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良我吹捧的余英时

　　余英时死了，一些人为他大唱赞歌，中国台湾省的民国遗老遗少如丧考妣。台独头目蔡英文在脸书缅怀说“从批判共党专制、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坚持平凡六四，到关注台湾的民主自由发展，每每勇于撰文发声”。新加坡的章良我也来凑热闹，余英时是在2021年8月1日死的，章良我的《别让时间把历史默默带走》，却在2021年9月25日才见诸《联合早报》，超过一个月，或许余英时死时，章良我无比悲痛，无法执笔，一个月冷静后调适情绪才动笔的吧。

　　章良我为“史学大师”余英时的死时说“环球华人圈不少人为之扼腕叹息，《联合早报》就先后刊登多篇文章，缅怀与追思这位精神独立的研究学者，和兼具社会关怀之心的公众知识分子。即使用连篇累牍来形容之也不为过。众星拱月，万民景仰，惋惜悲叹声四起”，堪比孙中山先生去世时的情形了。余英时被章良我吹捧到如此境界，恐怕连余英时也不认识自己了。

　　余英时何德何能，值得章良我如此肉麻地吹捧？《别让时间把历史默默带走》无一字说明，只是叙述余英时参与出版社和文学刊物的工作。大概这就是章良我的“别把历史带走”吧。

　　看看余英时的家史。

　　余英时出生在封建士绅家庭。余氏在官庄镇是大姓，乾隆壬子年（1792年），余英时的先祖余文章建了余氏五世堂支祠堂，格局为“四水归堂”式的徽派建筑，乾隆皇帝亲赐予御笔“五世同堂”“七叶衍祥”的牌匾以及圣旨碑刻。

　　余英时的父亲、叔父都是国民党大员，特别是他的叔父余谊密，更是余英时从小最敬佩的“英雄”。

　　余谊密曾担任清朝单县县令，辛亥革命后，先任民国潜山县临时议会会长，继而任安徽省临时议院议员，后来先后任怀宁、南陵县知事，后调任芜湖知县。1922年，马联甲代理安徽省长，提拔余谊密任政务厅长兼任芜湖道尹。1926年，高世读推荐余谊密担任代理省长；后来北伐军打进安徽，余谊密“拥戴”蒋介石有功，当上了安徽省政务委员、财政厅厅长。

　　余谊密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余谊密胞侄余大化、余化民都是共产党员，但余谊密对他们的态度是极为仇视，亲自下令杀害余化民。

　　1930年，余谊密倡导并捐巨款购置枪枝弹药，组织团防，命其弟余谊寅担任联防队官庄团练头头，命次子周觉出任潜山县保安大队副，率队配合国民党二十五路军对黄柏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清剿”。共产党便衣队、游击队、赤卫队和农会会员，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约200多人惨遭杀害。1935年1月底，余谊密从省府安庆回老家过春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得悉后，于2月12日拂晓，遣八十二师手枪团的两个分队和特务营的三个连共300余人，自湖北黄冈经岳西鹞落坪赶到官庄附近，由四名便衣队员计入余谊密卧室，活捉了余谊密及其次子余周觉等。13日在坛畈簸箕岩处决了余谊密。（《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期、《安徽史志通讯》总第12期）

　　对于这位“英雄叔父”之死，余英时一辈子耿耿于怀，多次称赞他的“盛德大业”。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1946年和1947年任熊式辉东北剿共总指挥部中将秘书长、东北中正大学副校长（蒋介石兼任校长）。全国解放后逃亡美国。

　　在余英时的著作中，提的最多的，就是“士”，也就是士大夫，封建士大夫是贯穿整个中国封建史的一个阶层，他们可以说是旧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是儒家的“知识分子”，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统治。古代士绅只要中了科举，就拥有了地方治理的特权，无论做官，还是等待做官，他们都是地方上真正的统治者。“士”，在地方上，还和乡绅地主重合，被称为“士绅”，垄断了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

　　一个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出身、立场、见闻、接受的教育有关。所以，余英时“反共、封建、尊儒、媚外”的反动思想，其实是源自于他出身的阶级——地主阶级、封建士大夫阶级。

　　要了解余英时，可以品味品味他说过的话：

　　2014年6月29日余英时口述，何俊纪录的《守先待后：余英时谈治学经历》中，这样论说地主：

　　“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而且因为宗族的关系，农民有时还是你长辈，你不可能迫害他，你还得尊重他。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农民比我年长二三十岁，还是我们家耕田的，我还得向他磕头，因为他是长辈。这些把阶级的东西完全缓和掉了。绝对不是一个阶级斗争、阶级利益冲突的简单观念可以解释得了的。我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是早期一本没有字的书。”

　　余英时对骂美国是不能容忍的：“我最初在新亚，听钱（穆）先生的课，留下一个难忘的印象。钱先生当时气大得很，拼命地骂美国。我最记得有一次，旁边有一条狗，他骂杜鲁门，什么总统，穿个花衬衫，夏威夷衫嘛，你看那个狗，就比杜鲁门有尊严。这很使我吃惊，觉得太主观，太情绪化了。”

　　余英时《到历史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根源》这样说“外国人进来”：

　　“1840年以后外国人进来，只是要跟中国做生意，打开中国市场；就像中国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亚乃至罗马的市场一样。不能说这是侵略，也不能说是欺负中国。主要要看你会不会‘应付’。中国的应付是失败的，人家日本就应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

　　余英时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中公然诅咒：“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太可能有光辉前景，因为中国在二十世纪造下的罪孽太深重了。从一部中国史来看，二十世纪是最混乱、最黑暗的时代。无论是‘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或‘蒙古入主’较之二十世纪的中国都微不足道的。……‘革命’的结果则是中国社会的边缘人物（如地痞、流氓、光棍、无赖、不第秀才之流）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支配着中国的命运。……‘新统治阶级’虽已随着绝对权力的绝对腐蚀而呈现土崩瓦解之象，但已被彻底摧毁的传统和关系却已无法恢复旧观。”

　　余英时在《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中说：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遭受了高度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并在中国取得了‘定于一尊’的地位，对于中国史学造成很大的损失。”

　　2019年3月11日，余英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观点”节目采访时说：

　　“把中国文化都消灭再重新建造那是共产党的特别主张……它是党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等于不存在……所有的生产资源都抓在党的手上……国民党就不可能把所有财产都没收……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它用暴力……（1978年余英时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华时的观感）那完全不是我的国家了，跟我离开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我不能认同了……（离开中国时）至少还有人情味的一个社会，人对人不但尊重，还能感觉到对你一种善意，到共产党底下完全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害，你对我有利，原来的敌人也都没有关系；如果对我不利，就是我的亲兄弟亲姊妹也翻脸了。所以我感到很大的悲哀就在这里，这是中国过去不能想象的一个社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斯大林历史观都是胡说八道的，把所有历史的事实都要曲解掉……中国文化现在不在中国。”

　　余英时在给《自由鸟》写的序言中说：

　　“每一篇文章都是以他（郑义）的全幅生命为历史作证的。但这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恰恰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五千年文明在邪恶的火焰中化为劫灰的一段历史。”

　　余英时这样评价毛泽东和周恩来：

　　“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以中国十亿人口而言，毛泽东最后二十年中对他们所留下的记忆除了灾害与苦难之外实在别无他物。……以行为而论，中国历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征如远贤臣、亲小人、拒谏饰非之类，毛泽东实无一不备，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他的‘新中国’竟成为‘封建主义’无限泛滥的重灾区。这样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是没有‘新’的意义可言的。……毛泽东则只是乱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远不是毛泽东的敌手；以能臣言，毛泽东却是连影子也没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根本不曾为能臣，……毛泽东和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恶则属于同一性质的。……但是毛泽东却一再地欺骗他们（知识分子）、整治他们，并以搞‘阳谋’而沾沾自喜，终于把这样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完全糟蹋掉了。……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泽东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2021年8月7日阿波罗新闻网《余英时眼中的毛泽东》）

　　“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独裁真正达到了‘联邦国家’的境界，谈毛泽东便等于谈整个中国……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之貉。……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对周恩来则毫无恕词，认定他是‘逢君之恶’、‘助纣为虐’的‘佞臣’。（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余英时对新中国的刻骨仇恨，咬牙切齿可见一斑。

　　余英时被追捧，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有何建树，而是源自于他“反共反华”的立场。为余英时哭丧的人，是想要为他的立场招魂。

　　余英时对中国是有贡献的，那就是他的著作忽悠了美国人，这是余英时对中华民族的唯一贡献。

　　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有用，死人才是真正的工具人。

2021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