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虽克服了“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思想根源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除，那种曾盛行党内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济神圣化的错误，仍然束缚着某些人的思想。同时，抗日战争前后，又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共产党，他们既有革命积极性，也给党内带来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党内还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

　　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关键一环是干部问题。

　　针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1942安年延安时的整风运动，以郭沫若著《甲申年三百年祭》作为资料。1944年11月，毛泽东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明确指出：翻印《甲申三百年祭》，“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2年2月，毛泽东又作了《整顿党的作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泽东指出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946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讲到“周期律”问题。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是每时每刻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这个话如果结合干部来源于众多小资产阶级去理解就很深刻了。

　　自此，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开始。其具体方法是：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出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克服错误的方法。党的高级干部还着重学习并讨论了党史。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前往古都北平。临上车，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李自成是明朝末年率领农民起义军艰辛奋战18个春秋，于1644年打下天下，进京称帝的农民起义领袖。起义军进入北京城之后，花天酒地，沉迷享受，李自成的屁股还没有把宫殿里的龙椅暖热，仅仅坐天下42天，就丢了江山，仓皇离京，又被一路追杀，直到灰飞烟灭。

　　这个教训，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3月5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建国以后，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1959年至1961年的整风运动，1962年的四清运动，都无法彻底解决存在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这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显得格格不入。

　　文化革命前的干部队伍，三反、整风总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要是触犯了高官们的利益总是解决不了，毛泽东看到这些感觉很沉重。文革前干部队伍的官僚化、特权化，当官做老爷训人、不民主，再拖下去就不好办了。

　　从理论上来说，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后，伴随的必然是意识形态革命，没有意识形态的帮助，政权和所有制是不巩固的。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其必然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当权派的阴暗面”，通过支持群众组织起来行使对当权派的批评权，来敦促当权派改邪归正并据以夯实共产党的执政根基，防止党变修国变色。

　　从历史上看，教训比较深刻，五七年开门整风明明是发动群众给干部提意见，结果各级当权派，都积极地要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邓小平和彭真等人还特别投这些官员所好，最后还搞了一个按单位下右派指标划百分之多少。反右派最积极的是邓小平和彭真两个人，到处讲话作报告推动反右派，很多不好的官员就感到这两个人很贴心。基本逻辑就是把真正起来响应毛泽东号召帮助党整风的同志，统统打成右派。毛泽东原本估计全国右派只有几千人，但是邓小平和彭真他们一推动、底下反对群众批评意见的坏干部就借势大搞，结果打了几十万右派，扩大了一百倍。

　　1950年代，一方面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认为应该继续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另外一个方面是干部队伍。1950年代，毛主席开始提反对官僚主义，1964年提出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实际上，李自成、洪秀全的思想在很多高级干部中间很普遍，高级干部之间吃喝享乐的思想很普遍，继续革命的思想很遥远。很多人到了那个地位之后，对革命时代的艰苦朴素就看不惯了。

　　就文革的发展过程而言，是先有了彭真的《二月提纲》，然后才有《五一六通知》把那些人称为党阀学阀；是先有了刘少奇邓小平领导工作组把群众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然后才有了造反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先有了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然后才有了“揪军内一小撮”。

　　彭真的《二月提纲》为了死保吴晗，设计了“混战一场（要拉郭沫若、范文澜陪斗）”和“对左派整风”（连写文章与吴晗商榷的邓拓都被彭真列入打击对象，还在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搞了两个整版批判邓拓），这两大策略，是彭真拉着中宣部展示出公权力为个人需要服务的经典案例。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后，各地省市委在刘邓的领导下搞了“搬石头”和“抓右派”两种运动模式，胡乱整人并由此激起强烈的草根批判力量，这部分批判力量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逐步壮大形成后来的造反派；一月夺权之后军队支左，开始了全国范围内对造反派的军事镇压。

　　总而言之，文革的每一个步骤都证明，更有经验更有资格参与政治的老革命家们，对于政治改进和意识形态革命毫无兴趣，只关心特权维护和镇压批评意见。因此，文革确实是一场认真的演习，老革命家们屡次三番证明他们自己不是克服政治异化的可依靠力量。因此，毛泽东只能够在肯定力量之外去寻找克服政治异化的力量，对于造反派的支持其深刻内涵就在于此。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文化大革命，就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必须依靠学徒工去规训老师傅并让老师傅改邪归正。同样的道理，文革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之所以难于稳定，其内在缺陷和脆弱性也在于此：老师傅们不想听造反派的批评意见，而是想要把各种批评意见扣上反革命帽子干净彻底镇压下去，林彪集团的军委办事组是这个样子，邓小平领导的右倾翻案风也是这个目标，“四人帮”被抓捕后和清查“三种人”算是干净彻底地完成了这个拖了十多年的镇压任务。

　　官方给文革下的定义是说“文革是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党集团利用”，这个定义把当权派与群众的矛盾一笔勾销了，这是对矛盾论的方法论背叛。从文革的演变看，群众和当权派的矛盾冲突具有内在必然性，不是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在外部挑起来的和强加进去的，而且文革的走向，也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斗争来决定的，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当权派联手保守派对群众的系列镇压。

　　看待文革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站的角度和立场应该是共产主义立场上，不能够站在个人角度。成功的标志一个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的权利，一个三结合的革委会有群众代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动政变，把文革左派都搞掉，下面各个省市地区骨干都抓起来。整个的革命派队伍，通过“清理三种人”，残酷镇压下去，文革中间创造的一些新生事物也全部否定。文革失败了，但精神是永存的。

　　文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外因是走资派的力量和旧的习惯势力，文革每走一步都很困难，起来提点意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马上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进入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部队的走资派介入进来就开始对造反派进行血腥镇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造反派早就被镇压完，一个都没有了。从1969年开始，造反派也逐步被整没了。（资料来源：武汉文革亲历者座谈《戚本禹回忆录》——《戚本禹动了逄先知的奶酪？》）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召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这个社会来了个底朝天。文革时期批判的东西，如蜜蜂出窝时地纷纷涌现。

　　整党开始后，全国各地又先后专门成立了核查“三种人”小组，隶属于各级整党指导委员会，借以推进核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级核查小组开展了“三种人”的核查、定性、处理和教育挽回工作。全国还召开“三种人”工作会议，交流相互的经验和做法。各单位还开展了自查、互查工作。1987年5月，全国清理“三种人”工作基本结束。整党过程中，全国（不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犯有严重错误的人43074名。(薄一波：《整党与党的建设》)

　　按官方的解释，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造反起家的人，指紧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指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打砸抢分子，指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

　　据统计，全国参加核查工作的干部有2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各部门考察面大的占到干部总数的40%，考察面小的也占到25%左右，即使按25%计算，全国当时有2600多万干部，被考察的有650万人，实际上不止这个数。(资料来源：《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清理“三种人”任务——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审理林彪和江青集团、清查打砸抢分子过程中，全国立案审查了48万多人，其中2万多人被判处徒刑。经“两案”审理定为犯严重错误的有145万多人。清理打砸抢分子中定为打砸抢分子的近1016万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近305万人。在处理“文革”期间突击入党人员中，全国审查了39万多名党员，其中3万多人被取消党籍或清除出党。经过以上几次清理，因“文革”问题而受到各种处理的人员共21万人。（资料来源：《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清理“三种人”任务——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更为恐怖的是“杨尚昆的日记中的一段记载：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这就说明，北京市大兴县一九六六年发生的“八·三一”事件，幕后的真正元凶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当时就已经查明了事件背后的黑手，公安部门为什么没有结案处理？为什么没有上报中央或者上报中央在哪一个环节上被压下来了？”（资料来源：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从上所述，文化大革命非常复杂，要厘清其中是非，并不是“内乱”“灾难”所能概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态度。

　　最为可笑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多少人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官方否定文化大革命后，跟着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后判若两人，我称之为“紧跟派”。就像作家巴金一样，文革时大写特写批判文章；因为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就唠唠叨叨了三十余年，写了《随想录》，说自己被上纲上线的时候，被吓得惊慌失措，“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假思索就拿起了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还说一听到样板戏就起鸡皮疙瘩，还呼吁建立文革纪念馆，控诉文革罪行。

　　这类人没有主见，没有判断力，一味盲从，只紧跟中国官方的论调，把自己变成一个人性分裂的人。

　　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中明确说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有人却自创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不了中国的革命，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具体情况，才会导致《遵义会议决议》的产生一样！毛泽东思想并没有为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提供或者指导方向！”这倒是这一类人的创见，不紧跟中国官方的话语了。邓小平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一回事呀？

　　人性分裂到这种地步，还真是让人哑口无言。

2021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