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解读
（十一）李光耀和英国的渊源

　　人类这种动物，脑子里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很难改变。李光耀之于和英国有很深的情结，是浸淫于英国生活模式终身，是英国文化侵略的结果。“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仰慕，给我多加了一个洋名 Harry(哈里)，于是我的全名变成 Harry Lee Kuan 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别取了教名，前者是 Dennis(丹尼斯)，后者叫 Freddy(弗雷迪)。”虽然因有了洋名，李光耀“总觉得自己是个怪孩子”，踏入政坛后，不再使用洋名，但其夫人仍是 "Harry" 不离口。可见李光耀从祖上就丢失了中华民族的本性，丢失了灵魂和自信，整个家族学着学着就学到了西方。

　　别忽视了李光耀的芝，那是李光耀的吕后〖注〗。陈加昌在《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一书中举了两个例子：“平常看到他因一些琐事对属下过于挑剔苛求，太太不想给属下太过难过，常会提醒丈夫：‘哈里，不要过于计较(Don't be so fussy)”；“执勤的空中小姐……的华语不够纯正……叫她前来，此举吓坏小姐，差点哭出来。夫人在旁边忙说：'Harry enough'。”

　　柯玉芝不仅在细节上管束着李光耀，在政治上更是李光耀的慈禧太后，妇倡夫随。李光耀每次出访，柯玉芝一定在李光耀身边，这是世界各国总理出访极其少见的。

　　李光耀在夫人柯玉芝葬礼上的悼词上说：“她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伙伴，也就是由林清祥领导的左派工会人士。”“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产假留在家中的芝，改进了我草拟的声明，让它们更简单和清楚。”“她协助我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柯玉芝的分量可想而知。

　　柯玉芝和李光耀一样，与英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渊源。“她则回到前莱佛士学院，尝试争取每年只颁发两份的女皇奖学金。我们知道只有一名新加坡人能够获得奖学金。我有了所需的资源，因此便乘船前往英国，并希望她在得到奖学金后可以和我会合。如果得不到奖学金，她必须等我三年。……在隔年，也就是1947年6月，她获得了奖学金。”新加坡仅有的一份名额就落在了柯玉芝的份上。《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中说:“我打消了回莱佛士学院争取女皇奖学金的念头，而计划尽快到英国去。……7月间我接到便条，通知说能安排我登上一艘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

　　又是“运兵船”！李光耀说“我有了所需的资源”透露了什么呢？

　　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毫不讳言自己和英国的渊源。“布什当时也在场的美国大使霍尔德里奇，20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李光耀，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听他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

　　在《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就详述了从他父亲“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在蚬壳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我的祖父李云龙……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这是他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英籍船长、大副和轮机长日夜相处的结果”，“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仰慕，给我多加了一个洋名 Harry(哈里)”，“例如那套美观坚固的家具，是本世纪初叶罗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从英国进口的；又如那装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橱柜，可供摆放艺术品；再有那些小橱和衣橱，橱门还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 LHL”，“仪态端正，穿着像个英国绅士”，“我穿着从英国进口的过度讲究的西式童装，或是坐在价钱不便宜的童车里”。

　　这样的西化家庭，在文化上已经与中华民族完全脱节，甚至毫无关系，怎能熏陶和培养出一个具有民族情感，民族自尊的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时候，李光耀会自动为日本法西斯工作的原因了。

　　日本投降后，李光耀“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英国军官们，向他们打听有没有建筑工程可做。经过两三次的努力，终于同军管亚历山大路日军货仓的一个印度旅谈成了生意。”

　　在去英国留学之前，李光耀“我拿着信找让我包工的英国少校，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搭上一艘运兵船。少校让我同负责运送军队的军官接洽。1946年5月间，……答应帮我的忙。7月间我接到便条，通知说能安排我登上一艘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

　　从李光耀搭上大不列颠号的那一刻开始，英国人就已经选择了李光耀为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政治接班人。

　　在留学英国期间，李光耀的转校、生活等方面顺风顺水。谚语说木帆船出海“一靠风、二靠潮、三靠使橹摇”。李光耀靠的就是“我有了所需的资源”。

　　李光耀在回忆初到英国时，“我还得进入伦敦经济学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个星期前学期已经开始了，回国的复员军人要进大学的太多了。我要求见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释日治时期我损失了三年半的时间，这回幸亏搭上到英国的运兵船才能这么快就来到英国。我还不知道原来可以把申请表格先邮寄过来。我拿出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最优秀的学生，说服他相信，我虽然逾期入学，但要赶上其他同学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他同情我，录取了我。”

　　“1946年l1月底我到剑桥去，遇到了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黄塞西尔。……塞西尔带我去见菲茨威廉学监威廉·撒切尔。……我把自己的难题告诉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欢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学期定于1947年1月初开课，他表示准备在这个学年录取我，……学监只凭我过去的学业成绩，就让我直接进入第二学期。”

　　不仅李光耀本人得到特殊照顾，连尚未成为妻子的柯玉芝也因李光耀的关系得到了特殊照顾。

　　“但是在1947年10月开始的学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学可以让她就读，她必须等到1948年。我开始动脑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剑桥来。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书记巴雷特。……我告诉他，一个新加坡女朋友很聪明，获得到英国深造的最好的奖学金，想读法律，不晓得怎样才能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及时进人剑桥。他眨了眨眼对我说：‘你知道学监跟格顿学院的女院长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学监跟巴特勒小姐说情，情形可能不一样。’既然有这种可能，我当然高兴。离新学年开学只有两个月。我要求见学监。他不但接见我，还愿意帮忙。8月1日他写信给巴特勒小姐，为了保险起见，也写信给剑桥另一所女学院纽纳姆学院的院长。两边都立即回信。纽纳姆准备在1948年录取。巴特勒小姐更积极，准备在1947年10月提供一个特别保留的学额，只要芝具备入学资格。撤切尔写信绘我，把两份答复都附上。我赶到设在卡姆河畔银街附近的考试委员会，告诉他们芝是1936年参加剑桥高级文凭考试的。他们查出她考试成绩优异，是当年名列第一的学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过的考试成绩副本。接着我写信到格顿学院，要求见巴特勒小姐，她表示愿意见我。8月6日早上，我依约见她。我告诉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聪明，比我还聪明，在莱佛士学院就读期间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说，我迟了一个学期才来剑桥，在第一年淘汰考试中考得一等成绩，相信柯小姐也会一样。……同一天我拍电报告诉芝：“格顿学院接受你入学。公函随后就寄出。现在就做好准备吧。”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李光耀当初是靠关系搭乘英国运兵船去英国，现在，他的芝不知道靠什么关系也搭乘英国运兵船。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运兵船。10月初，她终于抵达利物浦。霍兰教授是法学院里权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学院的特别研究员。他帮芝取得特别通融，即所谓豁免权，她可以直接参加法科第二阶段的资格考试。这跟另一所受承认的附属大学的毕业生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读第二年的课程。”

　　“根据剑桥大学的规则，一个法科学生在考获学位之前，必须‘完成’至少九个学段，一个学段是八个星期，必须住在学院宿舍或是当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剑桥大学只有六个学段的时间，我也只有八个学段。我们得到特别的豁免，都获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领取学位。”

　　更令人诧异的是，儿子一出世，竟然可以预定学额。“1952年我们的大儿子显龙出世时，我写信给三一法学院的高级导师，预先给他订了个学额。可是，19年后显龙到剑桥大学深造，却决定进入三一学院，也就是当年牛顿所建立的最优秀的数学学府。在三一学院的优秀导师教导下，他以两年时间修完三年的课程，并获得数学一等荣誉学位。”

　　李光耀还真神通广大，女朋友、儿子都可以在他的名下得到别人不可能得到的优惠。

　　李光耀的确与众不同，“每一回碰到运动队伍争名次，或是大学的校队队员和替补队员争资格时，种族歧视便抬头了。亚洲学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擞揽球或划船等主要的运动队伍；划船队是最受尊崇的。”

　　“亚洲学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擞揽球或划船等主要的运动队伍”，李光耀却可以“为了锻炼体魄，我决定参加划船俱乐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里，而是在河边练习划桨，坐在一艘不动的练习艇里，接受如何握桨，如何伸展身体往后拉以及把脚放在什么地方的训练。经过三星期每星期两次的训练之后，我便正式划船。第二个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风雪，我以为练习会取消便没去，过后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七个船员和舵手都到了，由于我缺席，凑不够八个人，划不成。我认定英国人必定是疯了，于是放弃划船，离开俱乐部。从此骑脚踏车从宿舍到讲堂听课，听完再骑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锻炼身体。”

　　李光耀的留学生活是很惬意的，虽然自称是“当年我们这些穷学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却可以“既然毕业了，我们就趁机外出度假10天，这一次是乘旅行车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游览观光。”“给芝买一枚白金的结婚戒指。回到剑桥以后，芝用一条项链把戒指挂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然后两人决定到欧陆度假两星期。我们不想参加团体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后一站是威尼斯。”还可以“在运动和消遣方面，我打高尔夫球，大半是一个人打，地点在阿瑟王城堡旅馆的九洞高尔夫球场。”

　　李光耀是一个“穷学生”吗？

　　李光耀坦诚地认为“我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的公平合理纲领。我们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国制度。”

　　就在李光耀即将毕业回返新加坡的时候“我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一封信。他认识我的父母，并且听说我在康沃尔，就邀请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顿的老家作客。我们在他家住了三天。”

　　一个留学生，可以受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邀请，“在他家住了三天”，英国人还真关心李光耀，在英国时照顾得无微不至，即将回返新加坡时，还受到警察总监的热情招待，所有留英学生哪个能得到如此殊荣？

　　李光耀记述的自己和柯玉芝在英国求学期间，所享受到的不同寻常的人际关系与待遇，是不是无意中透露了英国人有意栽培李光耀和柯玉芝的政治意图？

　　所以李光耀说“我属于以英国为中心的一代，我的儿子这一代比较注重美国。”

　　2014年9月6日新加坡文献馆《是英国人选择了李光耀》一文写道：

　　“从新加坡人的历史观来看，由英国人把李光耀送上大不列颠号的那一刻开始，英国人就已经选择了李光耀为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政治接班人。……”

　　“从1950年1月28日，李光耀的马来亚论坛演讲中一探究竟。……从李光耀的讲稿来看，内容似乎更像是为英国殖民部的政治立场进行辩护。……李光耀说：‘既然英国人在马来亚享有最高权威，归国留学生享有特权就成了无可避免的现象。……英国模式被奉为最完美的模式，个别亚洲人越能接近英国人所设下的标准，就越能享有崇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李光耀开宗明义肯定而不是否定殖民政府。李光耀是要传承和保留，而不是赶走英国人。……这种观点显示，李光耀无意改变新加坡的殖民统治现实。……”

　　“李光耀认同并且传达了英国殖民部的政治方案：让归国留学生接管政权。……李光耀讲述了英国殖民部处理权力接班人的政治布局与策略。一来，殖民部是通过奖学金培植代理人，目的是要通过这些在地的英国代理人与马来人建立同盟。……”

　　“反英反殖的华人必然要被排挤在政权之外。换言之，不允许通过体制外的反殖民运动，去制定马来亚的独立方案。……”

　　“李光耀警告，在共产党志在夺取政权的环境下，归国留学生要谋取一己私利，就必须参与这一个政权更替过程。要不如此，归国留学生会丢失在旧制度体系中所享受到的原有优惠与特权。简言之，如果要确保不会丢失殖民体系下的既得利益，就要团结一致对抗共产党。在此，李光耀和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态势一清二楚。……”

　　“李光耀一再向英国殖民部清楚表态，自己坚实不移的亲英反共立场，承诺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不会是一个追随共产主义的社会。……”

　　“李光耀也指出，设定独立路线图和时间表是英国人的权力，任何挑战殖民政府的活动，都会被视为颠覆政府的不良分子。在这一种界定下，反殖民运动是挑战英国人权力的非法活动。在此，李光耀一再强调，反殖民运动的非法性。……‘马来亚必须而且最终会独立，所以比较理想的做法是把马来亚交由欣赏英国人生活方式的领导人接管。新领导人必须愿意让马来亚成为共和联邦的成员，而且最重要的是，愿意让马来亚保留在英镑区内。’”

　　“李光耀慎重表达了自己对英国人的承诺。做为接班人必然会维护英国人的利益，保留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马来亚会成为共和联邦的成员，并且留在英镑区内。……从这些问题入手，想想看，李光耀究竟是不是英国代理人？”

　　李光耀视“共和联邦是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觉得“1965年10月，新加坡正式成为共和联邦的第22个成员。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分子是弥足珍贵的。”

　　最能表现李光耀的内心的是，“女王封我为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早些时候，由威尔逊首相提名，我在1970年已获颁荣誉勋章。把一枚享有如此崇高荣誉的勋章，颁给一个跟其他受封者相比之下显得年轻（47岁）的人，是非比寻常的。我未到50岁就获得由英国颁发的两枚勋章，它们都是在旧大英帝国哺育下成长的人所渴望获得的。同英国多年来的交往，使我产生了某些价值观念。”“获颁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者被尊称为爵士，我觉得这个头衔对我并不合适，但能获得这两枚令人向往的勋章，却能产生一定的满足感。”“1982年，伦敦市封我为‘伦敦市荣誉自由市民’。曾经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子民，我对这份殊荣心存感激。”“我开开心心地同前首相、前部长、前总司令、新加坡的最后一任总督以及许多英国朋友在市政厅一起分享了那一刻，其中包括哈罗德·麦克米伦、吉姆·卡拉汉、哈罗德·威尔逊、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艾伦·伦诺克斯·波雷、邓肯·桑迪斯等等。这样的场面使人缅怀过去。”

　　而对于“我曾获得好些国家领袖颁予的勋章，包括埃及总统纳塞尔、日本天皇裕仁。印尼总统苏哈托、韩国总统朴正熙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但是，这些勋章却无法像英国勋章那样激起我的情感。”

　　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说明了什么呢？从李光耀的叙述里来思考，李光耀的思想中是不是有一些奴性和媚态的东西？何况还自称为“殖民地臣民”：“麦克米伦属于父辈，……对待年轻的殖民地臣民如我，他态度高高在上。”

　　英国政府因马共领袖陈平、刘尧等人共同抗日有功，颁授英帝国官佐勋章(OBE)；后来因为他们领导反英殖民统治运动，1948年英国收回了勋章，刘尧还被英帝国杀害。李光耀自称是反英国殖民统治的斗士，成为了“建国之父”，为何“女王封我为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

　　对英国的贵族“休姆爵士是他们当中最友善的——一个真正的君子”，“各任首相当中，政治手段最高明的要数威尔逊。幸好在他当上首相之前我们已经交上了朋友。我说服他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多待几年。那几年的影响甚大，因为余下的英军继续驻扎在新加坡，直到1975年年中为止”，“我个人非常感激威尔逊在新马一家的时期和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一点我在前一册回忆录里已经详述。”

　　“同威尔逊形成强烈对比的希思倒让我觉得是个坚定而可靠的人。……我当时还游说他，要他协助保护新加坡的地位。威尔逊赢得1964年的大选后，希思成了反对党领袖，我们就在那个时期成为朋友。”

　　李光耀在维护英国人的利益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英国必须争取更多时间来保护它在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经济利益。为了非洲和欧洲人民的利益，英国也必须保全罗得西亚的经济。”“我助了非洲人民一臂之力，又无损于英国。”当“看到英国的经济地位逐渐被日本、德国和法国取代，仍不免叫人黯然神伤。”

　　对自己在英联邦会议上的发言，李光耀充满了自豪感。“我以真诚的态度发言，不带现成讲稿的委婉辞令，直率地表达了我的看法。这是我在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上发表的处女演讲，我感受得到，围绕着会议桌的同僚反应良好。”“威尔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新加坡的李光耀讲话了——没有预备，即席发挥，历时大约40分钟的演讲精湛之至，在我所出席的共和联邦会议上，甚少有演讲能达到那种水准。’”因此“出席拉各斯会议让我和威尔逊的友谊得到巩固。”

　　“一辈子的密切交往使我对英国社会和它们的领袖非常熟悉，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新闻广播和阅读英国报章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我在工党和保守党内都有旧雨新知，很容易联络上他们，也很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个习惯应该是在二战时在日本情报部任职时养成的吧？

　　“我们在跟这些重要的新的财力和权力中心扩大联系，建立新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依然保持同英国原有的联系。”

　　“历史使新加坡和英国的教育制度紧密相连”，“50年前我在新加坡念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都认为伦敦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是高层次金融交易和银行业的中心，也是艺术、戏剧、文学、音乐和文化之都。它是全世界的重心”

　　希思“通常我在伦敦的话，他会邀请我到他在奥尔巴尼的住所共进午餐，一起谈论英国、欧洲、美国和共和联邦的事务。”“英国留下来的种种我们善加利用：英语、司法制度、议会政府和公正的行政管理。”“我属于以英国为中心的一代，我的儿子这一代比较注重美国。显龙以及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必须了解美国。”

　　李光耀在英国人眼中是很了不起的，连香港问题，大英帝国首相也要同他“讨论”：“在1983年11月，撒切尔夫人同我讨论香港问题。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的态度坚定不移。她曾经尝试说服邓小平把租期延长。邓小平清楚地表明，那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要求；中国非得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可。我的看法如何？她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港督告诉她，英国在新界的租期就快届满了。我问她愿意为自己的立场争取到什么地步，因为英国治理下的香港的存亡取决于中国对它的态度。她没有马上给我答复。我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同意延长租期，因为其中涉及太多的国家尊严。”

　　英国人的政策，还得请教属于英国臣民的李光耀。世界地图上的小红点，还真是傲视群雄，舍我其谁，大有唯我独尊之态。强者为尊本属我，独占鳌头又何妨？只可惜新加坡太小了，李光耀的自吹再伟大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李光耀对英国人是忠诚的，考虑的是英国人的利益。1967年英镑即将贬值的时候，李光耀说“威尔逊首相一心要挽救他的政府，他说要‘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是当真的。于是我在12月18日写信给威尔逊，追述新加坡政府忠诚地支持英镑，结果在这次贬值行动中损失了1.57亿元，其中货币局损失60万元，新加坡政府6500万元，法定机构2300万元。信末我写道：‘我不愿相信暂时的困难会使我们怀疑彼此的诚心善意和不再互相信任，我将信守在斯卡伯勒的承诺。’”“英镑贬值使英国政府有机会一劳永逸地扭转经济。削减防务开支意味着，英国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和它的长期防务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

　　英国人使英镑贬值，目的是“使英国政府有机会一劳永逸地扭转经济”，把灾难转移给老百姓，李光耀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忠诚地支持英镑”，新加坡平白损失了“1.57亿元”！

　　李光耀对英国历届首相一一加以点评，对撒切尔夫人是赞赏有加的。“在所有首相当中，我认为撒切尔夫人是最有希望领导英国出头的领袖。”“撒切尔夫人满怀理想，在撒切尔夫人赢得1979年5月的大选时，我为她欢呼。”

　　撒切尔夫人也很欣赏李光耀，撒切尔夫人说“我宁可这么想：你们曾经向英国看齐，现在我们要倒过来向你们学习……你们的才干、进取心、勇于接受挑战、努力、冒险精神、自信、活力已经使得新加坡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成功榜样——你们的成功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11月辞职时，寄了一封道别信给我：‘生命多么变幻莫测：谁会料到合作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竟然会在几乎同一天辞去在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的职位。不过，在离职之际，我只想说，我从我们的交往中获益良多，并钦佩你所坚持的信念。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少了你我出席，肯定会逊色不少！’”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章回中，有如下描述：

　　曹操与刘备“……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操曰：‘……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

　　李光耀对撒切尔夫人说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少了你我出席，肯定会逊色不少！”可不像刘备“吃了一惊”，而是安安稳稳的享受着快乐！即使“她在党内的影响力使他日子不好过，媒体也不见得给他宽限，不消几个月就认定他成不了气候。”李光耀仍然认为撒切尔夫人是了不起的政治家。

　　英国报章在报道撒切尔夫人去世时，引述了一些英国人的看法。“这么恶毒的老太婆差点毁了英国”，“在撒切尔时代，英国警察（特警除外）第一次开始在日常巡逻和监视游行示威时有了佩枪的权力，此前只有警棍。”

　　“工党领袖 Ed Miliband 被要求不要参加最具争议的达拉谟矿工工会会员的年度集会，因为工会领导们正准备庆祝撒切尔夫人的死亡。Dave Hopper，达拉谟总工会秘书长说到：‘这是伟大的一天……她（撒切尔）做的事情比希特勒更有破坏性’。‘我们有大量的时间，我们有很多的同志和我们一起享受这一时刻，将会有很多人想要喝酒庆祝’。著名议员乔治·加洛韦，在撒切尔死后发表的推特也促进了这种仇恨‘干掉这个婊子了’，并称他拒绝出席今天的国会举办的追思会。一系列的追思会将会花掉很多纳税人的钱，参加的人越多花的越多。他说道：‘这就足以让你感到恶心了’在社交网络上，人们被呼吁下载‘叮咚，巫婆死了’这首歌，并希望这首歌能够进入前40位的单曲榜。”（莫伟智《如何评价撒切尔夫人？她对英国有着怎样的影响？》）

　　李光耀和英国社会上对撒切尔夫人的评价和情感为何差别这么大？

　　李光耀陷入危急和险象环生的时候，多亏了英国人罩着保驾护航，然后再扶上马，李光耀得以成为九五至尊。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说：“李光耀的成功，极重要的两大客观因素是他得到英殖民地政府的间接扶持。”“1950年，英国当局下令，在李光耀回到新加坡时立刻将他扣留……柯里顿……说服辅政司取消……扣留令。”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自己说：“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选区的两名对手(一个受华文教育，一个受英文教育) 反对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按照伦敦女王枢密院发出的根据林德新宪制举行选举的枢密令，候选人过去10年里必须在新加坡居留满七年。……选举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劝告两名对手说，以居留期不够作为反对的理由，只能在我当选之后，通过提呈选举请愿书的方式进行。”

　　英国人确保了李光耀可以进入议会。

　　英国人对李光耀是随时保护的，双眼紧盯着新加坡的政局。“1957年8月4日的第三届中委会，林清祥派系取得6个中委席位。李光耀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惊动了英国人。10天之后，政治部逮捕了中选中委会的6名成员中的5名，其中3人被驱逐出境。随后，再逮捕35名工运人士。李光耀重新夺回党的控制权，之后，修改党章，实行干部制，紧握政权，把敌对势力排挤在核心权力之外。”（2014年11月29日新加坡文献馆《合并挽救了李光耀的政治生涯》）

　　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透露出了其中的奥秘：“这场党内斗争从8月闹到10月，持续长达两个月，知道林有福首席部长‘顺从’李光耀的要求，把左派领袖关了起来，党内斗争事件才暂时平息。林有福后来私下宣称是在李光耀书面要求下才做出逮捕行动。”

　　社会主义阵线1961年9月成立后，对李光耀造成了极大威胁。英国人策划的“大马来西亚计划”成了李光耀的救命稻草。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捡起英国人紧急法令的变种“内部治安法令”的棍子在左翼骨干面前一顿胡抡，扫清了障碍。这东西特管用，李光耀立马就跟坐上火箭一样，顺顺利利地窜上了庙堂之上。

　　这就是李光耀说的“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盾。”（《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英国人五次解救了李光耀，李光耀哪能不感恩呢？左翼力量把李光耀扶上台，李光耀却背恩。感恩与背恩，是判断一个人、一个政权的重要道德尺子。

　　记者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如此描述李光耀对英国人的感恩：“1980年李光耀不忘柯里顿（英国殖民部政治部头子）的恩情，他在《行动报》写了一篇文字表达感激：‘1959——63年的人民行动党，是在轻易可以被颠覆的关键时刻，感谢你的忠心和不遗余力地帮助。’”“柯里敦退休后回到已陌生的故乡英国……当太太将他送进老人院为李光耀闻悉后，李光耀‘谨慎’安排了几个友人帮助柯里顿家属……柯里顿1993年85岁病逝……李光耀向柯里顿太太发去唁电。”

　　台湾农民有句俗语：“吃果子拜树头，吃米饭拜田头”。李光耀的确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呢。

　　值得寻味的是，陈加昌在《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中还写道：“我曾和他（陈加昌之友）饭叙聊天，谈到他当年的好友柯里顿（政治部头子）对李光耀的评语（上世纪50年代李还是执业律师时）……柯里顿对这位朋友说：‘这个哈里李（李光耀的英文名），有一天会成为你的总理，而且是在位很久的总理。’”

　　英国殖民部政治部头子柯里顿的话让人们想到了什么？更为诡异的是，“在动荡的岁月里，每当新加坡发生严重动乱事件时，李光耀总是不在国内。他多数会在马来亚度假胜地金马伦高原。这是当年跑政治新闻的记者和一些政治人物的感觉。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所谓“严重动乱事件”，无非就是镇压与反镇压的群众斗争，一面是殖民统治者，一面是反殖力量，李光耀两边都惹不起，但躲的起，可见李光耀比猴还精。

　　在左翼力量对殖民统治进行的斗争下，迫使英国殖民统治者去寻求代理人，于是殖民统治者不得不逐步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光耀语）。英国人和李光耀清楚知道，在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面站有工人学生，这些工人学生从战后起已经得到了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至李光耀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要清除这些有政治独立性的工人学生，英国人和李光耀只能利用“紧急法令”和“内部治安法令”作为护身符，从林有福政府到李光耀政权，在这两条法令下，“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黑云压城城欲摧”，尽扫左翼力量。“塞上燕脂凝夜紫”（李贺《雁门太守行》），使李光耀得以一统小岛，稳坐庙堂之上，撕破了李光耀反殖的假面目。

　　从李光耀上台后，民族教育消失，保留所有殖民地色彩的方方面面，英国亦商亦盗的莱佛士幽灵不仅在新加坡岛上游荡，即使由政府控股的新加坡嘉德置地集团在中国的投资，也把“莱佛士”带到中国各大城市，完成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不能完成的任务。

　　难怪“李光耀曾经自豪地对西方记者说，他念英校，读英文大学，看的是英文报刊杂志。是用一对‘英国人的眼睛’看世界。”（2010年7月19日新加坡文献馆张泰永《李光耀又口出狂言辱骂华人》）

　　黄岩诗曰：“藕断丝连梦亦同，梦中呓语共诉衷；思君远去离别日，誓愿追随紧跟从。”（《殖民地遗孽》2011年10月16日，南大站网站）

　　李光耀躯体在新加坡，大脑和心脏却仍留在大不列颠。

〖注〗：
吕雉（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8月18日），字娥姁，通称吕后，或称汉高后、吕太后等等。砀郡单父县（今山东菏泽市单县）人。汉高祖刘邦（前202年－前195年在位）的皇后，高祖死后，被尊为皇太后（前195年－前180年），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同时吕雉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皇帝制度之后，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被司马迁列入记录帝王政事的本纪，后来班固作汉书仍然沿用。她开启了汉代外戚专权的先河。吕雉统治期间实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政策，废除挟书律，下令鼓励民间藏书、献书，恢复旧典。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吕后本纪》中对她的评价是“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给予吕后施政极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