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七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六〈　〈　〈

　　1961年行动党在芳林补选和安顺补选相继失败，导致职工总会一分为二；紧接而来的是新加坡立法议院信任动议的大辩论，林清祥等人被开除出党。其实，李光耀的清党分左纯是出于思想、政治上的自觉行动，并不是其他缘由的被动行为。

　　被开除党籍的林清祥等左派人士，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成立初期，社阵的政治实力超越行动党。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支部转投社阵，23名组织秘书中有19名追随社阵。李光耀承认“共产党人跟我们分道扬镳时，破坏了我们的党支部，也摧毁了人民协会和建国队。要恢复人民行动党的强大组织，至少得花两年时间”；行动党三巴旺国会议员阿末·依布拉欣病逝，李光耀不敢举行补选。在国会中，社阵与行动党各占25席，行动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吴庆瑞在当时似乎相信行动党将因此一蹶不振，在接受英国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斯(Dennis Bloodworth) 访问时说：“使我们震惊的并不是输给了共产主义份子，而是他们竟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打垮。”拉赫曼也知道行动党政权摇摇欲坠，“东姑所说的有关新加坡的话却使我们担心。他告诉巫统青年运动，他不要新加坡，却不得不把它纳入马来西亚，否则共产党人就会在新加坡掌权。万一将来他们成功上台，恐怕新加坡会拒绝同联邦合作，那时麻烦就多了。”李光耀也知道“幸好对我在新加坡的危险处境，他（拉赫曼）抱着同情的态度。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歇。”李光耀需要英国与马来人的支持以清除左翼势力，这就是为什么李光耀不顾新加坡人民的利益，执意要尽快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最关键的原因，并非真心推动新马合并。

　　李光耀为了不让国际上把他看着“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于是风尘仆仆地“会见一些亚非领袖的时候了，1962年4月，我取道仰光、新德里、开罗和贝尔格莱德飞往伦敦”。在游说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塞尔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后，获得了三位不结盟国家领袖的支持，李光耀不无高兴地说“我达到了目的。”

　　接下来，就是玩弄全民投票伎俩了。“离开新加坡五个半星期之后回来，感觉好多了。这期间，我远离了日常公开争论的折腾以及工潮的压力，现在恢复了足够的精力，可以再跟共产党人不断地斗”。

　　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将在9月开会，李光耀置于不顾，要赶在特别委员会做出结论之前的9月1日举行全民投票，造成既成事实。李光耀还公然说，“8月14日林清祥问他手下的一个干部、《南洋商报》的一个亲共记者，为什么《商报》不刊登他发表的有关合并的声明。看来《商报》管理层现在更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害怕万一我们输了共产党人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李光耀无意中透露出“《商报》管理层现在更害怕的是政府”，连工人党领袖马绍尔也认为李光耀制定的全民投票“是非常不道德的；任何诚实的人，不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都不应参加，除非是法律强制。”

　　李光耀明知在野党号召投空白票是对他的严重威胁，竟不顾政治道德，公然叽叽歪歪地叫嚣和恐吓“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脱离共产路线，我决定宣布，如果有大量空白票，这些票很可能被当成无条件支持完全合并的选择 B，因为这意昧着多数人响应了社阵的号召。这样一来，不是在新加坡出生而是通过登记归化为公民的人可能失去公民权。这就使传统的华裔社团领袖更加害怕。这个信息人们领会了。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后三天，另外三个组织公开表示赞成白皮书的建议，其中一个是一直受共产党支配的新加坡华校教师公会。”又是一个“害怕”！李光耀的“全民投票”取得胜利，原来是从人们的“害怕”中得来！

　　谁曾想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由于要在马来西亚抢夺马华公会的地盘，觊觎中央政府的高位，“只不过两年光景”“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宣告了电台十二讲恐吓新加坡人民的“我们是不能单独生存的”破产。李光耀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新加坡人民，把和吉隆坡政权因利益冲突，闹得分家之事，说成是“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来。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土生士长的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把林清祥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说成是共产党，把社阵为维护新加坡人民的权益诬蔑为反对合并，李光耀的滑头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巧言善辩是律师的本色，李光耀不愧是剑桥教育出来的律师。（但是，李光耀又最会开法律的玩笑：“我曾两次尝试寻求人身保护令的庇护。其中一回是由于政府的错误让我从技术上取得了胜利——他们并没有签署我的拘捕令。这文件原本应该是由部长签署，但却让一名公务员去代签。因此，在这一回里头法庭因为技术性错误而释放我。当我获释时，内政部在女皇镇的监狱门口等候着我。我在获释后的一分钟又再遭到逮捕。这是一个开玩笑的释放。” [2009年11月14日，林福寿医生在一个新书发布会上演说，2010年8月7日新加坡文献馆] ）机关算尽太聪明，流泪宣布新加坡独立，只不过想以悲情获得人们的同情，为自己日夜鼓吹的“马来西亚会像太阳一样升起来！”遮羞。

　　背景复杂的反共记者陈加昌说“李光耀一生的个性好‘战斗’”（《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也许是孩提时就把“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之故罢，使《李光耀回忆录》里的语言充满煞气霸气，盛气凌人、居高临下、唯我独尊是李光耀语言和文字的特点。李光耀一辈子都和左翼党团斗，和林有福斗，和林清祥斗，和王永元斗，和拉赫曼斗，和南大学生斗，和华校中学生斗，新大学生斗，和华文报业斗，和萧添寿斗，和陈华彪斗，和邓亮洪斗，和社会义工斗，和宗教人士斗，和法律界斗，和新加坡航空职工斗，和社会主义者斗，和自由主义者斗，和第三势力斗……，李光耀退位后曾毫不讳言：“我是新加坡独立以來的建国者，如果我发现情势不对，即使我躺在病床或已经进入坟墓，我还会跳起來干预。”草木皆兵，步步惊心，似乎敌人无处不在，其斗志之高无人能匹敌，只是李光耀从来就没有和日本法西斯斗过，没有和英国殖民主义者斗过，也没有机会和马共斗过。

　　摧毁左翼势力之后，没有了共同敌人，李光耀和拉赫曼的矛盾浮上水面来了，在许多议题上争吵不休。李光耀说“形势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后告诉穆尔，我跟东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他的行动表明，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他要甩掉我。”“东姑准备让林有福卷士重来。”李光耀恐吓拉赫曼，“英国人——穆尔、薛尔克、桑迪斯——实际上站到我这一边来。他们有许多王牌，我没有。除了恐吓要一切作罢让共产党人接管之外，我自己不可能采取什么重要行动。”“把我和人民行动党当成过时的政治力量甩掉，让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崛起上。”还说“东姑的全力支持。这是他们向我宣战，时机适当我会报复。”“我绝不会忘记”“时机适当我会报复”，“《海峡时报》的敌视引发了一场斗争。4月15日我打响了第一炮。我警告说：‘谁想伤害我们，我们会以牙还牙。’”那股流氓劲又表现出来了，谁妨碍了他，他就骂谁整谁，流氓语气笼罩着全书，政治人物不消说，连过去的盟友、宗教人士、非政治人物都不放过。陈华彪、邓亮洪、萧添寿、何元泰、邱甲祥、张素兰、叶汉源等无一幸免，“内部安全法令”，用之则为虎，无限期扣留啊！真是无孔不入无止无休，几十年如一日没完没了，就如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因焚书坑儒得罪了文人，就被骂了几千年；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因杀孔融杨修得罪了文人，不但被骂了上千年，还创造出个广泛流传的奸臣艺术形象“白脸曹操”。

　　李光耀“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斗打架鱼，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向来很顽皮”的李光耀，虽然“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还不至于成为纨绔子弟。“但是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巴杀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舅父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受的不是华文教育。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1930年正月我转到直落古楼英校。”对于一个出身“不穷，也不富裕”家庭的人来说，能够在英国人的培养下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理，无疑是其人生光辉的顶点。李光耀不仅通过善于钻营，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侵占新加坡时，懂得做黑市生意挣钱，又自愿为日本法西斯工作，得以生存；二战后，英殖民者重新占领新加坡，李光耀又依附英国人，使李光耀的个人事业成功到达了顶点，在新加坡政坛上盘亘了半个世纪。而这半个世纪，也恰恰是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竞相迸发、高速发展的时期，李光耀得以通过媒体自我宣传。

　　李光耀是擅长在实践中求真知的智者和洞悉人性的达者，非常善于运用媒体的一个人。当他身居高位的时候，它能够充分的调动各种媒体资源，来展现自己。控制媒体，是李光耀的拿手好戏。报章、电视、电台成了行动党的党媒党产，人民协会、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市镇理事会全在行动党掌控之下。称赞“汤逊是一个能宽恕人和修养高深的殖民地长官”的反共记者陈加昌在《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我趁此难遇‘一对一’的机会问他‘若人民行动党执政，会不会自己来办一份报纸（现有的《行动报》不在内）？’意气风发的李光耀冷笑着说：‘哈，哈！到时所有报纸都会是我们的，我们不会蠢到自己来办报。’”《争取合并的斗争》电台十二讲和《李光耀回忆录》的出版，必要的说明与解释和图片，引起读者来阅读，单是这一举动，也已足以让人体察到李光耀独有的掌控宣传的能力。李光耀的学习能力也很强，很懂得总结经验。“我们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传的运动……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人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党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我们不会向恐吓和威胁低头，也不会利用压迫作为执政的手段。’”

　　从抗日到反殖，李光耀之志在除共灭左，因李光耀据有英国人撑腰的巨大政治优势，可以天然继承殖民地政权的绝大部分政治资产，自然在政治上比左翼优势出许多，虽然左翼仍可以数次动摇李光耀在行动党内的地位及其政权根基，却被李光耀手里握有一张叫“内部安全法令”的大牌瓦解摧毁了左翼力量。

　　从大马到独立，李光耀之行在独裁专制。从“一个小渔村”变成“第一世界”，在英国殖民统治百余年之后，为方便掠夺，英国人已把基础设施、法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建设得相当完善，李光耀并不是白手起家；独立后是冷战时代的高峰期，作为反共前沿桥头堡的新加坡，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需要，新加坡天时地利均沾，在西方列强的帮扶下得以发展经济，这就是曾同为殖民地的香港、韩国、台湾能成为所谓“亚洲小龙”的奥秘。新加坡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李光耀个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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