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解读
（八）李光耀掌控媒体

　　媒体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广泛和深刻，成为官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渠道。李光耀深谙谁掌控了媒体，谁就控制了民众的思想，民众就会自觉的去认同官方的认识，用新闻来洗人们的脑子是非常有效的道理。官方的认知，就成了民众的认知。谁掌控了民意，谁就掌控了操纵政治权力的资格，掌控了历史解释权。因为这件媒体神器可以决定信息的走向，也可以操控人民的情感，能够操控媒体就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并把自己目的强加给他们，或保护他们不受来自其他主体类似信息的影响。

　　1959年9月16日“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设宴请李光耀演讲。“他言辞滔滔地说：‘我要把新加坡造成一个‘没有新闻’的地方……我如果能够减少岛内的一些危机或一些不祥事情，那么驻在本地的外国通讯员就会没事可做了。对我们则是‘没有新闻就是好事。’”（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在李光耀上台之前，警告《海峡时报》“我公开表示要同该报对抗，并恫言行动党倘若在该报处处作对的情况下仍旧获胜，事后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

　　开宗明义，李光耀要牢牢控制媒体了。

　　新闻自由，是李光耀执政前的主张，执政之后就立马否定自己了。陈加昌说:“李光耀登上总理高位之前与后，对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所发表的公开谈话，显示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前后有极端的差别。而且，他后来对媒体报界应该在建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也和一般上人们认为媒体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肩负的督促施政、反映民意的第四权的任务，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人忘了国情不同），各种思想自由交流的构想也成了空谈。”

　　“早在行动党尚未成为执政党时，李光耀公开表明：‘言论自由是不应受限制的’。”“李光耀第一次当选为立法议员后不久，作为反对党议员，他曾多次主张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等自由。当时马共和左翼份子还在滋事，李光耀强力主张废除‘紧急法令’，鼓吹自由交流，百花齐放。”

　　“在同年（1959年）的5月18日，距离大选还有12天，他似乎已经肯定自己那天以后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会赢得政权。于是他说，他的政府‘在5月30日之后，任何报馆如果破环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关系，包括合并取得独立的政策，或者使两岸关系紧张，将要面对颠覆罪，任何编辑、评论员或记者如果追随这种媒体的路线，在政府维护公安法令条例下，我们将会扣留他和关禁他。’”(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里外都是理，反正都正确，你能咋滴？

　　记者陈加昌是“知道”李光耀的。“我清楚记得，5月大选到来前几天……我趁此难遇的‘一对一’机会问他：‘若人民行动党执政，会不会自己来办一份报纸（现有的《行动报》不在内）？意气风发的李光耀冷笑着说：‘哈，哈！到时的报纸都是我们的，我们不会蠢到自己来办报。’”“以李光耀的性格与霸气……他的话不可能是随便讲讲”。“星马两地此时也已经独立建国。新闻采访没有英国殖民地时期灵活有弹性了。”（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李光耀自己在回忆录中说出了“在1977年，我们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并且设立了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能够获得管理股，并把报刊的管理股分给本地四大银行。我们在1986年决定对那些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我们检查这些刊物是否‘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方法之二，是看他们在关系新加坡的课题上做了歪曲事实或一面倒的报道之后，愿不愿意刊登我们的答复信。”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

　　“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的确，李光耀在维护行动党政权的利益时，手腕是强硬的，方法是灵活的。李光耀说：“为了制止《马来前锋报》继续在新加坡煽动种族情绪，我们于是修改条例，规定所有报纸必须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设立编辑部，才有资格申请在本地印刷和销售的准证。”

　　因此，不管对内对外的报章杂志，只要违反李光耀的意志，无一例外地受到对付。在对付《海峡时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马来前锋报》、《新加坡虎报》、《新加坡先驱报》、《时代》周刊、《亚洲华尔街日报》、《亚洲新闻》、《远东经济评论》、《经济学家》、《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亚洲周刊》、彭博新闻社等诸多顶级国际媒体，以及中国著名的“空派”经济学家谢国忠，因为一份对新加坡表示不以为然的内部电邮泄漏，便被新加坡施压赶出了就职的摩根士丹利公司。这些媒体和个人，要么被控上法庭，要么被逮捕，要么限制销售数量，要么自己逃亡。李光耀并不隐瞒“我不接受报刊东主具有可以为所欲为，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利。……报刊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李光耀可说是用强硬的手段，坚决维护了他的政权的利益。直白一点说，李光耀是狗撵下坡狼，直接用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与生存的惩罚来毁掉任何不听话的人，确保没有人敢、没有人能效法这些媒体人。从此新加坡人成了李光耀意识形态熏诱下的思想俘虏。

　　李光耀善于指责媒体报道不公，李光耀自己说：“新闻自由其实是报社业主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李光耀的限制新闻自由，是不是也在“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呢？毛泽东说的好：“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1962年9月24-27日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很显然李光耀真正需要的是“我需要媒体‘巩固，不是削弱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所灌输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态度。’”

　　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是为传媒的主人服务的，李光耀就是传媒的主人，有绝对的权势决定传媒和传媒人的命运。

　　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之前，李光耀就充分利用媒体，大力宣扬《争取合并的斗争》十二讲，对付政敌也运用媒体进行广泛的渲染报道。1971年4月29日，蓄谋已久的李光耀公然指责华文报章宣扬“大汉沙文主义”，向《南洋商报》下手。5月2日，李光耀下令逮捕该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人事经理兼公共关系经理郭隆生。紧接着2013年6月1日宣布实施《网络媒体执照新法令》，1974年，宣布《报章与印刷馆法令》，牢牢控制了舆论。

　　媒体的命运，就这样攥在李光耀一个人之手，李光耀成为媒体的唯一掌舵人，生杀予夺，毫不留情，为后来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合并奠基。合并后的《联合早报》失去自己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功能，成为官方操纵民意技能的平台，没有独立的尊严，这不能不说是所有媒体人的悲哀。

　　媒体被操纵最为露骨的案例是司空见惯的。在“党国”喂养的媒体大篇幅报道下，1974年新加坡大学建筑系学生，任学生会会长的陈华彪，因参加劳工运动和对抗人民行动党所操纵的工会被捕，罪名是“非法集会和暴动”，被判坐牢八个月，同时被大学开除，1975年出狱后逃亡；1987年5与21日的“光谱行动”以“马克思主义阴谋”罪名逮捕22人；徐顺全担任国大讲师时，因被指滥用大学的研究基金，把妻子的博士论文邮寄到美国，把许顺全骂得狗血淋头；1997年邓亮洪律师加入在野党参加大选，李光耀拍板定调：邓亮洪是个危险人物，必须尽早将其抹掉。这些事件，李光耀都是通过全由人民行动党所控制及操纵的媒体，不论是报纸，电台或是电视台，毫无例外每天夜以继日，集中火力，重炮轰击，通过妖魔化的手法，称他们为暴力煽动者、政治骗子、沙文主义者，是如此肮脏，如此龌龊，品行如此令人不齿，以此大力宣扬自己行为的合理合法性。被害者却无从申诉辩白。

　　几场诽谤官司，李光耀利用法庭斗争的胜利，为继续进行控制舆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原本享有“无冕皇帝”称号的媒体人，头上被套上了紧箍儿，只要所报道的文字不合上意，李光耀一念起“诽谤”的紧箍咒，媒体人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人们不会忘记被逮捕监禁逃亡迫害的新闻工作者。原《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后来成为新加坡悦榕集团执行主席的何光平在70年代被捕，何光平家庭还是李光耀体制内的人。丘甲祥也是一名记者，与何光平同个时期被列入黑名单，侥幸逃脱魔掌逃亡英国，其妻洪瑞珊医生前往英国相聚，竟被禁止回返新加坡。南洋商报董事长李友成，南洋商报总经理李茂成，南洋商报高级编辑李星可，南洋商报主编仝道章，星洲日报记者陈新才，星洲日报翻译伍德南，马来语文报每日新闻助理编辑 AZMI MAHMUD，马来语文报每日新闻编辑 HUSSEIN JAHIDIN，远东经济评论记者 ARUN SENKUTTUVAN 等都先后被捕关押，特别是马来前锋报总编辑赛·查哈利被监禁了17年！

　　2015年新加坡独立50周年，由星展集团主办《2015洞悉亚洲高峰会——明日亚洲》上，何光平指出，新加坡媒体的自由度非常受限制。

　　李光耀并不否认“我们必须容忍本地人创办的报刊批评我们，我们接受他们善意的批评，因为这些人终究得留下来自食改变办报方针的苦果。”还说“我希望新加坡报业有所竞争，因此鼓励其他报社成立。”

　　李光耀“容忍本地人创办的报刊批评我们，我们接受他们善意的批评”，但是“因为这些人终究得留下来自食改变办报方针的苦果。”“苦果”就是被臭名昭著的“内安法令”扣留！这就是李光耀的“容忍”！“鼓励其他报社成立”，却乱点鸳鸯谱，把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强行拉郎配，把英文报华文报合并成一个控股公司，新加坡的报业成了一统天下，“希望新加坡报业有所竞争”成了笑话。从此，新加坡的报业，再也不是文化人办报，而是商人。商人讲求的是利润，除了官方文告新闻外，每天充斥报章版面的就是吃喝玩乐，明星歌星，文化版面不成比例，装点门面而已。更何况把本地文化拱手相让给外地，文化版面尽是外地文化人的面孔，这相当于跪拜别人的神龛，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皈依，失去了本土文化的主体性，本土文化人永远抬不起头来。这意味着占着重要文化阵地的报章向公众提供精神产品的人本身在精神上处于失魂落魄的状态，深层次的心理渴望被外人接纳，排斥本土文化人。

　　李光耀掌控媒体破坏了舆论生态和新闻尊严外，报章广告占了约一半篇幅，虽说是报业靠广告生存，但广告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潜移默化下，用广告就成了构筑民众的理想或者说是幻想。

　　有趣的是，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在《李光耀与媒体》的章节中加了一个“注：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光耀对《海峡时报》还是耿耿于怀。两次尝试鼓励国人另办英文报……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内四种语文的报刊终于归纳在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从此唯我独尊。”可以说是总结了李光耀与媒体的恩恩怨怨，也凸显了李光耀掌控舆论的高超手段。

　　在扫除舆论杂音方面，李光耀的强硬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嘴捂住，不许“乱说”，做到了万马齐喑，连独夫蒋介石都甘拜下风。

　　“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唯我独尊”矣！

　　从此以后，媒体跟李光耀的关系如同父子关系，“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弟子规》）媒体只能唯唯诺诺，只有“唯上不唯实”的“自由度”，跟着李光耀或赞或黑所有李光耀要赞要黑的人。舆论轰炸搞臭李光耀不能容忍的人是媒体人主要的职责。

　　李光耀说“我相信一个民族惟有培养起包容和忍让的文化，民主才行得通。”诚哉斯言！因为李光耀拥有绝对的权力，缺乏“包容和忍让的文化”，所以在新加坡民主无法行得通。李光耀不是说过，“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行动党”吗？由于政治市场和商品市场一样，经过短暂的自由竞争之后就会形成垄断，而垄断的格局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打破。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告诉人们，政府的权力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

　　意外的是，李光耀还很坦诚地引用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话：“他引述《纽约时报》的标题，总结出两种模式的差别：新加坡‘干净而小气’，台湾‘污秽而自由’。他的结论是：‘李登辉向台湾引介的自由和创意，在他百年之后还会继续留存；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则很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有所作为，但是经验显示，惟有民主体制才能造就长久的好政府。’”

　　李光耀自己也承认，“历史告诉我们，自由民主需要经济发展、学识文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足以保障言论自由与人权的政治体制。”那么，行动党人自我赞赏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傲视世人，新加坡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些条件呢？

　　“到了1980年代初，新加坡的整个报业进行了重组，原有的创办人被迫售出股权，从此之后，就如萧添寿如言，新加坡报章已经变成了国家的话筒，以令人反胃的自我审核尺度去扭曲新闻。”（2013年6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新媒体改变新加坡政治生态》）对李光耀回忆录里对付媒体的叙述，读者应该怎么看待？有一次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问他，你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毫不迟疑地回答：怀疑一切。因此，来自官方的一切要有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是抵御官方给我们设下陷阱的唯一法宝。难怪有人戏谑地说，报章上只有日期是真实可靠的。

　　正当言论被封锁，社会舆论被封杀，不同意见被禁音，这就是新加坡的言论现状。行动党人很热衷于世界排名，几乎样样都名列前茅，唯独不见官方公布新闻自由排名。“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170多个国家的排名为第149位，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是同属一类档次。这种不文明的丢脸排名，是政治思维的必然结果。”“得益于对政治言论空间的垄断，李光耀轻易赢得了多次的大选。也就是说，剥夺社会言论自由，是李光耀能够成功持续执政的主要原因之一。”（2013年6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新媒体改变新加坡政治生态》）

　　明朝的方孝懦在《杂著·娄敬》中说：“将兴之主，唯恐人之无言；将亡之主，唯恐人之有言。”就是说：将要兴旺发达的人和国家，最怕人们不进言、不献策；那些不许别人议论、不许别人争论、不许别人妄议的人和国家则不免走向腐败、走向灭亡。可惜以行动党人的中文程度，是无法汲取中华先贤治国理政的智慧的。

　　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媒体的百家争鸣有多热闹，千树万树梨花开，百花齐放春满园，民智大开，可以感受到各方面不同的声音。再对比现在，天天看着早就被说滥了不陌生的官方话题和言论，如进入寺庙，“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新加坡成了官有十路，民九不知。

　　凡事都怕摊到阳光下，“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鲁迅《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在资信发达的今天，垄断话语权，把持专政权，消解和毒化民情民智，瓦解健康社会意识，妄图凭借掌控喉舌媒体长时间的主导价值导向，不可能彻底颠覆事实。

　　只是俗话说得好，“良言难劝该死鬼”。

　　李光耀不想赢得民心，而是要征服民心。李光耀之控制媒体，无非是要人们乖乖地接受被统治的现实和命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