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无耻·文人无行

　　汉末三国时的吕布本姓吕，父亲早逝，认并州刺史丁原为义父，后杀了丁原，投降董卓，拜为义父，之后为了貂蝉，又不惜与义父反目，杀了董卓；一个生父，两个义父，吕布历经三姓，是以称“三姓”，被张飞骂为“三姓家奴”。《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傍边一将，圆睁环眼，倒竖虎须，挺丈八蛇矛，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

　　欧阳修、司马光等历代文人对吕布都给予“狼子野心”“轻狡反复，唯利是视”“反复无义”“背逆人理”“反复小人”等恶评。

　　新加坡有没有“三姓家奴”，新加坡的文人又如何看待？

　　历史，总是无情的。

　　2015年3月23日去世的李光耀，先是为日本法西斯工作，后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培养，再后拥抱美国，日、英、美，加上自己的姓，四姓也。

　　2016年8月22日去世的纳丹，在日本法西斯占领马来亚时，投身日本警察部门，日本投降后，投靠英帝国，行动党上台后，依附李光耀，日、英、李，加上自己的姓纳丹，四姓也。从他们曾经同时服务于日本法西斯，就能明白他们俩从来就没有到“蒙难人民纪念碑”前向冤死在日本法西斯枪尖下的冤魂祭奠的原因了。

　　汪精卫投敌，还会说是“曲线救国”，以“救国”来遮羞，掩盖自己卖国的行为。而新加坡的两个“时代巨人”却不需任何谎言作为借口，不必遮羞，若无其事地公然将自己服务于日本法西斯的事毫无顾忌地写在回忆录上，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神态。

　　纳丹在人格上“更加厚颜无耻的是，时任总统纳丹于2008年宣称，我们几位《华惹》煽动案件的被告人是‘意外地成为英雄’。他进一步宣称，是他和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负责《华惹》第7期工作；不过，由于要准备大学最后一年的考试，便让编辑部较年轻成员接受出版《华惹》。纳丹从来都不曾是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中央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第57-58页)堂堂一国之尊，还“厚颜无耻”自我加冕，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准绳，真是“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宋·欧阳修《与高司谏书》）

　　李光耀去世，《联合早报》翌日顺势制作了《光耀一生，誉满天下》的专题，随后造神运动铺天盖地，成了“新加坡国父”；纳丹去世，被封为“新加坡之子”，这像极了台湾的李登辉和陈水扁。一个总理，一个总统这一对父子相隔一年多呜呼哀哉，让我们见识了文人无耻的新境界。

　　人们说，流氓不可怕，文人加流氓才是真流氓。无行文人很会见缝就钻，攀附权贵就像鸡毛飞上了天，自以为身份就重了，因此就有了无耻无尤文人投机钻营，为了媚权，他们可以把红的抹成黑的，把臭的描成香的，把无耻当本领，把无德作手段，寡言廉耻，无以复加。

　　在他们“生花妙笔”之下，我们看到的不是奴颜事敌的权贵，镇压爱国民众的帮凶，而是“誉满天下”的“新加坡之父”、“时代的巨人”、“真正的新加坡之子”、“新加坡忠诚之子”、“把国家事务看得比性命还重”、“在紧要关头将生死置之度外”、“很喜欢中华文化”的人、“是一个多么受人敬爱的总统，一个博学多才、令国人景仰的人”、“他把国家事务看得比性命还重”、“人民的总统”、“永远捍卫新加坡的利益”、“光辉一生，磊落一世”、“像圣诞老爷爷翻看他的经历时，一股敬意更会油然而生”（这些赞语均引自联合早报）、“每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都能挺身而出，而且每次都能做好。”（联合早报2016年8月24日《社论》）

　　对李光耀，文人们可以有选择的把李光耀的所谓“功勋”加以无限扩大，把被吉隆坡政权赶出马来西亚联邦时一个大男人的眼泪让人厌烦地一再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对纳丹，就以他苦难的童年，塑造成一个从乞儿到总统的励志形象，要新加坡年轻人学习。但对李光耀和纳丹为日本法西斯和英帝国服务，帮助日寇和英帝镇压爱国人士却回避，绝口不提，视而不见。无行文人的彩色笔，把母夜叉描画成了高富帅。

　　这是李光耀和纳丹真实的形象吗？其实，权贵和文人所要塑造的李光耀和纳丹是与真实的李光耀和纳丹无关的，而是与权势者政治需要密切相连，他们完全是从揣摩权贵的心理下笔，为权势者竭心尽力，说到底就是没有自己灵魂的御用工具而已。因此他们必定要戴上有色眼镜，把李光耀和纳丹在反抗日本法西斯时期与反殖运动时期欺骗新加坡人民、镇压反殖运动的肮脏作为抹去，把曾经是国家民族的敌人指为父辈、儿子，说成是为国为民，“把国家事务看得比性命还重”；把发生在1974年的日本赤军劫持事件，1993年美国少年被判刑事件无限放大，说纳丹是“胆识过人”“对外不吭不卑，坚定维护我国立场”。

　　其实，发生在1974年1月31日的“拉裕号”事件，只不过是日本赤军同另两个来自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成员登陆毛广岛，企图以塑料炸药炸毁岛上的壳牌炼油厂，其目的是在中断新加坡给西方国家和越南战场的能源供应。失败后，在逃亡途中骑劫了拉裕号渡轮和扣押五个船夫为人质，并令船只驶往公海。在获得新方承诺安全保证后，新加坡13位政府官员同一日本班机陪同赤军抵达他们指定目的地，其中两位是新加坡国防与内政部的安全与情报局主任纳丹和内政安全局主任翁兆华。赤军的目的是在援助越南人民抗美，不在于杀人，只是为了安全保证，要新加坡政府派人同机离开新加坡，哪有什么风险？哪能显示纳丹的“挺身而出”“胆识过人”？何况还有翁兆华等十二人陪同。把“功劳”都归于纳丹一人，对翁兆华等12人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至于美国少年挨鞭，作为美国政府表示一下态度，那是正常不过的事，并不会引起外交纠纷，哪里是纳丹“对外不吭不卑，坚定维护我国立场”？对比朝鲜、伊朗、沙达姆等受到美国的欺压，美国少年挨鞭事件只不过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把黄昏落叶的记忆，炒作至最高境界，推举到了道德的顶端，神化亡去权贵的高尚，只是在任的权贵和无行文人的痞子习性发酵过程中变臭酸败罢了。

　　无行文人的媚骨，还可以在2010年当李光耀夫人去世时看到。对李夫人的去世，多情的移民文人“我和太太都流下泪”，“感到无边的孤单和忧伤”；最为精彩的是，左右跳跃的跳蚤文人“今天的心情好沉重……眼角有点潮湿……越往前走，心里越哀伤……准备献上一颗真诚的心”，愁云惨雾，凄凄惶惶，甚至在吊唁留言簿上“留下一首诗”“悲歌唱欲停”；转向文人则“格外让人感到难过忧伤”。这两位文人在年轻时，可是红得发紫，大骂其夫是“走狗”“傀儡”的拼命三郎啊！

　　无行文人对死人的赞语和感情，特别是既矫情又虚伪的感情，你相信吗？反正我不信。他们的廉价的虚假感情只能说是“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气。”（伏惟大宗师高耸金臀，洪宣宝屁，远听依稀乎丝竹之音，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近听轰轰然金钟齐鸣，山鸣谷应，振聋发聩。仿佛春花之瑞气，兰麝之飘香，小人立于下风，不觉陶然而醉。——引自《中国幽默哲理故事：秦半贯求官》）无行文人竭心为权贵帮忙，却不料帮的是倒忙，让人们更加清楚认清了他们丑恶本质。不是因为他们的吹捧水平不高，实在是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红的黑不了，臭的香不起来。

　　对比中国古今的许多文人，如忧国大诗人屈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不媚权贵的大文豪苏东坡、“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和被暴政杀害的瞿秋白、闻一多、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等文人，谁半掩丑颜，谁遗臭千古，谁又流芳百世，一目了然，几只苍蝇的嗡嗡声只能显得太渺小、太无知、太无耻了!

　　明眼人谁都看得很清楚，当权者的政治核心内容是遮掩李光耀和纳丹过去的丑事，目的就是使谎言听起来像真理，听起来值得尊敬，以为丑事用谎言复制就能永生，把李光耀和纳丹供奉起来，作为顶礼膜拜的图腾，就像娱乐圈里明星的婚礼，明明是再婚了，还穿着雪白的婚纱娇滴滴的装纯情。

　　在堕落即高尚的年代，为了配合当权者完成长期执政大业，无行文人往往会捉住机会，利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利用他们垄断的话语权，像苍蝇一样“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他们企图这样就可以掩盖权贵的历史罪行。可是在网络昌明资讯高度流通的今天，他们的伎俩已经不顶用了，在任的权贵和无行文人的赞誉吹捧，只是一群品格坏掉的人，吹捧坏掉品格的人，过度赞誉只给世人徒增笑料而已。

　　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堆的。但凡伟大，一定是人民推举的。无行文人们根本不知道，伟大的反法西斯统治和反殖运动已经实实在在留在历史上，铭刻在人民群众心间。在新马独立的历史风云变幻上，无论是反抗日本法西斯统治还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各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从来都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不是帮助残暴的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小丑配角。

　　无疑，抗日反英的人们早已失去社会地位，成了“非法”、“恐怖分子”、“颠覆分子”、“反国家分子”，但这不并意味着这些英雄们作为一个爱国整体精神意志的坠落。在这种精神传召下，年轻一代必定有觉醒重新起来的那一天!

　　本来“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恩格斯说过，不是每个小丑都能轮得上我们踢上一脚。死去的权贵虽“凶残”，但毕竟是死去了，活着的权贵和饱读诗书的无行文人的“小丑”们“下劣”到无上限地赞颂吹捧拔高历史罪人的地步，唱得十分好听动人，吹牛皮捧上天，似乎就像“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可就让人难以憋住，不得不狠狠地踢上一脚了。

　　庙堂之上还有病人和退下的耄耋大佬，阎王不叫自己也会报到。在惯性的赞誉吹捧声中，把死人供上神台的把戏已经成为行动党的一种“症候”，一定还会持续下去，远未到闭幕的时候。不信？咱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