党的体制。”（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

　　1959年大选“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旦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左翼的工会领袖并未组织群众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虽然行动党支部有亲共分子在活动，一些亲共分子可能成为候选人，王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从获得提名的受华文教育的党员当中挑选，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

　　惯于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巧言令色，自我标榜是李光耀的一个显著特点。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对竞选期间的描述，自打嘴巴地证明自己的谎言:

　　“无论是街头会议还是群众大会，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场合。选举使不同种族的不同文化习俗流露出来。华人亲自向候选人献上绣了四或八字贺词的锦旗，以示支持。它们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长，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协助献旗者在赞赏的群众面前拉开。候选人鞠躬接受之后，就和献旗者一起跟锦旗合照。

　　“印度人献上鲜花花环，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称鸡蛋花)或万寿菊配金银线束，有的重达l公斤。有时支持者一晚先后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个大小不等的花环，直到把我整个头遮住，脖子支撑得很辛苦。幸好我对他们所用的鲜花不敏感。

　　“马来人献上用金银线织成的头饰，那是高级首领在庆典上佩戴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人们不常献赠。但是候选人受人拥戴的话，可能得到50到100面锦旗，把它们分别挂在连成一串串的彩色灯泡之间，使群众大会增添喜庆的气氛。每面锦旗上都有献赠者的名字，也许是宗乡团体或同业公会以这样公开的方式支持候选人。有关团体一表态之后，它的会员便会协助候选人争取胜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就会送东西支持——做竞选布条使用的白布，让工作人员解渴的汽水等等——而不是实际参加拉票活动。”

　　这些热情的群众从何而来？单靠华语“说得不那么好”的李光耀、“华语说得比我差”的杜进才、“糟透了”“声音单调不变，又含糊不清，只照着稿子念；即使他并不沉闷，但是看上去他总是很沉闷，而且只会说英语”的吴庆瑞等几个海归，就能吸引人山人海的群众么？就会获得群众的拥护么？竞选胜利组织政府后，为了节省开支，公务员不同程度地减薪，“英文教育者认为我们开始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投票反对我们。”不就证明了拥护行动党的群众大多数是受华文教育者么？

　　靠着左翼力量的帮助和支持，行动党得以上台执政，李光耀承诺的释放全体政治犯，“行动党只要求殖民部释放8名与行动党党中央有关的人士”，“我找了个机会问林清祥，李光耀如何保证会分批释放其余政治犯，他说有书面保证，由蒂凡那保管。”（《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连“有书面保证”的承诺，李光耀也可以食言，还由部长王邦文签发延长扣留令。“自己人”签署延长扣留令，再度延续殖民政府关押自己人，世上竟有如此这样荒唐事！1959年行动党上台执政后，被林有福傀儡政府逮捕的政治犯抱着很大的希望能够获得自由，哪想到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人，背信弃义竟到如此地步。只有马来亚民主同盟创建人之一的林建才有清醒的认识，他对林清如说：“不要太相信那些人啦！”（《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卸磨杀驴，和左翼决裂，该以什么词汇来形容背信弃义之徒呢？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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