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解读
（九）李光耀的指挥棒

　　李光耀把寡头政治比喻为“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有足够的认识……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

　　“我和我所领导的内阁部长们维持着朋友兼政治同僚的关系，长达三四十年。当中有好几个人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的，对彼此、对共同奋斗的事业，我们信誓旦旦。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否则不可能冒险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李光耀坦率的道出他是任人唯亲的，却又撒谎说“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从李光耀的回忆录中，读者看不出李光耀这一点。李光耀是英国人精心培养的代理人，早期秘密和共产党人搞所谓的“统一战线”，和吉隆坡政权和英国人密谋“大马来西亚计划”，哪里有“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

　　超过度地渲染“宣战”，是李光耀自我拔高的说法。特别是“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更是弥天大谎。在惹不起“马来极端主义者”时，李光耀只能采取躲得起，敬鬼神而远之三十二计中的走为上计了。

　　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和吉隆坡政权为了争夺，彼此毫无节制地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吉隆坡政权坚持“马来人特权”，李光耀就坚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撕咬得不可开交，导致民族之间发生流血事件。这是双方犯下破坏民族团结，挑拨离间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的罪行。李光耀妄图把责任推给对方，无非是表白自己是维护民族友好关系高尚的人。

　　李光耀很自豪地说他们的团队是如何团结一致，“我们早期在一起奋斗，常常好像就快被锐不可当的势力所消灭，那时候我们就建立了最强有力的联系，这种联系把我们紧紧扣在一起。政策上有歧见我们从不外扬，只在内阁中讨论，直到分歧化解并达成共识，我们才提出容易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明确立场。”可是当他的同僚一卸下部长职务，就如脱缰的野马，发表和李光耀相左的意见。杜进才不就和在野党詹时中站在一起反对公积金政策么？巴纳巴南不就反对“光谱行动”辞职不干么？李炯才等人不就反对关闭南洋大学么？对集选区“不是所有老一辈的部长都能够坦然接受的。其中以拉惹勒南反对得最激烈……不把我的计划看成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而认为是在开倒车”么？

　　李光耀往往是妄自尊大的，一切措施都是出自他的设想。包括建立机场、兴建地铁、拥车证、车辆过路费等等，反正新加坡的一切成就，都是李光耀的功劳。日本谚语说“给自己唱赞歌的人，听众只有一个”，李光耀大概就是这样吧。

　　在谈到“杜进才的主席票是决定李光耀之所以成为新加坡总理的关键因素时”，李光耀愤愤不平地说：“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我不能了解这回事，为何杜进才与王邦文会有此说。假如只有1个人如此说，我可以置之不理但2个人却如是说……我领导选举活动，我精心雕琢策略。我发表重大的竞选演说，我在最后的一个重要广播中演说。在当时的构想中我将会成为领导者。我是那个在竞选前，竞选中和竞选后和顾德总督接洽的人，不是王永元。是我和他商议释放拘留者，不是王永元。”（2009年9月12日新加坡文献馆《解读新加坡白衣人故事书》）

　　1961年4月29日芳林补选时王永元提出释放所有政治犯，李光耀却不肯释放，李光耀也从来不把他所谓的“同僚”放在眼里，事情怎么办，李光耀说了算。

　　“他们知道，到头来是我得站在选民面前，说服他们授权内阁连任，而我需要有能够叫选民信服的理由。”“同僚”的“连任”得李光耀“需要有能够叫选民信服的理由。”如何执行任务，也需李光耀“我把我的期望告诉有关部长，然后放手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执行任务，遵循的是目标管理法。只要受委者足智多谋，碰到未能预见的新问题时懂得革新，这种管理法就能收取最大的成效。我只需要在政策问题上插手。”

　　李光耀不仅“我只需要在政策问题上插手”，即使是机场的建设“我反复斟酌了好几天，在樟宜兴建新机场”，“我提议规定人民必须先投标申请证件，才有资格购买新车，车子才有权使用公路”，“我认定有必要修改选举法律，让几个候选人共同竞选两个或更多选区”，“我出任总理之后不久，即废除谋杀案以外一切刑事案的陪审制度”，“到1969年新马分家以后，我请律政部长埃迪·巴克在国会提出动议，把谋杀案审讯的陪审制度也废除了”，“我也要求公共服务委员会为成绩出众的学生，提供修读电脑研究生课程的机会”，“我在1984年决定让政府部门通过‘财路’转账系统支付所有雇员的工资。我给这些雇员在邮政储蓄银行开设了储蓄户头，让他们利用自动提款机提取现款”，“英籍大法官艾伦·罗斯爵士荣休，好让我推选第一位新加坡籍的大法官。为此我四处物色，要找一个社会观不至于跟我抵触的人”，“经过相当谨慎的考虑，我推举黄宗仁出任大法官。1990年底卸下总理的职务。我知道接班的吴作栋跟法律界没有什么关系，要他决定合适的大法官人选恐怕会有困难。于是我在卸任前着手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挑大梁……1990年9月，黄宗仁大法官退休后，我正式任命杨邦孝为大法官”。

　　“交通堵塞、分散种族聚居地、提高马来同胞的学业表现和法律纲纪等，便不时加以干预。有些干预行动举足轻重，若不是我进行于预，也许免不了要出乱子。”“毕竟政府行差踏错，责任最终须由总理承担。”

　　看看，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我”在“提议”，在“物色”，在“废除”，在“要求”，但有一条“社会观不至于跟我抵触的人”！“若不是我进行于预，也许免不了要出乱子”！原来其他部长都是李光耀的小跟班，没有李光耀就要“出乱子”，难怪李光耀死后，新加坡就一再“出乱子”，先有南海问题，后有坦克被扣事件，还真印证了李光耀没有自吹。

　　行动党人真的很团结吗？表面看，行动党人很团结，没有人拉帮结派，这是李光耀“英明”之处。其实明无山头暗有礁，在党内还没形成山头的时候，早就被李光耀清除出去了。

　　总理就是老大，伙计们都得听老大的。“1980年12月大选，我决定向所有老将们发出明确的信息，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过程势在必行，至于速度，就得取决于新议员如何在当选后证明自己的能力。大选过后，我把杜进才排除在新内阁名单之外。我担心如果让他留下来，会使好些老一代同僚在他周围汇合成一股势力，拖慢领导层自我更新的步伐。我能感觉到王邦文也跟杜进才一样感到不快，还有好几位老一辈的政务部长和次长，如李炯才、邝摄治、陈志成、曹煜英也如此。我必须放弃杜进才，以避免任何领导层的分裂。……淘汰了杜进才，我告诉王邦文，愿意让他担任多一届的部长，但是绝不容许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进程受到任何的阻挠。他明白我的意思，大家终究没撕破脸皮。自我更新以哪一种方法和什么速度来进行，我都必须负起全责，……但是万一失败了，我必须承担责任，庆瑞和拉惹勒南也会共同承担这个责任。”老同僚一个个“感到不快”“耿耿于怀”地走了，只有李光耀自己不退下，挥舞着指挥棒，1990年67岁时才卸下总理职务，担任内阁资政至2011年88岁时辞去内阁资政职务，至死都担任着国会议员。

　　自我更新，引进新血没有错，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流水才能不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但总得自己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取信于人。“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李光耀作为总指挥，稍后退下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必要的。但从总理职位退下以后，又在中国封建皇朝故纸堆中掏了个“资政”的头衔，就让人觉得太恋栈权威了。到了耄耋之年，还不认老，甚至到了健康不能视事，都不退下，至死方休，自己的选区长时间让他人代为管理，还领着薪酬，就让人诟病了。“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答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李光耀“不能饭”时还“壮心不已”，做到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你叫和李光耀一起打拼的老臣如何不“耿耿于怀”，“感到不快”？

　　对总统更显示出李光耀的权威。“我有两个角色得扮演：第一、身为总理，我有责任保护总统职位的尊严和新加坡的声誉；第二、作为他的私交，我希望能挽救他。”“帝凡纳坚持要我们发给他养老金。根据宪法，总统无权享受任何养老金。内阁决定基于人情拨出一笔养老金给他”。既然“根据宪法，总统无权享受任何养老金”，为何李光耀违宪的事都敢做，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呢？这一切都是“我”的决定！李光耀的威权“指挥棒”，“同僚”能不听么？

　　关于时任总统帝凡纳，李光耀把他撸下台，是说他“酗酒”“行为怪异”等等，而帝凡纳“在《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1月29日刊发表的一封信件中，说自己从来都不是个酗酒者。”

　　李光耀回忆录中说“过了11年，他在加拿大接受访问时说，医生对他诊断错误，并指责我吩咐医生给他服用迷幻药，使他看起来像个酗酒者。”

　　“1988年5月，帝凡纳插手前副总检察长萧添寿被调查一案”。帝凡纳1985年辞职，就不知道怎么还会在“1988年5月，帝凡纳有权插手前副总检察长萧添寿被调查一案”？帝凡纳敢于挑战李光耀的威权，结果是“我于是提出诉讼”。

　　根据2015年7月15日新加坡文献馆《彭由国与蒂凡纳和李光耀》一文揭露：

　　李光耀惯于说一套做一套，他很欣赏“这就是泰国人的处事方式。只要还有妥协的余地，就绝不赶尽杀绝。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佛教的精义。”但对对手，甚至对曾经的同僚都要置之死地。行动党第六届中央副主席陈贡元1958年9月被林有福政府驱逐出境，在一些人要推翻李光耀时是坚决的拥李派，李光耀却不让陈贡元回返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马来亚共产党达至和解，1989年12月三方签署了和平协议，让人民军成员自愿选择居住地，并给予生活资助，泰国政府甚至分配土地，而李光耀却坚决拒绝原新加坡公民回返新加坡与亲人团聚，甚至回新加坡奔丧也不允许，违反人伦道德，这些事件即可清楚李光耀的为人了。

　　李光耀上台之前是社会的公仆，上台掌权后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赤裸裸的权力，变成社会的主人，只讲“法”，不讲“道”，不讲“理”。

　　雄狮从不在乎羊群的想法。李光耀高傲的姿态，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征服；李光耀对曾是同志的冷漠，意味着权力的傲慢。

　　为保证自己的权力地位，李光耀很小心地选择同盟者，踏着别人的鲜血前进，也谨慎地选择敌人，踩着别人的肩头攀高。

　　怎么看李光耀都不像是个斗士，活脱脱是个惟权是图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