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解读
（十）李光耀好为人师

　　苏轼《与王庠书》说：“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苏轼只是“少时好议论古人”，到老年时“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而李光耀在书写回忆录时已经是耄耋之年，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语气就像师长在学生的毕业证书上写评语似的，臧否各国首脑，很让人有“每闻巧舌宜可憎”（欧阳修《啼鸟》）之感。当然，李光耀臧否的各国首脑，平民百姓无从论断其公正与否，但就其对人物的褒贬和语气上来说，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偏颇。

　　李光耀好臧否人物，是一种自我心理膨胀，以为自己真的是治理天下的超人，取得了议题设定的权力，并霸占了对错的标准，这决定了他特定的社会心理，如占有、攫取、打败对手、治人、人上人，把自己当成与上帝一类，每当他的目的不能轻易达到时，就指责那些不肯被忽悠的人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对各种首脑的议论，没有正义与否和是非之分，有的是随自己的意识来判定，很少考虑国家、民族、大众的利益。举凡李光耀接触过的人物，欧美、亚非不管是国家首脑还是普通官员，都在他品头论足之列。对自己的僚属如吴庆瑞、吴作栋等等就更不用说了。

　　李光耀臧否人物，娓娓道来，就如同瀑布一样，居高而下，滔滔不绝。伟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显豪迈气势，文韬武略展现地淋漓尽致。而李光耀就像街坊乡里，负曦闲谈，“邻居一杆秤，街坊千面镜”一样，让人感觉到的是小妇人家的絮聒。

　　李光耀对印尼总统苏哈多最为推崇。“苏哈托同苏加诺总统恰恰相反，是个谨慎细心、思想缜密的人。他性格内敛，纵有滔滔辩才”，“虽然态度谦卑友善，他却有顽强不屈的意志，决定要做的事，就不容任何人反对。我欣赏他，相信彼此可以愉快相处。”“苏哈托总统的个性、脾气和宗旨使我个人能跟他建立友好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福气。”“他是一个沉默有礼的人，只是比较拘泥于仪式和礼节。”“这些年的相处使我发现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不轻易做出承诺，但是说过的话一定履行。言行一致，贯彻始终是他最大的长处。”

　　李光耀很清楚苏哈多是一个双手沾满印尼人民和华人鲜血的刽子手，“9月30日的‘九三零’事件，指挥特种部队的苏哈托将军……随后又发生成千上万个（估计有50万人）所谓共产党支持者遭屠杀的事件。死者包括一些华人，这些已经吸引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

　　李光耀也知道苏哈多家族贪得无厌。“总统儿女所享有的经济特权……由于子女们对每一个有利可图的合约和垄断行业都插上一脚，而且介人的程度有增无减，苏哈托面对的问题雪上加霜。……在苏哈托心里，作为堂堂的印尼总统，他是一个泱泱大国的苏丹中之苏丹，膝下子女自然应该享有和梭罗苏丹的王子、公主们一样的特权。给予他们这些特权，他一点也不觉得愧疚，因为这是他当苏丹霸主的权利。”

　　对于犯下残杀人民的罪犯和极端贪腐的总统，是一个“态度谦卑友善”、“沉默有礼的人”吗？“使我个人能跟他建立友好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福气”？

　　李光耀真会为苏哈多着想，苏哈多的下台，不是苏哈多本人有问题，而是他的子女“行为过分”，对苏哈多的覆灭觉得惋惜，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对这样一个领袖来说，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真是个人极大的悲哀。在这种非常时刻，向来在判断和任用手下方面特具慧眼的他，却选错对象出任要职。他犯下的错误对自己、对国家都贻害无穷。”“我不明白他的子女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财富。若不是因为他们行为过分，苏哈托在印尼史上将能占有不同的地位。”“我观看了他宣布辞职的电视广播，为他无法更体面地引退而叹息。”

　　在和美国总统谈到苏哈多的去留时，李光耀“我却指出，苏哈托继续执政才是上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继承苏哈托的总统有那种能耐推行基金组织开出的严格条件。克林顿政府对这个观点无法认同，坚持务必推行民主，根绝贪污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反正冷战已经成为过去，没必要再‘纵容’（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时使用的字眼）”。克林顿这里说的“纵容”，说明了过去美国是“纵容”苏哈多的。克林顿说的“根绝贪污和侵犯人权的事件”不就是“纵容”苏哈多贪腐，“纵容”苏哈多杀人吗？李光耀和克林顿无意中透露了1965年9·30政变背后的黑手是美国！

　　李光耀难得不提自己的功劳，把苏哈多捧上了天，东盟国家的经济欣欣向荣是“苏哈托穷一生精力，稳定印尼局势和振兴国家经济。他所推行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让所有的东盟国家经济能在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欣欣向荣。那是东南亚的黄金时代。”但还是加了一句“我和苏哈托的交情，克服了印尼人和新加坡华人之间的无数偏见。”靠着两个惺惺相惜的好友的“交情”，就“克服了印尼人和新加坡华人之间的无数偏见”，在印尼人民的一片哀号声中，李光耀和苏哈多颇有英雄创世纪的荣耀！

　　李光耀对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卡诺就不客气了，“3个小时后抵达马六甲，他竟然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说着——声音悦耳，充满感情，能令群众和他一起高呼狂叫。……我对这次谈话空洞无物感到失望。”“能令群众和他一起高呼狂叫”的演说，会是“空洞无物”的吗？

　　就因为彼此有着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李光耀和苏哈多对处理国内外的事务极为契合，比如对越南战争后的局势，恐共防共的相通心理，“美国一旦撤军，对本区域稳定的冲击非同小可。共产势力一旦在越南和柬埔寨获得胜利，很可能使泰国改变态度。调整和适应新崛起的强权是泰国一贯奉行的政策。苏哈托总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发现彼此对本区域的危机和发展，有一些不谋而合的见解，新印两国才算在心理上靠近一步”，“东盟如果继续这种各自为政的做法，径自迫不及待地承认越南的新共产政府和红色高棉，那么，我们坚持对抗共产势力的意志迟早要崩溃。他意识到独新、印看法相近，在情绪上也不谋而合”。

　　反共反华，断绝华族与中华文化的纽带，禁止和消灭华文教育的一致，哥俩惺惺惜惺惺，就不足为奇了。因此，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人以群分！

　　对泰国政要，李光耀同样是以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就因为克立·巴莫“对美国不再有信心”，而李光耀却认为“我说我们不该就此认定美国已不成气候，美国国会必定将因形势使然而改变态度”，李光耀就“我觉得他精明，达观，善滤，不过有时候却显得轻浮。他能言善道，动作和表情丰富，可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他真的有志于政治。”

　　李光耀在和邻国首脑交往中，惯常于居高临下，视对方为小辈，讥讽对方经济的落后，难得见他的赞语。对马来西亚如此，对菲律宾、泰国、文莱等国也如此，而且常会口出狂言，凸显自己的“霸气”。

　　“我们下榻雅加达的德因德斯酒店，按照当地标准，它相当于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可是天啊，一碰上下雨，酒店屋顶就漏水，酒店员工则立即搬出洗脸盆、水桶，若无其事地去盛滴答的雨水。我一时疏忽，没发现房门是闩在墙壁上的，结果一拉，没把门给关上，倒把插锁连带灰泥一起拉了下来。当天下午回到酒店，已经修好了——把一张纸贴在破损的墙上，刷上灰水了事。”“我亲眼见过雅加达居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那里的人无论冲凉、洗衣、淘米或大小便，一概公开地在河里解决。”

　　李光耀的狂妄和自大，似乎他抓一把土撒在武吉知马山上，山就增高了。

　　李光耀对苏哈多说：“最重要的是，他信不过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告诉他，我不会让中国势力伸入东南亚的。这是我们双方取得的关键性共识，他对我的立场深信不疑。”

　　号称世界最强大的美国，都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回三八线；在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人民把美国打得落荒而逃；1962年中印战争中，看热闹的西方人嘲笑印度人逃得比非洲的斑马还快，把自称新兴国家老大哥的印度永远打成了小弟弟。弹丸小岛和李光耀靠什么力量什么实力“我不会让中国势力伸入东南亚”？有一个笑话：一只蚂蚁在路上看见一头大象，蚂蚁钻进土里，只有一只腿露在外面。小兔子看见，不解地问：“为什么把腿露在外面？”蚂蚁说：“噓！别出声，老子绊它龟儿子一跤！”

　　中印半岛的抗美力量如席卷之势，最终美国落荒而逃，骨牌论甚嚣尘上。“1975年9月在巴厘岛与苏哈托重逢。当时共产势力正如日中天，来势汹汹，转眼就要吞没整个东南亚似的……他征求我对越战的看法，我说自一年前会面至今，局势发展越来越不乐观。尼克松总统辞职了，无论福特总统意愿如何，美国国会势在必行，决意把对越南和柬埔寨的援助削减一半，这两个政体恐怕难以长久维持。这一番看来前景暗淡无望的评析，使苏哈托忧心忡忡。”

　　对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对中国的态度，李光耀很不以为然。“敦拉扎克先于1974年5月访问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在金边失守后，马上承认当地的红色高棉政权。”

　　“结果克立在1975年6月西贡沦陷两个月后，到北京访问时，还是同中国建交。”“由于泰国曾大力支持美国，甚至提供庞大的空军基地供美国部队使用，让美军能够轰炸北越，因此他（泰国首相他农）忧心忡忡——北越所采取的敌对和报复的态度。是不容掉以轻心的。”陆军总司令“克良萨立场已定，他决定豁出去，站在最前线，把泰国的生死托付中国。”

　　菲律宾“对越南侵占柬埔寨一事，我们的看法却存在严重的分歧。他虽然在形式上谴责越南的侵占行动，却并不担心它会危及菲律宾，反正菲越之间隔着一大片南中国海，又有美国海军随时保护菲律宾的安全。因此，在柬埔寨问题上，菲律宾并不积极。”“马科斯总统不久前访问北京时，发表华丽浮夸的演讲那样，口口声声歌颂共产党政权。”

　　从李光耀的语气看来，苏哈多“忧心忡忡”；马来西亚急着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在金边失守后，马上承认当地的红色高棉政权”；泰国也“在1975年6月西贡沦陷两个月后，到北京访问时，还是同中国建交”“把泰国的生死托付中国”，菲律宾则“并不担心”。“在苏哈托看来，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局势正不断恶化，东盟如果继续这种各自为政的做法，径自迫不及待地承认越南的新共产政府和红色高棉，那么，我们坚持对抗共产势力的意志迟早要崩溃。”

　　唯独李光耀显得淡然自若，稳坐钓鱼船，还对邻国首脑献计献策，安抚他们的忐忑不安，还妄言“我不会让中国势力伸入东南亚”“我绝不容许岛国成为中国或苏联利用的对象”，这样的妄言还得到他们的接受，“看得出这一番话令他释然”。

　　印尼总统瓦希德在李光耀面前“他戏虐地说：‘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为女人疯狂；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为金钱疯狂；第三任总统（哈比比）纯粹就是疯狂。’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儿问他：‘第四任总统呢？’他想也不想就回答：‘做戏。’一言概括了他在印尼所充当的角色。”而李光耀呢？却只会说大话，没有自知之明，不像印尼总统瓦希德那样坦率。

　　其实，李光耀在邻国首脑面前，是故作镇定，内心是害怕的。“我担心泰国局势继南越和柬埔寨成为共产国家之后，会变得不稳定，新马将因此四面楚歌。”

　　等到中印半岛局势稳定，各国积极发展经济的时候，李光耀觉得有义务给各国领导人指点迷津，大展身手当老师的机会来了。

　　有政治认识的人都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外延，一切外交活动都是以内政为基础的。而内政是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基础，国内政治形势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同时国际关系又影响着国内政治的发展。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讨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而李光耀却津津乐道于他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政策。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与李光耀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邓小平……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其实，这只是李光耀孔子门前卖《论语》，关公面前耍大刀。1977年7月16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一上台，认为国内外已经没有阶级斗争，抛弃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内政外交政策。内政方面制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摸论”“猫论”替代了马列毛，一切向钱看；对外方面停止了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礼送”驻中国各国革命组织代表团和工作人员、家属出境，把老祖宗教导的“国际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1980年12月，邓小平亲自出面作陈平工作，1981年6月30日“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停播，哪是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突然问道”听取了李光耀的“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一席话就彻底改变了对外政策？一个960万平方公里，飞机飞了三个小时还在中国的大国外交政策，竟会因一个719平方公里，飞机一上天就到国外的小岛总理的一句话就翻了个儿，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至于海外华人华侨的问题，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就和印尼政府解决了华人华侨的问题，不承认双重国籍，呼吁华人遵守居住国的法律，效忠入籍国。中国的中央广播电台向外广播，除了普通话之外，还有其他众多语种，李光耀胡说什么“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都是不实之词，是故意诬蔑中国。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像这一类混淆黑白的表述俯拾皆是。

　　1978年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来新加坡访问时，李光耀对他说“除非美国指示世界银行给越南提供无条件的低息贷款，让它进行重建，同时美国的大银行认为在越南投资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越南经济起飞不了”，还劝范文同说“最好的催化剂是那些流亡海外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回来，为启动南方的经济尽力。”“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显示我的意见起了作用”，越南领导层的变动也是李光耀劝告的结果，“我相信年轻一代接班后，越南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1997年9月，领导层出现了一次重要变动，……这些都是使领导层年轻化的重要步骤。”

　　李光耀对缅甸领导人可说是循循善诱，“同年9月，他的总理貌貌卡到新加坡访问，……我向貌貌卡建议让缅甸开放，建造酒店，在仰光到曼德勒和蒲甘之间，安排安全的飞机。这将能吸引很多旅客，可以赚取可观的收入。”

　　可让人觉得讽刺意味和啼笑皆非的是，李光耀竟劝告缅甸领导人释放昂山素季“直至1993年，缅甸的一位主要领导人钦纽中将在新加坡同我会面时，……他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话，……钦纽负责的是情报工作，……我请他重新检讨对缅甸国父和首任总理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的政策。……他们不可能永远把她关起来，这么做只会使她继续让这个政权受窘。”

　　李光耀还真会伪装成君子，缅甸军政府只是将昂山素季一人软禁在家，自己却监禁在野党议员谢太宝32年，还有众多像林福寿、傅树介、赛·查哈利、何彪、李思东、庄明湖、蔡伟潘、陈锦福、蔡纪成、钟纪光等等关押十多二十年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些人还要经常被单独监禁经受各种折磨。虽受到国际人权组织一再谴责，李光耀总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行动党政权是不是会“受窘”呢？李光耀是客家人，不知是否听过“一时不偷鸡就装老大”这个客家谚语？

　　林福寿医生2009年11月14日在一个新书发布会上演说时说：“在经过了9年的囚禁后，他们要我发表一篇声明书，首先，要表达支持所谓的新加坡民主体制，其二，要表示放弃从事政治。我告诉他们，这两个要求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如果确实是有国会民主，我就没有必为要放弃政治话动。他们于是说：‘你必须讲一些悔悟的话，要不然李光耀会很没有面子。’”为了维护李光耀的“面子”，竟多囚禁了林医生11年！

　　李光耀还建议缅甸学一学印尼，“丹瑞将军（总理兼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在1995年6月到新加坡访问时，我建议他到印尼走一趟，看看印尼如何从苏哈托将军刚接管时的军人掌政制度过渡到民选总统制。”老师教导学生还真有一套。

　　对柬埔寨，李光耀可就不很客气了，原因是西哈努克想要与红高棉结盟，“1981至1991年之间，我同西哈努克的儿子拉那烈亲王见过几次面。……那年8月我们在新加坡会面时，我警告他联合政府是个不稳妥的安排。”

　　在共和联邦会议上，李光耀对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评价和对非洲国家的评价截然不同。对英国等发达国家尊敬有加，对非洲各国则认为“我已经认定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根据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游戏规则。”

　　“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追述非洲人民在白人殖民者手中惨受折磨的残酷遭遇，中间突然哭泣起来，手指抓住白色手帕的一角按着双眼擦泪。第一次见到他流泪的人总会受到感动。但是，频频重复，几乎在每一次共和联邦会议上，只要提到白人主宰非洲人民的时候就上演，久而久之便成了习以为常的一幕。”

　　“乌干达总统米尔顿·奥波特有别于卡翁达或尼雷尔。当他谈到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时，他会咬牙切齿，语气里充满深刻的仇恨。我觉得他的神情和眼光有一股邪气。”

　　“从1月14日至22日，全部13段讨论会我都得从头听到尾。除了聆听一段又一段答非所问的老调以外，别无选择，简直是活受罪。”

　　“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有同感，非洲领袖偏向使用联合国式的外交术语令他觉得遗憾。我说，第三世界领袖在那么多高谈阔论属家常便饭的国际会议上互相影响，难免会出现这种现象。”

　　李光耀深受殖民统治者的照顾，怎能体会非洲人民遭受殖民统治的苦难？

　　谈到东南亚问题，李光耀倒是说出了根本所在：“我谈到东南亚的问题。我说越南的问题是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冲突，双方谁也不肯让步，深知哪一方屈服就会丧失整个地区。我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到南越去，并不是纯粹为了捍卫民主和越南的自由：他们也在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

　　李光耀的臧否人物指点外国首脑的语气一般是不容置疑的。

　　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下》)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引用王勉的话来诠释：“王勉曰：学问有余，人资于己，以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好为人师，则自足而不复又进矣，此人之大患也。”

　　老外不懂得孔孟学说也就罢了，李光耀却不无骄傲地引用美国大使的话来证明自己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布什当时也在场的美国大使霍尔德里奇，20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李光耀，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听他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他肯定是一名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多年来连同支持者致力于向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灌输儒家价值观。’”

　　既然“美国大使霍尔德里奇曾经在多个场合听他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怎能是孔孟信徒？弘一大师说：“内不欺已，外不欺人。”李光耀内既欺已，外又欺人，说李光耀“肯定是一名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多年来连同支持者致力于向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灌输儒家价值观”开的是国际玩笑，纯属瞎扯。

　　“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李光耀镇压异己，暴戾地关押谢太宝32年，关押林福寿医生等人十几二十年，他们在黑牢里经受了多大的精神折磨，毁掉了多少人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一点人道都没有，罪孽深重。科学研究：对人最为残酷的折磨，就是断绝所有外界的音信。李光耀身上哪有丁点的“仁”的影子？

　　2009年4月11日新加坡文献馆《答〈邓小平说借鉴新加坡只是客套话〉？》一文中有一段话：“失去人生自由32年的谢太宝认为‘斗争非反对任何个人，而是反对不公正的政策与制度’所以‘并无对任何人怀恨在心，包括当年囚禁他的李光耀及那些残酷对待他的人。’”谢太宝的胸怀何等宽大，李光耀呢？在回忆录里还在咒骂贬损谢太宝“尽管共产主义，在全球各地已经崩溃，却有一个人在被拘留了20多年后仍旧拒绝放弃它，这个人就是谢太宝。他生性固执，对被误导的信念仍坚定不移。他虽然是马共分子，却极力否认同情或同共产主义有关系。……1998年，当局终于解除对他的所有限制。然而他还是不能接受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已经破灭的事实，继续否认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充分利用西方媒体对人权课题的热中来引起注意。”（《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第133页）

　　从李光耀的言行来看，李光耀只是有孔家的虚伪礼仪没有真正哲学的政客。孔孟之道的“仁义礼智信”，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忠诚”，落脚点和最终的收益者是“皇上”。黑格尔说，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皇上。李光耀这个新加坡的“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的“皇上”，哪能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

　　总之，李光耀臧否人物，口气之大与一个弹丸小岛首脑的身份很不相称。他语气中总是以布道式语言，以真理的发言人身份说话，直截了当，不加掩饰，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显得自己站在了真理一边，官气、架子、资格十足，好像全世界的真理就装在他一个人的头脑里，可问题是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人。

　　其实，一个小岛，经济仰赖外国，安全更仰赖外国，生存术应该像司马迁说的“齐人多匿智”，而李光耀却处处“显智”，好为人师，违反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惯常的相处规则，就如杨度《湖南少年歌》所唱的“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是人都知道，李光耀的言行离孔孟之道太远了。